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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 贻厥嘉猷 yi jué jiā you 勉其祗zhi植（第4页）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是史学经典，更是他“勉其祗植”修身实践的结晶。他在书中总结历代兴衰的经验教训，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其自身的修身实践与书中的思想理念相互印证，成为后世修身与治国的重要参考。

四、二者的关联与互补：传承与修身的统一体系

“贻厥嘉猷”与“勉其祗植”并非孤立的两个短语，而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智慧中“传承与修身”的完整体系。二者一“传”一“承”、一“外”一“内”、一“他律”一“自律”，形成了“前人传嘉猷、后人祗植之”的逻辑闭环，是个人、家族、国家延续与展的核心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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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共识：“传”与“承”的辩证统一

“贻厥嘉猷”与“勉其祗植”的核心共识，在于实现“传承与修身的辩证统一”——没有“贻厥嘉猷”的传承，“勉其祗植”便失去了明确的方向与内容，修身沦为无的放矢；没有“勉其祗植”的修身，“贻厥嘉猷”便失去了承接与践行的主体，传承沦为空洞的口号。二者如同“源”与“流”：“贻厥嘉猷”是“源”，为后人提供修身的智慧、准则与方向；“勉其祗植”是“流”，通过个体的修身实践，将传承的智慧转化为现实的价值，同时又为下一代留下新的“嘉猷”，形成“传—承—创—传”的良性循环。

这种“传”与“承”的辩证统一，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相呼应。古人认为，人与自然、先辈与后人、个人与群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贻厥嘉猷”是先辈对后人的责任，“勉其祗植”是后人对先辈的回应，二者共同维系着整体的延续与展。如家族传承中，先辈留下家风家训（贻厥嘉猷），后人通过勤勉恭敬的修身实践践行家风（勉其祗植），同时将自身的经验与感悟融入家风，传递给下一代，实现家族智慧的不断丰富与延续；国家治理中，先贤留下治国方略（贻厥嘉猷），后世君主通过修身立德、勤勉为政（勉其祗植），践行治国方略，同时根据时代需求调整创新，形成国家治理智慧的传承与展。

（二）维度分野：“外责”与“内修”的路径差异

尽管核心逻辑一致，但“贻厥嘉猷”与“勉其祗植”在实践主体、核心指向、实现路径上存在显着差异，形成了“外责”与“内修”的鲜明分野：

例如，在教育领域，教师的角色是“贻厥嘉猷”的传承者，通过传授知识、讲解道理、言传身教，为学生留下“治学之道”“为人之道”的嘉猷；学生的角色是“勉其祗植”的承接者，通过勤勉学习、恭敬听讲、实践反思，树立品德、积累学识、扎根立身，最终将教师传递的嘉猷转化为自身的能力与品质，甚至成为新的传承者，将智慧传递给下一代。

在企业管理领域，创始人的角色是“贻厥嘉猷”的传承者，通过制定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经营理念，为企业留下“展之道”的嘉猷；员工的角色是“勉其祗植”的承接者，通过勤勉工作、恭敬履职、提升能力，践行企业文化，实现个人与企业的共同展；当员工成长为管理者后，又会成为新的传承者，将自身的经验与企业的嘉猷结合，传递给新的员工，形成企业的传承体系。

（三）功能互补：“他律”与“自律”的协同力

“贻厥嘉猷”与“勉其祗植”的差异，决定了二者的功能互补性——“贻厥嘉猷”是“他律”的规范与指引，为个体修身提供外在的标准与方向；“勉其祗植”是“自律”的实践与坚守，将外在规范内化为内在的品德与习惯，二者协同力，才能实现“传承有绪、修身有成”的目标。

外在规范与内在自觉的结合

“贻厥嘉猷”为个体提供了外在的行为规范与价值标准，如家风家训、道德准则、治国方略等，这些规范如同“灯塔”，为个体修身指明方向；“勉其祗植”则将这些外在规范转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通过勤勉恭敬的实践，让规范成为习惯，让准则成为信念。

如《弟子规》作为传统启蒙读物，其内容本质上是前人留下的“嘉猷”（贻厥嘉猷），涵盖了待人接物、修身治学的各种规范；而个体学习《弟子规》的过程，便是“勉其祗植”的实践——通过勤勉背诵、恭敬践行、持续反思，将《弟子规》的规范内化为自身的品德与行为习惯，实现“知行合一”。若只有《弟子规》的规范（贻厥嘉猷），而无个体的践行（勉其祗植），规范便沦为空洞的文字；若只有个体的践行（勉其祗植），而无规范的指引（贻厥嘉猷），践行便失去了方向，可能陷入盲目。

传承延续与个体展的统一

“贻厥嘉猷”的核心是“传承延续”，确保家族、文化、国家的智慧与价值不中断；“勉其祗植”的核心是“个体展”，实现个人的成长与成就。二者的互补，实现了“传承延续”与“个体展”的统一——个体通过“勉其祗植”的修身实践，承接并践行“贻厥嘉猷”的智慧，既实现了个人的成长与成就，又推动了传承的延续与展；而传承的延续，又为个体的展提供了更丰富的智慧与更广阔的平台。

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正是通过无数个体的“勉其祗植”实现的：孔子留下儒家思想的“嘉猷”，孟子、荀子等通过“勉其祗植”的实践，继承并展儒家思想；宋明理学的思想家们，再次通过“勉其祗植”，承接儒家思想并融入时代内涵，形成新的“嘉猷”；近现代的学者们，继续通过“勉其祗植”，挖掘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个体都通过修身实践实现了自身的学术成就（个体展），同时推动了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展（传承延续），实现了二者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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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兴旺与国家展的联动

“贻厥嘉猷”与“勉其祗植”的互补，不仅体现在个体与传承的关系上，更体现在家族兴旺与国家展的联动上。在“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中，家族的“贻厥嘉猷”与“勉其祗植”，最终会上升为国家的展动力；国家的“贻厥嘉猷”（如治国方略、制度规范），也会为家族的传承与个体的修身提供保障。

如清代的陈家沟，陈氏家族留下“太极拳”的技艺与“尊师重道、勤勉练功”的家风（贻厥嘉猷），陈氏后人通过勤勉练功、恭敬传承（勉其祗植），不仅让太极拳技艺扬光大，成为中国武术的重要流派，更让陈家沟成为“太极之乡”，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展与文化繁荣；而国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政策（国家层面的“贻厥嘉猷”），又为陈氏太极拳的传承提供了保障，促进了家族与国家的共同展。这种“家族传承—个体修身—国家展”的联动，正是“贻厥嘉猷”与“勉其祗植”功能互补的生动体现。

五、文化内核：传统智慧中“传承与修身”的深层意蕴

“贻厥嘉猷”与“勉其祗植”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智慧的核心，不仅在于其各自的实用价值，更在于其承载的深层文化内核——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与群体”“过去与未来”“内圣与外王”的根本看法，是传统社会秩序、文化延续、人格塑造的核心支撑。

（一）个体与群体的统一：修身以利群，传承以济世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反对孤立的个体主义，而“贻厥嘉猷”与“勉其祗植”正是这种统一的生动体现。“勉其祗植”的修身并非为了个体的独善其身，而是为了“兼济天下”——通过修身提升自身的品德与能力，进而服务于家族、社会与国家；“贻厥嘉猷”的传承也并非为了家族的私利，而是为了“济世安民”——将智慧与准则传递给后人，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展。

《论语?宪问》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为己”并非自私，而是通过修身提升自身（勉其祗植），“为人”则是通过传承与实践，服务于他人与社会（贻厥嘉猷）。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困时通过“勉其祗植”修身立德，显达时通过“贻厥嘉猷”传承智慧、济世安民，实现个体与群体的统一。

如杜甫一生穷困潦倒，却始终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为志向，通过“勉其祗植”的修身实践，坚守“忧国忧民”的品德；即使无法实现“兼济天下”，仍通过诗歌创作，将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传递给后人（贻厥嘉猷），其诗歌成为“诗史”，影响了无数后人的家国情怀。这种“修身以利群，传承以济世”的理念，正是“贻厥嘉猷”与“勉其祗植”的深层文化内核。

（二）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继往以开来，传承以创新

“贻厥嘉猷”与“勉其祗植”构建了“过去与未来”的连接桥梁——“贻厥嘉猷”是对过去智慧的总结与传递（继往），“勉其祗植”是对未来展的践行与创新（开来），二者共同实现了“继往开来”的文化延续。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历史意识”，认为个体并非孤立存在于当下，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中间环节”：先辈将过去的智慧传递给当下的个体（贻厥嘉猷），当下的个体通过修身践行这些智慧，同时结合时代需求进行创新（勉其祗植），再将新的智慧传递给未来的后人，形成“过去—当下—未来”的文化链条。

如中国古代的科技传承，鲁班留下木工技艺的“嘉猷”，后世工匠通过“勉其祗植”的实践，不仅掌握了鲁班的技艺，还不断创新，明了新的工具与建筑方法，形成了中国传统木工技艺的传承与展；四大明的传承也是如此，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明者留下了“技术嘉猷”，后世学者与工匠通过勤勉实践与创新，不断改进技术，使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继往以开来，传承以创新”的理念，确保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与生命力。

（三）内圣与外王的融合：修身以成圣，传承以治国

“贻厥嘉猷”与“勉其祗植”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追求——“勉其祗植”是“内圣”的修养过程，通过修身立德，实现内在的道德完善；“贻厥嘉猷”是“外王”的实践路径，通过传承智慧、治国理政，实现外在的功业成就，二者融合，实现“内圣外王”的统一。

“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只有通过“勉其祗植”的修身实践，培养恭敬勤勉的态度、坚定的品德与扎实的能力，才能具备“外王”的资格；“外王”是“内圣”的延伸，只有通过“贻厥嘉猷”的传承与实践，将内在的道德品质转化为服务他人、治理国家的功业，才能实现“内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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