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重千斤(潇欠)_第27章景行维贤克念作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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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景行维贤克念作圣（第2页）

“克念”是“景行”的前提：若无内在的正念坚守，“景行”便会沦为“表面模仿”，即孔子所斥的“乡愿”（《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比如，有人效仿贤人“行善”，却出于功利目的（如求名、求利），这种“行”并非“景行”，因为其内在“念”不正——只有以“克念”为基础，“景行”才是自内心的道德实践。

“景行”是“克念”的验证：内在的“克念”是否有效，需通过外在的“景行”来验证。《大学》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诚意、正心”（克念）是“修身”的内在功夫，而“修身”的成果则体现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在实践（景行）中——若仅闭门“克念”，不践行“景行”，则“作圣”沦为空谈，即王阳明所斥的“知行分离”。

这种“内外合一”的成德之道，正是儒家修身思想的精髓：以内在的正念（克念）引导外在的行为（景行），以外在的实践（景行）巩固内在的修养（克念），最终实现“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

四、历史流变：跨时代的阐释与传承

“景行维贤，克念作圣”自《千字文》问世后，并未被束之高阁，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学者重新阐释，融入时代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史的“活命题”。这种流变，既体现了经典的生命力，也反映了儒家修身思想的演进。

汉魏时期：“贤圣”与“天人感应”的结合

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理论，将“贤”与“圣”纳入“天”的秩序中。他在《春秋繁露?实性》中说：“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此处的“成德”路径，正是“景行维贤”（人事）与“克念作圣”（天性）的结合：“天性”是“克念”的基础（人有向善之性），“人事”是“景行”的实践（通过效仿贤德完成善性）。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王弼、郭象等学者从“本体论”角度解读“贤圣”。郭象注《庄子?逍遥游》称“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将“圣”的核心从“外在事功”转向“内在逍遥”，这使得“克念作圣”的内涵更加侧重“内心的脱”，为宋明理学的“内省功夫”埋下伏笔。

唐宋时期：“道统”与“心性”的凸显

唐代韩愈提出“道统说”，将“贤圣”纳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传承体系中，强调“景行维贤”的本质是“继承道统”。他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景行”不再是单纯的“效仿个人”，而是“传承儒家之道”，赋予“景行维贤”更宏大的文化使命。

宋代是“景行维贤，克念作圣”阐释的高峰。朱熹将“克念”与“存天理灭人欲”结合，在《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克念”的过程，就是“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过程，通过探究事物之理，坚守天理，从而“作圣”；陆九渊则从心学角度解读，提出“心即理”，认为“克念”无需外求，只需“明本心”，“圣人与我同类者”（《象山先生全集?与曾宅之》），进一步降低了“作圣”的门槛，强调“人人皆可克念作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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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实学”与“践行”的回归

明代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将“景行”与“克念”的辩证关系推向极致。他在《传习录》中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克念”（知）与“景行”（行）是同一功夫的两面，没有“知”的“行”是盲行，没有“行”的“知”是空想，这正是对“景行维贤，克念作圣”的深刻诠释。

清代实学兴起，顾炎武、王夫之等学者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强调“景行”的实践性。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中说：“知行者，致知力行之谓也。致知者，知止也；力行者，守中也。知止而后能守中，守中而后能致知”——“克念”（致知）的目的是“知止”（明确道德目标），“景行”（力行）的核心是“守中”（践行道德规范），两者最终都要落到“实事实功”上，使“景行维贤，克念作圣”从“书斋功夫”转向“社会实践”。

五、文化映现：浸润传统社会的精神基因

“景行维贤，克念作圣”不仅是思想史的命题，更深度融入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基因。从蒙学教育到伦理实践，从文学艺术到社会治理，这八字思想无处不在，塑造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品格。

蒙学教育：道德启蒙的“第一课”

《千字文》自唐代起成为蒙学教材，“景行维贤，克念作圣”则是孩童道德启蒙的核心内容。古代蒙学教育有“识字与立德并重”的传统，孩童在背诵“景行维贤”时，先生会讲解“贤人的故事”（如颜回安贫、子路尚义），让“效仿贤德”成为直观的认知；在讲解“克念作圣”时，会教孩童“自省”的方法（如“每日三省”），让“坚守正念”成为日常习惯。

这种启蒙的影响是深远的：它让“贤圣”不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每个人可追求的目标；让“修身”不再是成人的责任，而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正如清代《千字文释义》序言所说：“《千字文》非仅识字之书，乃立德之基也。‘景行维贤，克念作圣’二句，实乃童蒙立身之要，终身奉行之准”。

伦理实践：君子人格的“行为准则”

在传统社会，“景行维贤，克念作圣”是君子人格的核心准则。对于士大夫而言，“景行”表现为“以圣贤为榜样，践行儒家之道”，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景行维贤”的实践；“克念”表现为“坚守初心，不被私欲诱惑”，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克念作圣”的写照。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景行”表现为“效仿身边的贤人”（如乡绅、长者），践行“孝、悌、忠、信”等基本道德；“克念”表现为“克制私欲，坚守本分”，如《朱子家训》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正是“克念”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这种“自上而下”的伦理实践，构建了传统社会的道德秩序。

文学艺术：贤圣形象的“审美表达”

“景行维贤，克念作圣”的思想也渗透在文学艺术中，成为重要的创作主题。在文学方面，古诗文中多有对贤圣的赞颂，如杜甫《咏怀古迹五》之五“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以诸葛亮为“贤”的典范，表达“景行”之志；苏轼《赤壁赋》“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则通过“自省”表达“克念”之心。

在艺术方面，传统绘画中有大量“圣贤图”（如《孔子行教图》《尧舜禅让图》），这些图像并非单纯的肖像画，而是“景行维贤”的视觉载体——人们通过观看圣贤图像，激效仿之心；书法作品中，《千字文》是历代书法家的必写内容，如智永《真草千字文》、怀素《小草千字文》，书法的“气韵”与文字的“义理”结合，使“景行维贤，克念作圣”的思想通过笔墨传递给后人。

六、当代回响：古今贯通的修身智慧

在现代社会，“景行维贤，克念作圣”并未过时，反而因其“内外兼修”的特质，成为应对当代社会问题的重要智慧。从个人修身到社会治理，从文化传承到道德建设，这八字思想仍能提供深刻的启示。

个人层面：应对浮躁的“心灵药方”

现代社会的功利化、快节奏，导致许多人陷入“焦虑”“浮躁”的困境：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价值，注重外在标签而忽视内在修养。“景行维贤，克念作圣”恰恰提供了一剂“心灵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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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景行维贤”破“功利心”：“景行”的核心是“效仿贤德”，而非“追求名利”。当代人可将“贤”的标准转化为“道德模范”“时代楷模”（如张桂梅、袁隆平），以他们的“利他精神”“坚守精神”为榜样，跳出“自我中心”的局限，找到人生的价值方向。

以“克念作圣”破“浮躁心”：“克念”的核心是“坚守正念”，而非“随波逐流”。当代人可通过“自省”（如每日反思“是否坚守初心”“是否言行一致”）、“专注”（如抵制碎片化信息的诱惑，专注于有意义的事），培养内心的平静与坚定，避免在浮躁中迷失自我。

社会层面：构建道德的“基础工程”

当前社会面临“道德失范”的挑战（如诚信缺失、社会责任弱化），“景行维贤，克念作圣”可成为构建社会道德的“基础工程”：

“景行维贤”：树立可效仿的道德榜样：政府可通过宣传“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企业可通过表彰“爱岗敬业员工”，学校可通过讲述“身边好人好事”，让“贤”的形象具体化、可感知，激全社会的“见贤思齐”之心，形成“人人学贤、人人向善”的氛围。

“克念作圣”：培养全民的道德自觉：通过教育（如在中小学开设“修身课”，培养学生的自省能力）、制度（如建立“诚信档案”，约束失信行为），引导公民“克念”——克制自私、失信等不良念头，坚守诚信、责任等道德准则，从“被动遵守道德”转向“主动践行道德”。

文化层面：传承文明的“精神纽带”

“景行维贤，克念作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密码”，传承这一思想，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在教育中融入“修身思想”：将《千字文》等蒙学经典纳入中小学传统文化课程，不仅教识字、学历史，更要讲解“景行维贤，克念作圣”的内涵，让青少年从小养成“修身”的意识，理解“贤圣”不是“神”，而是“道德高尚的人”，从而增强文化自信。

在文化创作中激活“贤圣形象”：通过影视作品（如《典籍里的中国》）、文学作品、短视频等现代媒介，重新诠释“贤圣”的故事（如孔子的“周游列国”体现“坚守”，孟子的“舍生取义”体现“正念”），让“景行维贤，克念作圣”的思想以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成为连接古今的“精神纽带”。

结语：跨越千年的修身命题

“景行维贤，克念作圣”八字，看似简单，却承载了儒家数千年的修身智慧。它从《千字文》的蒙学语境出，历经汉魏的“天人感应”、唐宋的“心性之学”、明清的“实学践行”，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之一。在当代社会，它不仅是个人应对浮躁的“心灵药方”，更是社会构建道德的“基础工程”，是文化传承的“精神纽带”。

从“效仿贤德”到“坚守正念”，从“外在实践”到“内在修养”，“景行维贤，克念作圣”的本质，是“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一命题，跨越千年，始终与每个人的生命成长、每个社会的道德进步、每个文明的传承展息息相关。正如孔子所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景行”与“克念”的功夫，不在远方，而在当下；“贤”与“圣”的境界，不在天边，而在每个人的坚守与践行中。这，正是这八字经典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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