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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制度不是冰冷的约束,而是温暖的容器。昭阳现,当规则从对人的限制转变为对人的赋能,当流程从效率的机器转变为成长的土壤,那些曾经让人窒息的条条框框,开始呼吸出慈悲的温度。
周一晨会,李婷迟到了十五分钟。她匆匆跑进会议室,头有些凌乱,眼眶微红,小声道歉:“对不起,我妈妈昨晚不舒服,今早陪她去了趟社区医院……”
昭阳注意到这个细节。她没有批评,只是点点头:“先坐下。会后我们单独聊。”
会议进行中,昭阳看到李婷几次低头看手机,手指微微抖。团队讨论到新用户访谈的伦理准则时,李婷突然开口,声音有些激动:“我们总是在说要帮助老人,但我们自己的家人呢?我妈妈六十五岁,独居,我每周只能去看她一次。我们做的这些,真能帮到像我妈妈这样的人吗?”
会议室安静下来。这问题尖锐,带着个人情绪,但触及了核心。
昭阳没有打断,只是温和地问:“你妈妈昨晚是什么情况?”
李婷的眼泪突然涌出:“血压突然升高,头晕。她不会用手机app叫车,也不会在线挂号,是邻居帮忙送到医院的。我在开会,她没敢打扰我,直到晚上才告诉我……”她哽咽着,“我觉得自己很失败,做老年科技项目,却连自己妈妈都照顾不好。”
这个时刻,昭阳面临一个选择:继续会议议程,讨论“工作”;或者停下来,先照顾“人”。她选择了后者。
“会议暂停二十分钟。”昭阳起身,“李婷,我们去茶水间。其他人,请把刚才讨论的伦理准则草案再看一遍。”
茶水间的窗边,昭阳给李婷倒了杯温水。“先喝点水。你妈妈现在情况怎么样?”
“稳定了,医生开了药,说需要定期监测。”李婷擦着眼泪,“阳姐,对不起,我不该在会议上……”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昭阳轻声说,“我们设计了那么多帮助陌生老人的方案,却忽略了团队成员自己家里就有老人需要帮助。这是我们的盲点。”
她停顿,看着窗外初春的阳光。“从今天起,我们增加一条团队制度:每位团队成员,每个月可以有一天‘家庭照护假’,不扣年假,不扣工资。如果家里老人有紧急情况,随时可以请假,事后补手续。”
李婷愣住了:“这……公司制度不允许吧?”
“我去争取。”昭阳说,“如果公司不允许,我从部门预算里出。制度是为人服务的,不是人为制度服务的。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照顾好家人,又凭什么去服务别人的家人?”
这话简单,但李婷的眼泪又流了下来,这次是释然的泪。
回到会议室,昭阳宣布了这个决定。没有人反对,反而有几个人眼睛也红了——原来,安雅的父亲刚做完手术,小王的外婆独居在老家,连老张也提到妻子最近在照顾生病的母亲。
“所以,”昭阳在白板上写下“制度一:家庭照护支持”,“这是我们第一条团队规则:我们是人,然后才是工作者。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是做好工作的前提。”
她从这件事看到了更深层的问题:团队规则不应该只是从上而下的规定,而应该从真实的人性需求中生长出来。
下午,陈锐来找昭阳,表情凝重。“阳姐,我前同事……就是试图挖角的那位,又联系我了。他们公司现在估值涨得很快,给我的职位和薪水都很有诱惑力。”
昭阳没有立刻回应,只是示意他坐下。“你自己的想法呢?”
“我很矛盾。”陈锐坦白,“一方面,我在这里找到了久违的意义感,团队氛围也好。另一方面……现实压力很大,我买房的付还差不少,那边的薪水能让我提前两年实现目标。”
“这是很实际的考量。”昭阳点头,“我能问个问题吗?除了薪水,那边吸引你的是什么?除了薪水,这边留住你的是什么?”
陈锐沉思了一会儿:“那边吸引我的是……快成长的机会,他们扩张很快。这边留住我的是……我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而且,这里允许我犯错、学习、成为更好的人。”
“如果,”昭阳缓缓说,“我们在这里也能提供成长机会,不只是精神上的,也包括职业展和收入上的呢?”
“什么意思?”
昭阳调出电脑里的一个文件:“我正在设计团队的晋升和激励制度。传统制度只看业绩,但我认为应该有三个维度:业务贡献、个人成长、团队协作。每个维度都有明确的路径和对应的激励。”
她展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比如你,这几个月在用户研究方面表现出独特才能。如果按照传统制度,你可能要等几年才能晋升。但按照新制度,你可以选择‘专家路径’——深耕用户研究领域,带领这个方向,相应的职级和薪酬会提前调整。”
陈锐仔细看着模型:“这……很创新。但公司hr会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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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和陆总初步讨论过,他愿意让我们试点。”昭阳说,“因为我们做的是创新业务,需要创新的人才制度来匹配。僵化的制度留不住鲜活的人才。”
她看着陈锐:“你不需要立刻决定。但我希望你知道,在这里,你的成长路径可以是你自己参与设计的,而不是被预设好的模板。这本身,也是一种价值。”
陈锐离开时,脚步明显轻快了。不是因为他决定了去留,而是因为他感到被尊重——不是作为“资源”,而是作为有完整需求的人。
周二,团队开始整理用户访谈的现。那位退休哲学教授的话被反复讨论:“你们是在加老人的数字化异化。当一切都变成app、二维码、在线流程,那些无法适应的人就被排除在外了。这不是帮助,是淘汰。”
这话像一根刺,扎在每个人心里。连最乐观的安雅也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在好心办坏事?”
昭阳没有急于辩解。她组织了一次特别的“伦理工作坊”,邀请团队每个人分享自己最深的困惑。
小王说:“我访谈的那位奶奶,学了三周才学会微信语音。她儿子说‘这么简单都不会’,那种挫败感让我很难受。”
老张提到技术伦理:“我们收集的数据,即使脱敏了,真的安全吗?如果被滥用怎么办?”
安雅担忧规模化问题:“如果未来我们的服务收费,会不会把最需要帮助的贫困老人排除在外?”
这些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而是需要持续思考的伦理困境。昭阳意识到,团队需要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共同思考的框架和原则。
于是,她带领团队共同起草了一份《项目伦理宪章》,不是上级颁布的规定,而是团队每个人的承诺:
第一条:尊重自主——老人有权选择不数字化,我们将提供替代方案。
第二条:最小干预——技术是工具,不是目的;帮助老人保持独立性,而非依赖技术。
第三条:普惠设计——考虑不同经济条件、教育背景、身体状况老人的可及性。
第四条:透明知情——清楚告知数据用途,老人及其家人有权随时退出。
第五条:持续反思——每季度回顾伦理实践,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这份宪章打印出来,贴在会议室墙上,每个人都在上面签了名。它不是法律文件,却是团队的道德指南针——在迷茫时,可以回到这些基本原则寻找方向。
李婷看着宪章,轻声说:“我现在觉得,我们做的真的是对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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