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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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叫张伟的投资人确实很愿意配合警方，现在留在展厅里的，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第一，是画廊核心团队：小郭、几名销售、助理小王，以及两名安保人员。

第二，是仍未离开的重要来宾：江铭、以及还有几位和张伟说明了情况于是自愿要留下来的两三位与展览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客户。

第三，就是一些闲散的画廊工作人员。

第一类人会掌握更多的信息，但她们也最有可能因为主观意见而忽视细节；第二类人比谁都想知道真相，毕竟这事关她们的利益，但她们也最有可能扯谎；第三类人可能无法提供太多情报，但说不定就会有什么想不到的线索。

“现场暂时封闭。”齐浩然对安保人员说，“除了必要的工作人员，其她人请集中到休息区，逐一登记身份和联系方式。”

安保人员立刻执行。人群在短暂的骚动后开始移动，低声的议论像暗流一样在空气中扩散。

齐浩然重新把注意力放回时间线上。下午三点，人多而杂，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时间窗口。死者在那个时候出现，随后消失，而直到现在才以这种方式重新“出现”在作品里。

这意味着，死亡发生的时间，很可能就在那段混乱的时段之后不久。

“我们需要一份完整的活动时间表。”她对小郭说。

小郭立刻让小王调出电子日程。平板屏幕上清晰地列着当天的安排：

14:00–16:00媒体与核心VIP导览

16:30–18:30正式VIP预览与开幕仪式

18:30以后VVIP私享预览准备

“也就是说，”齐浩然低声总结，“三点到四点之间，是媒体和VIP同时在场的交叠期。之后媒体陆续离开，现场开始为正式开幕做准备。”

周淼点头：“如果有人想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带走一个人，那是最合适的时段。”

第104章审问

这个案子，说复杂，不如说是恶心。

因为犯人，在这样紧促的时间里，要么带着尸体在大庭广众之下离开——那就会十分显眼；要么就索性还没有彻底抛尸。

而把死者做成了展览品这种事，也不太像是外面的客人做的。

因此，只要方向准确，也许，她们今晚就可以找到结果。

先不谈证据，只说感觉，周淼和齐浩然都不认为会是姚婉婷所为。尤其是周淼，一整个晚上她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姚婉婷的脸。

姚婉婷在得知这件事后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但那种震惊很快被另一种更复杂的情绪覆盖——兴奋。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极端事件的敏感与好奇。当确认死者身份后，她的嘴角甚至浮现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目光缓慢地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像是在评估某种隐秘的关系网络。

周淼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

作为侧写师，她清楚这些细节暂时还不足以进入证据链，但它们像散落的拼图碎片，总有一天会拼出完整的图案。姚婉婷的反应只说明一件事：她并不知情，但她很快意识到，这起死亡与她的私人关系网有关。

而死者确实是今天下午才遇害的，甚至就在馆内遇害，那么时间窗口已经被压缩到极短的区间。

齐浩然迅速做出部署。

“第一组，”她对身旁的警员说，“去调监控，重点看三点到四点半之间。所有出入口、后台通道、货运电梯，一个都不要漏。找有没有人带着大件物品移动，或者行为异常。”

“第二组，对整个画廊做地毯式搜索。储藏间、后台、临时工作室、清洁间，全都查。注意保存现场，不要破坏可能的痕迹。”

警员们分头行动，脚步声迅速在空旷的展厅里散开。

是的，摆在她们面前的关键问题只有一个：三四点左右作品还正常，等到清场、修整、准备进入私人预览环节时却变成了这样。这意味着，凶手要么是画廊内部人员，要么至少得到了内部配合。

而且，周淼认为，凶手固然不是姚婉婷，也很大可能和她有关系。

这点很让人无奈。

如果把所有情绪和这些光怪陆离的艺术成分剥离，那么这起案件就在结构上呈现出一种相当典型的特征：因亲密关系而生的暴力行为。

在统计意义上，大多数非随机的凶杀案，都发生在熟人网络之内。原因很简单——动机往往诞生于长期的情感积累，而不是瞬间的陌生冲突。

爱慕、忮忌、占有欲、羞辱感以及被抛弃的恐惧，这些情绪本身并不罕见，但在某些人格结构里——尤其是某些性别常有的外化的特点之中——它们会被放大成一种必须通过行动来解决的压力。

姚婉婷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

她作为个性极强的一位艺术家，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个象征性中心。围绕她形成的关系网，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等的情感结构。

对她来说，她是主导的一方，她的地位与魅力使得她轻易地可以逆转常见的亲密关系里的权力结构以及操控对方；可是对于另一方来说，她也是被投射意义的对象。

包括姚婉婷自己的认知和其她人给出的那些艺术圈常见八卦来看，围绕着艺术家们的总是不断向她们投注期待与欲望的人。

在这样的结构里，个体很容易把自我价值与她的回应绑定在一起。

当这种绑定出现裂痕时，暴力的可能性就会显著上升。

周淼在心里迅速列出几种典型犯罪心理。

第一种，是占有型动机。凶手无法接受自己在关系中的边缘化，于是通过极端行为试图重新确立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尸体的处理方式往往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它既是对对象的惩罚，也是对外界的宣告。

第二种，是替代理念的献祭。当某人把艺术、信仰或某种抽象价值内化为个人身份的一部分时，他可能会把暴力合理化为“更高目的”的手段。死亡被重新设计为仪式，而不是犯罪。

第三种，是叙事操控。凶手并不单纯追求杀戮本身，而是试图通过案件塑造一个公众故事。在这种模式下，现场的布置往往高度戏剧化，目标是引导观者自动得出某种结论。凶手甚至也不追求作案的隐秘性。

眼前的案件同时具备这三种路径的痕迹。

死者与姚婉婷的亲密关系，使他成为情感张力的天然节点；而尸体被嵌入艺术装置的方式，则明显超出了单纯毁灭的需求，更接近一种被精心设计的叙事与艺术行为。

这意味着，凶手不仅认识姚婉婷，也在试图理解她的艺术语言，甚至清楚公众会如何解读她的作品。换句话说，凶手很可能来自她的近身圈层——那些既接触得到她的私人生活，又参与她的创作生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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