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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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第2页）

水根哆嗦着伸出早已肿痛的左手。“啪！”又是一板子，手心瞬间一道红棱子鼓起来。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死咬着嘴唇不敢哭出声。班里的规矩，挨打时嚎啕大哭，罚得更重。

石娃在一旁看着，手心也隐隐作痛。他想起自己刚入班时，因为一段西皮流水的气口总找不准，没少挨这竹板子。那时教他功架的师父说过：“戏是苦虫，不打不成。今天板子上的疼你记住了，上了台才忘不了！”

这看似残酷的“打戏”，是旧式科班乃至许多戏班维系艺术水准的铁律。台上光彩照人的一招一式，都是台下用汗水和血泪换来的。

上午说戏排戏，更是丝毫不能差错。

今天排的是《白水滩》十一郎的棍花。扮演十一郎的武生“小山东”有个转身接棍的动作，连续几次都没到位。说戏的师父（由班里的老生演员兼任）二话不说，抄起用来示范的白蜡木棍，照着他腿弯就是一下：“轴心！记住轴心！腰是轴，腿是根！你这乱转个什么劲儿！”

小山东一个趔趄，疼得龇牙咧嘴，却立刻爬起来，重新摆好架势。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大家都这么过来的。错了就得认罚，直到练对为止。后台墙上，不知哪辈子留下的斑驳字迹“不打不骂不成材”，像一道无形的鞭子，悬在每个人头上。

即便是石娃这样已然成角的“小老板”，也免不了受罚。

一次日场戏，石娃唱《空城计》，因前晚着凉，嗓子有些发干，一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散”字的高腔没完全顶上去，微微有些“飘”。台下普通观众未必听得出来，但谭鑫培在侧幕听得真切。

戏一落幕回到后台，谭鑫培脸色就变了。他让石娃伸出手，拿起那把专门责罚大人、更厚实的梨木戒尺，重重打了三下。石娃的手心立刻红肿起来，火辣辣地疼。

“知道你嗓子不适，”谭鑫培的声音冷得像冰，“但既然上了台，就没有‘不适’这两个字！观众花钱买票，是来听你‘散淡’还是听你‘飘’？一句不稳，满盘皆输！今天这三尺子，是让你记住，角儿不是那么好当的！你肩膀上扛着整个班子的名声！”

石娃低头称是，心中并无怨恨，只有惭愧。他知道，师父打他，打的是他对艺术的懈怠，是对观众的不敬。在这行里，“疼”是最好的老师。

当然，也有温情的一面。

晚上，师娘（谭鑫培的妻子）会悄悄煮了鸡蛋，用温热的鸡蛋给水根和石娃滚肿痛的手心。一边滚，一边低声念叨：“你师父也是为你们好……这碗开口饭，不容易吃。现在多受点罪，将来才能成器，才能不受外人的气。”

水根抽噎着点头。石娃看着师娘灯下慈祥而疲惫的脸，再看看自己红肿的手心，心中五味杂陈。这严厉到近乎残酷的日常，与师娘悄然的关怀，共同构成了戏班生活的一体两面。它磨砺着人的技艺，也锻造着人的心性。

在这日复一日的“打骂”与苦练中，戏班的艺术根基在济南这块土地上，一点点扎得更深。他们用这种最传统、也最残酷的方式，守护着安身立命的根本，也等待着真正属于他们的风云时刻。

;明湖居的首演成功，像在济南梨园这潭深水中投下一块石头，涟漪过后，戏班迎来的并非持续的喝彩，而是日复一日、更为枯燥严酷的“磨活儿”。济南观众认的是真本事，一点含糊不得，这逼得谭鑫培对班内子弟的要求，比在上海时更加严厉。

天不亮，院子里的寒气还刺骨，板子声就先于吊嗓声响起来了。

“啪！啪！”

清脆的竹板子落在皮肉上的声音，伴随着压抑的呜咽，是每日的晨课。

挨打的是班里一个叫“水根”的十二岁男孩，学武丑的。刚才走“矮子步”绕场时，偷懒晃了一下，被谭鑫培一眼瞥见。

“腿软了？早上那碗粥白喝了？”谭鑫培面沉似水，手里掂量着那根油光水滑的竹板，“丑行的功夫在腿上！下盘不稳，上了台就是丢人现眼！伸手！”

水根哆嗦着伸出早已肿痛的左手。“啪！”又是一板子，手心瞬间一道红棱子鼓起来。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死咬着嘴唇不敢哭出声。班里的规矩，挨打时嚎啕大哭，罚得更重。

石娃在一旁看着，手心也隐隐作痛。他想起自己刚入班时，因为一段西皮流水的气口总找不准，没少挨这竹板子。那时教他功架的师父说过：“戏是苦虫，不打不成。今天板子上的疼你记住了，上了台才忘不了！”

这看似残酷的“打戏”，是旧式科班乃至许多戏班维系艺术水准的铁律。台上光彩照人的一招一式，都是台下用汗水和血泪换来的。

上午说戏排戏，更是丝毫不能差错。

今天排的是《白水滩》十一郎的棍花。扮演十一郎的武生“小山东”有个转身接棍的动作，连续几次都没到位。说戏的师父（由班里的老生演员兼任）二话不说，抄起用来示范的白蜡木棍，照着他腿弯就是一下：“轴心！记住轴心！腰是轴，腿是根！你这乱转个什么劲儿！”

小山东一个趔趄，疼得龇牙咧嘴，却立刻爬起来，重新摆好架势。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大家都这么过来的。错了就得认罚，直到练对为止。后台墙上，不知哪辈子留下的斑驳字迹“不打不骂不成材”，像一道无形的鞭子，悬在每个人头上。

即便是石娃这样已然成角的“小老板”，也免不了受罚。

一次日场戏，石娃唱《空城计》，因前晚着凉，嗓子有些发干，一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散”字的高腔没完全顶上去，微微有些“飘”。台下普通观众未必听得出来，但谭鑫培在侧幕听得真切。

戏一落幕回到后台，谭鑫培脸色就变了。他让石娃伸出手，拿起那把专门责罚大人、更厚实的梨木戒尺，重重打了三下。石娃的手心立刻红肿起来，火辣辣地疼。

“知道你嗓子不适，”谭鑫培的声音冷得像冰，“但既然上了台，就没有‘不适’这两个字！观众花钱买票，是来听你‘散淡’还是听你‘飘’？一句不稳，满盘皆输！今天这三尺子，是让你记住，角儿不是那么好当的！你肩膀上扛着整个班子的名声！”

石娃低头称是，心中并无怨恨，只有惭愧。他知道，师父打他，打的是他对艺术的懈怠，是对观众的不敬。在这行里，“疼”是最好的老师。

当然，也有温情的一面。

晚上，师娘（谭鑫培的妻子）会悄悄煮了鸡蛋，用温热的鸡蛋给水根和石娃滚肿痛的手心。一边滚，一边低声念叨：“你师父也是为你们好……这碗开口饭，不容易吃。现在多受点罪，将来才能成器，才能不受外人的气。”

水根抽噎着点头。石娃看着师娘灯下慈祥而疲惫的脸，再看看自己红肿的手心，心中五味杂陈。这严厉到近乎残酷的日常，与师娘悄然的关怀，共同构成了戏班生活的一体两面。它磨砺着人的技艺，也锻造着人的心性。

在这日复一日的“打骂”与苦练中，戏班的艺术根基在济南这块土地上，一点点扎得更深。他们用这种最传统、也最残酷的方式，守护着安身立命的根本，也等待着真正属于他们的风云时刻。

;明湖居的首演成功，像在济南梨园这潭深水中投下一块石头，涟漪过后，戏班迎来的并非持续的喝彩，而是日复一日、更为枯燥严酷的“磨活儿”。济南观众认的是真本事，一点含糊不得，这逼得谭鑫培对班内子弟的要求，比在上海时更加严厉。

天不亮，院子里的寒气还刺骨，板子声就先于吊嗓声响起来了。

“啪！啪！”

清脆的竹板子落在皮肉上的声音，伴随着压抑的呜咽，是每日的晨课。

挨打的是班里一个叫“水根”的十二岁男孩，学武丑的。刚才走“矮子步”绕场时，偷懒晃了一下，被谭鑫培一眼瞥见。

“腿软了？早上那碗粥白喝了？”谭鑫培面沉似水，手里掂量着那根油光水滑的竹板，“丑行的功夫在腿上！下盘不稳，上了台就是丢人现眼！伸手！”

水根哆嗦着伸出早已肿痛的左手。“啪！”又是一板子，手心瞬间一道红棱子鼓起来。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死咬着嘴唇不敢哭出声。班里的规矩，挨打时嚎啕大哭，罚得更重。

石娃在一旁看着，手心也隐隐作痛。他想起自己刚入班时，因为一段西皮流水的气口总找不准，没少挨这竹板子。那时教他功架的师父说过：“戏是苦虫，不打不成。今天板子上的疼你记住了，上了台才忘不了！”

这看似残酷的“打戏”，是旧式科班乃至许多戏班维系艺术水准的铁律。台上光彩照人的一招一式，都是台下用汗水和血泪换来的。

上午说戏排戏，更是丝毫不能差错。

今天排的是《白水滩》十一郎的棍花。扮演十一郎的武生“小山东”有个转身接棍的动作，连续几次都没到位。说戏的师父（由班里的老生演员兼任）二话不说，抄起用来示范的白蜡木棍，照着他腿弯就是一下：“轴心！记住轴心！腰是轴，腿是根！你这乱转个什么劲儿！”

小山东一个趔趄，疼得龇牙咧嘴，却立刻爬起来，重新摆好架势。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大家都这么过来的。错了就得认罚，直到练对为止。后台墙上，不知哪辈子留下的斑驳字迹“不打不骂不成材”，像一道无形的鞭子，悬在每个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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