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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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真乃千古之言。”刘恒读罢感叹，唐太宗能成帝业留美名不是没有道理。

刘启坐在他身侧，听后世口中的贞观，看世人眼中的汉唐。

古今流言之议甚多，有些在长久年月中因传达有失而生出谬误，有些来自于政敌的蓄意抹黑，有些则是书写者为教化今人而对古人形象进行再塑造。

互联网上有句话，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然近年已迭代成历史是个任人抱养的小男孩了。大伙经常用这句话论证史书的不可信，说很多时候史官也不公正，为了塑造集体记忆而书写，凭啥就认定它是真的，万一史书上的其实也是另一种刻意捏造的说法呢？

这种话题讨论多了就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需知今人考察历史也不是凭细枝末节想象而出，而是多重互证、孤证难立，参考当下笔记和实物，再研究作者立场，看他的政治派系在哪里，最终剖析出稳固的认知。

在既定的认知上，再用新时代的动态鲜活再认识它，新挖出的古籍复原后可以推翻什么，新技术的发展又能解读什么，历史于此一次次复活。

当事人的记录，后人编撰的史书，乃至竹简，诗词，笔记闲谈，来自市井的曲调，许多碎片拼凑，互相验证，才成就这几千年。

也成就我们下一个专题——文与史。

第134章文与史

清朝人有首诗，少闻鸡声眠，老听鸡声起。千古万代人，消磨数声里。

站在历史此端，无数人在日复一日的鸡鸣声中将时光消磨殆尽，上古诗经赞颂君王万寿无疆，唱至今日也没有哪位当真万岁。

互联网有句很令人怅惘的话，从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到今天，两千多年也不过是二十多个人首尾相连的一生。

作为现代人，那些或离奇或雄壮的故事似乎都离我们太远又太近。近到只需二十代长寿老者，远到哪怕身至旧地，捧起的也已经是千年后的尘土，无法辨认它曾经属于沧海还是桑田。

历史之残酷，历史之瑰丽，正是如此。

历朝听完这段，皆升起一股落寞。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周天子坐拥天下八百年早化尘泥，秦始皇超三皇越五帝身后无人，无论天子还是名臣，武将还是文人，都在来去红尘中匆匆而行。

除了那些真切存在的造物，能留存千年，传至后人眼中手中的太少。

百姓拾起树枝，在地上不甚熟练地划出二字。

唯有文，唯有史。

历数封建王朝，大多有易代修史的传统，即前头的朝代灭亡了，在它之后的为之修史。

这很好理解，修史属于文治礼教方面的大工程，完成了属于文治盛世。后来者要通过这种行为确立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又要展现出以史为鉴、吸取前人教训的姿态。

民间私人如何修史管不过来，官方撰写就比较复杂。史官能混上这个位置，肯定是存在一定追求，不肯歪曲顺从的，但本朝皇帝毕竟还不是死人，落笔时难免有直书和曲笔之分。

直书，史官不顾惜可能到来的人头落地和九族危害，也努力摒除个人好恶，知道什么就写什么。柳宗元曾经给韩愈写信论修史就表达过这种思想，“凡居其位，思直其道”，如果道义正确，死都不能违背，违背就干脆别干了。

他这封信也挺有意思，韩愈当时要在长安史馆就职，心里不大乐意，写信和朋友抱怨，柳宗元看了做出如下回复：

“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甚可痛哉！”，像你韩退之这样又有学问又慷慨的人不肯修史，那咱们大唐的史书不就没人可以托付了吗？朝廷有你这样的人才却不为史官，多令人痛心，猛猛夸，韩愈看了收拾收拾就去史馆报道了。

刘禹锡调笑：“昔日你与韩退之论天，我以《天论》三篇助你，反落不得好，这次你劝他我可不愿再参与。”

冬日凄冷，柳宗元窝入冬衣：“后世都这么说了，何须你我再劝？”

友人绕着炉火转悠：“学如退之，辞如退之，于此信中，韩退之近乎是个完美人物了。”

柳宗元闲闲回应：“刘郎风度更甚。”

“写史之人，除了史实，原来还有笔者的个人情感要克服。”年幼的苏迈困惑。

苏轼摸摸儿子的头：“自然，褒贬只在笔者一念，呈现出的东西却大有不同。据实书写需要持中公正，若心存偏私，难免落到曲笔中。”

苏迈正欲说话，又被孩童嬉戏喧闹声打断，小孩子懒听天幕，正学着玩后人播放现世游时镜头扫过的游戏。

一人抓捕，其余人皆逃亡，捕者逐逃者，即将触及时逃者急呼三字之语，呼毕僵立不动，被定在原地，得同伴来接才能再次行动。若全场逃亡者皆定，则呼“全国人民大解放”，所有僵立之人便都能再次行动。

这本是民间稚儿也会的定身戏，可当今儿童玩耍时给出的指令是简单的定或行，后世孩童立定后却只呼出一句，被困锁原地之人就都能挣出手脚，再赴自由。

苏辙看着这幅安宁之景，不禁喃喃：“今人观史，为的是学习和教化。可后世就连孩童的游戏都如此，他们俯瞰五千年，又想从所谓的封建社会看到什么？”

兄长已经跟着小孩子们玩了有一会儿了，闻言把苏迈推过去接自己的位置，煞有介事地笑：“抱拥新天地，也不影响他们对历史旧影有所遗憾，你我之辈难道就不会祈祷屈子得楚王信重，期盼诸葛武侯北伐成功？后人总有小说戏言，大约也承载千万种这样的梦。”

苏轼转身共同远眺：“长子出生时，我曾写诗说惟愿孩儿愚且鲁，如今天幕现世，为兄居然当真觉得……大宋能在此际遇下有所改变，吾儿也不必学他父亲，被聪明误一生。”

苏辙不爱听他自嘲，纠正：“现在也不算误一生了。”

苏轼闻言畅快道：“确实，原本历史轨迹上你我终不得见，今生却可夜雨对窗，乃大幸，当浮一大白！”

他端起酒杯携皓月清风满饮，对苏辙笑言：“佛云三千世界，芥子须弥，历史车辙转向，或许后世之人也在某重世界，饶有兴致地旁观你我呢？”

另一种笔法则是曲笔，屈从于政治权威来写，既虚美又隐恶，很多阴谋论都以史家曲笔为出发点，认为史官曲意逢迎媚上乱写，文献就是一堆废纸。

但我国传统史学，从来都是在直书与曲笔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

禽鱼之结侣，冰炭之同器，曲笔和直书看似完全不和谐，君主有圣人之权，笔者有君子之道。政治理想和现实交杂，谁都和自己的性命没仇，但执史笔又有天然使命要担着，“法先王”还是贴金箔就成了必须要做出的选择。

而对皇帝来说，或者，对于大部分皇帝来说，这支笔也不能完全忽视。

封建社会通用的那套以史为鉴的史学观念脱胎于儒家，皇帝和儒家缠缠绵绵几千年，对其需要又厌恶。君主利用它得到神授予的君权，某种程度上又被它制约，落到现实就是天子与臣子，乃至天子与史官。

道理也简单，如果为史之人不能真正做到直笔，在记录时有所隐瞒或修饰，那做皇帝的又该怎么确定他们对执政者没有个人的好恶呢？讨厌顶头上司是传统美德，叮嘱了看不了也没招。

再者，既然史书象征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君臣秩序，在书写前人时，皇帝难免也会为自己考虑——现在为尊者讳将一些东西隐去了，万一有乱臣贼子上位，再要求删改，那我怎么办？不如让他们直写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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