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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存以甘棠 去而益咏（第2页）

召公“去”后，百姓对比后世官员的施政，更觉召公德政的可贵，因此“歌咏”的情感更加强烈，“歌咏”的时间更加长久。

《诗经?甘棠》的流传，正是“益咏”的最佳证明：它并非召公在世时所作，而是“召公卒”后，百姓“哥咏之”的产物；且这诗不仅在西周流传，更被收入《诗经》，成为儒家经典，历经春秋战国、秦汉、唐宋……直至今日仍被诵读——这正是“益咏”的极致体现：时间越久，德政的价值越凸显；岁月越长，百姓的怀念越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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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从“诗歌创作”到“民心表达”

“咏”的本义是“歌咏、吟唱”，此处特指百姓创作、吟唱《甘棠》诗。但“咏”的意义，远不止“文学行为”，而是“民心的直接表达”：

“咏”是“情感的抒”：百姓通过“蔽芾甘棠，勿剪勿伐”的吟唱，将对召公的怀念、对德政的珍视，转化为具体的语言，让无形的情感变得可感可知；

“咏”是“认同的传递”：《甘棠》诗在民间的传唱，本质是“德政理念的传播”——每一个吟唱者，都在传递“好官应如召公”的价值判断，让“亲民、公正、轻赋”的德政标准，在百姓中形成共识；

“咏”是“监督的隐性表达”：百姓歌咏召公，实则也是对后世官员的“无声期待”——通过赞美“过去的好官”，暗示“现在的官员应向召公学习”，形成一种基于“民心”的隐性监督。

从“作诗”到“传唱”，从“情感”到“认同”，“咏”字完成了从“个人行为”到“社会共识”的升华——它证明：民心是德政的最终裁判，歌咏是民心的最佳见证。

三、思想内核：儒家德治与民本思想的具象化

“存以甘棠，去而益咏”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核心在于它并非孤立的历史典故，而是儒家“德治”“民本”思想的“具象化载体”。西周召公的甘棠实践，恰好契合了儒家对“理想治理”的所有构想；而“甘棠符号”的生成，又让抽象的儒家思想变得可感、可学、可传。

对“德治”思想的印证：“为政以德”的原始范本

儒家的“德治”思想，核心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官员若以道德为准则施政，百姓自会像众星围绕北极星一样拥戴他。而召公的甘棠实践，正是“为政以德”的原始范本。

（）“德治”的核心：“以民为中心”的施政

儒家“德治”的本质不是“用道德说教百姓”，而是“官员以道德约束自身，以利民为目标施政”。召公的实践完美契合这一点：

他“巡行乡邑，决狱政事其下”，放弃了贵族“居高临下”的特权，主动贴近百姓——这是“谦德”的体现，也是“以民为中心”的施政方式；

他“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公正执法，不偏袒贵族——这是“公德”的体现，确保百姓享有公平的权利；

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是“仁德”的体现，避免百姓因重负而困苦。

正是这种“谦德、公德、仁德”的结合，让召公的施政成为“德治”的典范。而甘棠树，正是这种“德治”的“物化证明”——它像一个“活的纪念碑”，见证着“为政以德”如何赢得民心。

（）“德治”的效果：“不令而从”的民心拥戴

儒家认为，“德治”的最高境界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仪规范百姓，百姓会有羞耻心，自觉归正。召公的德治实践，正是这一效果的体现：

百姓“怀棠树不敢伐”，不是因为法律禁止，而是因为“思召公之政”——这是“有耻且格”的自觉行为，而非被迫服从；

百姓“哥咏之，作《甘棠》之诗”，不是因为官方倡导，而是因为真心感激——这是“民心自的拥戴”，而非刻意逢迎。

这种“不令而从”的效果，正是儒家追求的“德治理想”。而“存以甘棠，去而益咏”，则将这一理想浓缩为八字——它告诉后世官员：真正的治理，不是靠权力压制，而是靠道德感召；真正的权威，不是靠职位赋予，而是靠民心拥戴。

对“民本”思想的诠释：“民惟邦本”的生动实践

儒家的“民本”思想，核心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而召公的甘棠实践，正是“民本”思想的生动实践。

（）“民本”的前提：“尊重百姓”的平等意识

“民本”不是“官员对百姓的施舍”，而是“官员对百姓的尊重”。召公“决狱政事其下”的行为，恰恰体现了这种平等意识：

他不在官府办公，而到乡野树下——这打破了“官民之间的空间隔阂”，让百姓能近距离接触官员，感受到被尊重；

他“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这打破了“贵族与平民的等级隔阂”，让百姓感受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感受到被重视。

这种“尊重”，是“民本”思想的。正如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百姓的地位高于国家，更高于君主。召公的实践，正是这种“民贵君轻”思想的原始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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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的结果：“民心即天命”的认同

儒家认为，“天命”与“民心”是一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上天的看法就是百姓的看法，上天的听闻就是百姓的听闻。因此，赢得民心，就是赢得天命；失去民心，就是失去天命。

召公的“去而益咏”，正是“民心即天命”的最佳证明：

召公赢得了民心，因此即便他去世，百姓仍“歌咏之”，其德政仍被传颂——这意味着他的“影响力”没有因生命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成为一种“永恒的精神力量”；

后世统治者若想“固邦宁”，就必须学习召公的“民本”实践，赢得民心——这正是“甘棠符号”对后世的警示意义：民心是国家最稳固的根基，德政是赢得民心的唯一途径。

综上，“存以甘棠，去而益咏”本质是儒家“德治”与“民本”思想的“具象化表达”：甘棠树是德治的载体，百姓歌咏是民心的体现；德治是赢得民心的手段，民心是国家稳固的根本——这一逻辑，构成了中国传统治理文化的核心内核。

四、历史演进：从西周到明清的“甘棠符号”重构

“存以甘棠，去而益咏”所承载的“甘棠符号”，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被“重构”——不同朝代的统治者、文人、百姓，都根据自身需求，对“甘棠”的意义进行补充、延伸，使其从“西周地方符号”变为“全国性德政符号”，从“历史记忆”变为“现实治理的参照”。

春秋战国：从“地方歌咏”到“儒家经典”

西周灭亡后，“甘棠”的记忆并未消失，而是通过《诗经》的编订，进入“儒家经典”体系，完成了第一次“符号升级”。

孔子编订《诗经》时，将《召南?甘棠》收入“国风”，使其从“召地百姓的民间歌咏”，变为“儒家倡导的德政教材”。孔子强调“《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而《甘棠》的“思召公之政”，正是“无邪”的体现——它传递的是“对善政的向往、对好官的怀念”，符合儒家的伦理标准；

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在论述“德治”“民本”思想时，虽未直接提及“甘棠”，但都以召公为“圣臣”典范。如孟子提出“仁政”，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上》），这与召公“轻徭薄赋、公正执法”的实践一脉相承——“甘棠符号”虽未被明说，却已融入儒家的治理理念中。

这一时期，“甘棠”完成了从“民间记忆”到“儒家经典”的转变，为后世“甘棠符号”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汉唐：从“经典符号”到“官方祭祀”

汉唐时期，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甘棠符号”也从“思想层面”走向“实践层面”——统治者开始通过“祭祀甘棠树”“修建甘棠庙”，将“甘棠”纳入官方礼制，使其成为“官方认可的德政符号”。

汉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召公当年理政的“甘棠旧地”（今陕西凤翔一带），已出现“甘棠祠”，地方官员会定期祭祀，以“缅怀召公、倡导德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这种祭祀活动更具官方色彩——它不仅是对历史的纪念，更是对官员“为政以德”的警示；

唐代：唐太宗李世民重视“以史为鉴”，召公作为“德政典范”被多次提及。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当时的地方官会将《甘棠》诗刻于石碑，立于官署前，提醒自己“以召公为榜样”。此外，唐代诗人多有咏甘棠之作，如白居易《别州民》诗云：“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将“甘棠”与“百姓送别好官”关联，进一步丰富了“甘棠符号”的内涵（即“好官离任，百姓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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