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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何遵约法 韩弊烦刑 hán bi fán xing（第2页）

（）奠定中国古代“宽刑简政”的治世传统

萧何的“约法”成为后世王朝“治世”的典范：每当王朝更替、社会残破时，统治者往往会借鉴“何遵约法”的经验，推行宽刑简政、与民休息的政策，如唐太宗时期的“贞观律”、明太祖初期的“大明律”修订，都延续了“删繁就简、宽严相济”的原则。这种传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避免了单纯“严刑峻法”对社会的破坏。

二、韩弊烦刑：严刑峻法的乱世逻辑，秦朝亡的制度诱因

“韩弊烦刑”的核心是“弊”——韩非所倡导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严刑峻法思想，在秦朝被推向极致后，暴露出严重弊端：法律繁杂严苛、刑罚残酷无情、治理僵化机械，最终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秦朝二世而亡。这一现象并非韩非思想的完全失效，而是乱世“霸术”与治世“治理”的错配，是秦朝统治者对法家思想的片面解读与极端实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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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渊源：韩非的法家思想与战国乱世的需求

韩非（约公元前o年-公元前年）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融合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思想体系。其核心观点并非单纯的“严刑峻法”，而是适应战国乱世的“霸术”：

（）韩非思想的核心逻辑：以“法”固“势”，以“术”驭臣

强调“法”的绝对性：韩非认为，“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工具，必须公开、统一、严厉，使民众“畏法而不敢犯”；

突出“势”的重要性：“势者，胜众之资也”，君主必须掌握绝对的权力，通过法律与刑罚巩固统治地位，防止大臣专权、民众叛乱；

重视“术”的运用：“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君主需用隐秘的手段考察、任免官吏，确保官吏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

韩非的思想本质上是为战国时期的君主提供“统一六国、巩固政权”的策略，其“严刑峻法”的主张，是针对战国乱世“礼崩乐坏、战乱频繁”的现实——只有通过严苛的法律，才能快建立秩序、凝聚力量，实现国家统一。从这一角度看，韩非思想在战国时期具有其合理性。

（）秦国对韩非思想的选择：统一六国的战略需要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始终以法家思想为治国核心，韩非的思想与秦国的治理传统高度契合：

秦国地处西陲，受中原礼乐文化影响较浅，民众尚武、民风淳朴，对严刑峻法的接受度较高；

秦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与严格的纪律，韩非的思想能够满足秦国“富国强兵、统一六国”的战略需求；

秦始皇嬴政渴望建立“万世基业”，韩非“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思想，恰好符合他对绝对权力的追求。

因此，秦始皇对韩非思想“见而悦之”，虽然最终因李斯的谗言处死韩非，但却将其思想全面付诸实践，成为秦朝的治国纲领。

实践过程：秦朝“烦刑”的推行与弊端累积

秦朝统一六国后，不仅没有调整韩非思想中“乱世霸术”的内核，反而将“严刑峻法”推向极致，形成了“烦刑”的治理模式。其具体实践分为两个阶段，弊端逐步累积：

（）统一初期：以“法”治天下，构建集权秩序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立即推行一系列基于法家思想的制度改革，以法律形式巩固统一成果：

制定繁杂的秦律：秦律以商鞅《法经》为基础，不断扩充条目，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仅睡虎地秦简中记载的律文就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等近三十种，条目繁多、规定细密；

推行严苛刑罚：秦律规定的刑罚包括死刑（车裂、腰斩、枭等）、肉刑（黥、劓、刖等）、徒刑（城旦舂、鬼薪白粲等）、笞刑等，且轻罪重罚，如“盗采人桑叶，臧不盈一钱，耐为隶臣”，对轻微盗窃行为处以剃服苦役的重刑；

强化思想控制：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焚烧儒家经典，坑杀儒生，试图通过法律与暴力消除异见，维护思想统一。

这一阶段，“烦刑”虽然严苛，但在巩固统一、建立秩序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秦朝的统治暂时稳定。

（）秦二世时期：“烦刑”极致化，矛盾总爆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在赵高的蛊惑下，进一步将“烦刑”推向极端，使制度弊端彻底暴露：

刑罚更加残酷：秦二世“用法益刻深”，对大臣、宗室动辄处以死刑，“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徭役征无度：秦二世继续修建阿房宫、骊山陵墓，大规模征徭役，“戍卒陈胜等反，山东郡县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

法律执行僵化：秦律的执行缺乏灵活性，无论客观情况如何，只要违反律文就必须严惩，完全忽视民生需求与社会现实。

此时，“烦刑”已从“巩固统治的工具”转变为“摧毁统治的毒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农民起义、六国旧贵族叛乱此起彼伏，秦朝迅走向灭亡。

核心弊端：“烦刑”的治理困境与内在矛盾

秦朝“烦刑”的弊端，本质上是韩非思想的“乱世逻辑”与统一后“治世需求”的错配，其核心困境体现在三个层面：

（）法律繁杂僵化，脱离民生实际

秦律条目繁多、规定细密，不仅普通百姓难以掌握，就连官吏也需要专门学习才能通晓。更严重的是，秦律的制定完全以君主集权为核心，忽视了民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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徭役制度严苛：秦律规定成年男子每年需服徭役一个月，一生需服兵役两年，此外还有大量临时性的徭役征，导致农民无法安心生产，土地荒芜；

赋税负担沉重：秦朝的赋税包括田租、口赋、盐铁专卖等，税率高达“收泰半之赋”，农民一年的收成大部分被官府征收，生活困苦；

法律执行机械：秦律缺乏弹性，不考虑客观情况（如自然灾害、道路阻隔等），对违反律文的行为一律严惩，最终引民众的反抗。

（）刑罚残酷无情，丧失民心支持

秦朝的刑罚以残酷着称，肉刑、死刑的广泛适用，不仅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身体痛苦，更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恐惧。这种“以暴制暴”的治理模式，完全背离了“惩恶劝善”的法律本质：

连坐法株连无辜：“一人犯罪，株连三族”“一家犯罪，邻里连坐”，无数无辜者因他人犯罪而遭受刑罚，加剧了社会的仇恨与动荡；

轻罪重罚违背公平：对轻微犯罪处以重刑，不仅无法起到警示作用，反而让民众产生“反正都是死，不如反抗”的极端心理，陈胜吴广起义就是典型例证；

刑罚成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秦二世时期，刑罚完全服务于君主的个人意志，而非社会秩序的维护，大臣、宗室动辄被杀，统治集团内部也陷入混乱。

（）重“法”轻“德”，缺乏社会凝聚力

韩非思想强调“不务德而务法”，秦朝完全抛弃儒家的“礼治”与“德治”，仅依靠法律与暴力维持统治。这种治理模式缺乏道德感召力，无法形成社会凝聚力：

君臣之间缺乏信任：君主用“术”驭臣，大臣因畏惧刑罚而不敢直言进谏，只能阿谀奉承，导致朝政日益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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