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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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的天下观与王道理想（第2页）

（一）“遐迩一体”：儒家“天下观”的空间与伦理维度

儒家“天下观”并非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包含“空间—伦理—政治”三重维度的体系，“遐迩一体”正是这一体系的集中体现：

空间维度：“圈层式”的天下结构

儒家将“天下”分为三个圈层：核心圈层为“王畿”（君主直接统治的区域，即“迩”），中间圈层为“诸侯封国”（如周朝的齐鲁燕卫，属于“近遐”），外围圈层为“蛮夷戎狄”（如“戎羌”，属于“远遐”）。这一圈层结构的核心逻辑是“由近及远，由内及外”——君主先治理好王畿，再通过诸侯影响边疆，最后通过教化同化“蛮夷”，实现“遐迩一体”。这种结构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边界式”划分，而是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弹性空间”，只要认同儒家文化，无论地域远近、族群差异，均可纳入“天下”体系。

典型案例如周朝的“分封制”：周天子将王畿之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需“尊王攘夷”（尊重周天子，抵御蛮夷），同时将儒家礼仪（如周礼）传播到封地；对于远方的“蛮夷”，则通过“朝贡制度”（如楚国向周天子进贡“苞茅”）使其归附，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遐迩一体”格局。

伦理维度：“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共同体意识

儒家“天下观”的本质是“伦理共同体”，“遐迩一体”的核心不是“疆域统一”，而是“伦理统一”。《论语?颜渊》中，孔子的弟子子夏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即认为天下人无论地域、族群，都应遵循“仁、义、礼、智、信”的伦理规范，形成“兄弟般”的联结。这种伦理联结，是打破“遐迩隔阂”的关键——只要认同“仁”的价值观，远方的“戎羌”也可与中原百姓成为“一体”。

孟子进一步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仁政”是“统一天下”的根本：“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这里的“天下顺之”，正是“遐迩一体”的伦理基础——君主推行“仁政”，则无论近处百姓还是远方族群，都会主动归附，形成伦理共同体。

（二）“率宾归王”：儒家“王道”政治的核心逻辑

“率宾归王”并非“君主专制”的体现，而是儒家“王道”政治的必然结果。儒家将政治分为“王道”与“霸道”：“王道”以“德治”为核心，通过教化与仁政赢得归附；“霸道”以“武力”为核心，通过征服与威慑实现服从。“率宾归王”强调的是“王道”逻辑，其核心包含三个层面：

君主德行：“为政以德”的前提

儒家认为，“率宾归王”的基础是君主具备“仁德”。《论语?为政》中，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主若以“德”治国，就会像北极星一样，让天下人主动围绕（归附）。这种“德行”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具体的治国实践：如尧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舜的“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尚书?舜典》），都是通过“德行”实现“万邦归附”，即“率宾归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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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编纂《千字文》时，将“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育黎”置于“率宾归王”之前，正是遵循这一逻辑：君主先“问道”（学习治国之道）、“爱育百姓”（推行仁政），具备了“德行”，才能实现“率宾归王”。

教化优先：“以德服人”的路径

儒家反对以武力强迫“归附”，主张通过“教化”让远方族群主动认同。《礼记?王制》中记载：“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即治理远方族群时，应保留其习俗，只通过“教化”（如传播儒家礼仪、伦理）统一其思想，通过“政治”（如统一制度、法律）规范其行为。这种“教化优先”的策略，是“率宾归王”的关键——让“遐方”族群在文化上认同“王”，而非在武力上屈服于“王”。

典型案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年）：孝文帝为实现“遐迩一体”，推行汉化政策——迁都洛阳、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如将“拓跋”改为“元”）、与汉族士族通婚，同时尊崇儒家文化，设立太学讲授《五经》。这些改革并非通过武力强迫，而是通过“教化”让鲜卑族认同中原文化，最终实现“胡汉一体”，为后来隋朝统一奠定了基础。

天下为公：“王”是“公共利益”的代表

儒家语境中的“王”，并非“个人权力”的象征，而是“天下公共利益”的代表。《尚书?大禹谟》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即君主若不能为天下人谋福利，就会失去天命；《孟子?离娄下》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是明确将“民”置于“君”之上。因此，“率宾归王”中的“王”，必须是“为民谋利”的君主——只有当“王”代表天下人的利益时，才能让“遐迩”之人主动归附。

唐太宗李世民（—年）正是践行这一理念的典范：他即位后推行“轻徭薄赋”“任人唯贤”“虚心纳谏”的政策，重视民生，同时对周边族群采取“怀柔”政策（如封突厥贵族为官员、与吐蕃和亲）。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这种“华夷一体”的思想，让唐朝成为周边族群共同认同的“天可汗”（天下共主），实现了“率宾归王”的鼎盛局面——突厥、吐蕃、回鹘等族群纷纷归附，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会，形成“万国来朝”的盛况。

四、实践维度：历史上“遐迩一体”的治理智慧与案例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并非停留在典籍中的理想，而是中国古代多位君主的治国实践目标。从周朝到清朝，不同朝代基于自身的政治环境，展出不同的“遐迩一体”治理模式，这些模式既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传承，也展现了古代政治智慧的灵活性。

（一）周朝：分封制与礼乐制度——“文化认同型”一体

周朝（前o—前年）是中国历史上个系统实践“遐迩一体”的朝代，其核心策略是“分封制+礼乐制度”：

分封制：空间上的“一体”架构

周天子将王畿（今陕西、河南一带，即“迩”）之外的土地分封给王室子弟、功臣与古代帝王后裔（如封周公旦于鲁、姜子牙于齐、舜的后裔于陈），诸侯需承担“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朝觐述职”的义务。这种制度将“遐方”土地纳入周天子的统治体系，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层级结构，实现了“疆域上的遐迩一体”。

对于更远方的“蛮夷”（如南方的楚、东方的夷），周朝采用“朝贡制度”——允许其保留自治权，只需定期向周天子进贡（如楚国进贡“苞茅”用于祭祀），即可被纳入“天下”体系，避免了武力征服带来的冲突。

礼乐制度：伦理上的“一体”纽带

周朝通过制定“礼”（如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与“乐”（如《诗经》中的雅乐），构建了统一的文化伦理体系。诸侯与“蛮夷”在朝觐周天子、祭祀、会盟时，需遵循统一的礼仪，这种“礼仪认同”逐渐转化为“文化认同”。例如，楚国最初被视为“蛮夷”（《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但通过学习周礼，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到春秋时期已成为“霸主”之一，主动参与“尊王攘夷”，实现了“伦理上的遐迩一体”。

周朝的实践证明，“遐迩一体”无需通过武力征服，只需通过“分封”构建政治架构，通过“礼乐”构建文化认同，即可实现“天下一统”。这种“文化认同型”一体模式，成为后世儒家治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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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朝：“大一统”与“羁縻制度”——“制度整合型”一体

汉朝（前o—o年）在周朝基础上，展出“制度整合型”的“遐迩一体”模式，核心是“大一统”思想与“羁縻制度”的结合：

“大一统”思想：政治统一的理论基础

汉武帝时期（前—前年），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汉书?董仲舒传》），将“大一统”上升为“天道”层面的必然，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统一全国思想；同时推行“推恩令”，削弱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治制度的统一”（如统一郡县制、统一法律、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打破“诸侯割据”的局面，让“迩”（王畿）与“遐”（诸侯封国）纳入统一的政治制度体系。

“羁縻制度”：边疆治理的灵活策略

对于边疆的“戎羌”等族群，汉朝采用“羁縻制度”——在边疆设立“属国”（如河西属国、金城属国），任命少数民族领为“属国都尉”，保留其族群习俗与内部治理权，但需服从汉朝中央政府的军事与政治调度。例如，汉朝对匈奴采取“和亲”与“军事打击”结合的策略，汉武帝时期击败匈奴后，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管辖西域国，让西域纳入汉朝“天下”体系，实现了“边疆与内地的遐迩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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