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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章 南疆烽烟（第1页）

永历十五年的春天，北京城冰雪消融，万物复苏，似乎也寓意着新朝新气象。亲政已数月的顺治皇帝，虽面容稚嫩，但端坐于金銮殿御座之上，已渐具帝王威严。铲除多尔衮集团后的朝堂，经历了一番清洗与调整，权力重心已牢牢掌握在这位少年天子手中。

这一日的御前会议，议题核心仍是南方的战事与治理。兵部尚书明安达礼（新任）正在禀报最新军情：

“皇上，闽总督张存仁奏报，郑成功逆贼近来活动猖獗，其水师频扰福建沿海，曾一度围攻漳州，虽被击退，然其势不容小觑。平南王之子尚之信亦奏，广东李元胤所部明军，近来似有异动，恐图谋不轨。”

户部尚书戴明说接着奏报：“去岁北方各省秋粮已陆续入库，北方漕运亦已开通，京仓充盈。然南方用兵，耗饷巨大，特别是湖广、江淮前线，各营均催饷甚急。”

顺治冷静地听着，目光扫过殿下群臣，最后落在洪承畴身上：“洪卿，南方战事，以你之见，当如何措置？”

洪承畴出列，胸有成竹地奏对：“皇上，今伪明永历，据长江之南一隅，地僻民贫，其势已衰。然李定国善战，郑成功水师犀利，若逼之过急，使其联成一气，反为不利。臣仍主‘剿抚并用，以守为攻’之策。”

他详细分析：“云南李定国，虽勇，然僻处西南，难有作为。我可令吴三桂固守汉中，伺机经营四川，对其形成压制即可。广东李元胤，新附之众，人心未固，命福建尚之信谨守城池，以招抚瓦解为主。东南郑成功，乃心腹之患，其凭海逞凶，我水师不力，故难速平。当命福建总督张存仁等加固海防，同时利用其与李定国之矛盾，行间离之策。”

顺治微微颔首，又问道：“然则，长久相持，耗费钱粮，岂是了局？”

洪承畴答道：“皇上所虑极是。故而，关键在于‘固我根本’。北方各省，经数年休养，已现生机。当趁此良机，大力推行垦荒屯田，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待我人口滋长，仓廪充实，兵精粮足，则南方可不战而定。此乃太宗皇帝（皇太极）‘留屯戍守，以裕粮晌’之策的延续，必可奏效。”

“洪学士老成谋国！”范文程出言赞同，“皇上，治国如栽树，根基固则枝叶茂。我朝当下之要，在于将已占之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乃至湖广北部，彻底消化，使之成为坚实基业。届时，以北方之富庶，临南方之疲敝，犹如以石击卵。”

顺治眼中闪过睿智的光芒，他接受了这套稳健的策略。“准卿所奏。传旨：令吴三桂、尚之信、杨名高、线国安等前线将帅，严守疆界，以招抚、瓦解为上，不得轻启大规模战端。命户部、工部，制定详细章程，在北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大力推行垦荒，兴修水利，朝廷给予牛具、种子之助。另，命漕运总督沈文奎（新任），确保漕运畅通，京师粮饷无忧。”

这套“固本培元”的战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北方大地，战争的创伤逐渐抚平，荒田被开垦，沟渠被疏浚，流民得以安置。清廷的统治基础，在顺治皇帝的亲自主持下，变得更加扎实。

与此相对，南明永历朝廷却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云南地瘠民贫，李定国大军粮饷筹措艰难；广东新复，李元胤与地方势力、与郑成功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而郑成功僻处海岛，难以对清廷统治腹地构成致命威胁。更致命的是，永历朝廷内部，党争依旧，未能有效整合力量。

是年秋，北方再获丰收，漕粮数百万石络绎北上。而南方，却因战乱和天灾，收成堪忧。实力的天平，正在持续而不可逆转地向北倾斜。年轻的顺治皇帝，在巩固权力的同时，也为清王朝的未来，打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南方的烽烟依旧，但北方的稳固，已决定了这场持久战的最终走向。

永历十六年的春天，北部京杭大运河贯通后的首个漕运旺季到来。通州码头上，漕船云集，号子震天，刚刚亲政不久的顺治皇帝在范文程、洪承畴等大臣陪同下，亲临视察。望着满载江南漕粮的船只首尾相接、源源不断驶入仓场的壮观景象，少年天子的脸上露出了亲政以来少有的欣然之色。

“皇上，”漕运总督沈文奎激动地禀报，“托皇上洪福，去岁今春，运河疏浚工程告竣，沿线微山湖、昭阳湖等水柜得以扩容，闸坝修缮完毕。今春首运，山东等地漕粮一百万石已安全抵通，预计全年漕粮总量可突破三百万石，直逼前明盛时水平！”

此情此景，对于立足未稳的清王朝而言，意义非凡。运河如同帝国的动脉，漕粮则是维持帝国运转的血液。动脉畅通，血液充盈，中央政府对广大疆域的控制力才得以真正实现。

顺治转向洪承畴：“洪卿，此前你奏称‘漕运通，则天下血脉通’，朕今日方知其意。”

洪承畴躬身道：“皇上圣明。漕运之利，其要有三：一曰利京师，漕粮抵通，则八旗劲旅、满朝文武无饥馁之忧，国本稳固；二曰控东南，漕船往来，信息畅通，山东，湖广北部财赋重地尽在掌握，伪明残部难以渗透；三曰促商贸，官船

;民船，南货北物，借此流通，市面繁荣，税源广开。此乃一箭三雕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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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畅通漕运的背后，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强大的国家能力。清廷入关初期，运河淤塞，管理混乱，漕运几乎瘫痪。顺治亲政后，将恢复漕运视为要务，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首先，设立漕运总督专管其事，并在济宁、临清、天津等要地设重臣督催。其次，大力疏浚河道，特别是在山东段，克服了地势起伏、水源不足的难题。再次，改革漕政，推行“官督民运，保质保量”之法，规定运丁待遇，减少克扣，提高效率。最后，沿运河部署绿营精锐，设立巡检司，严剿水匪河盗，保障航行安全。

“沿途可还安宁？”顺治关切地问。他深知，运河绵延数千里，任何一段出事，都会影响全局。

沈文奎自信回奏：“请皇上放心。沿线设河标二十营，兵丁三万，分段巡逻。更有济宁、淮安两大枢钮，驻有重兵。去岁虽有零星水匪、前明残兵骚扰，皆被迅速剿平。如今漕船往来，昼夜不绝，安然无恙。”

漕运的恢复，其意义远超经济层面。它像一条牢固的纽带，将经济重心与政治军事中心北京紧密连接起来。征收的税银、漕粮，可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支援北方战事；而北京的政令、军队，也可借水道迅速南下。这对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南明永历政权形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明控制区被分割成云南、贵州、两广、湖广、闽浙沿海（郑成功）几大块，相互联系困难。云南与两广之间要绕道贵州险峻山路，消息传递动辄数月；郑成功的厦门、金门基地与永历朝廷的联系更是依赖海路，风险极大且不易协同。

是年夏，顺治下诏，在恢复运河主通道的同时，也开始疏浚汉口至岳阳的长江航道。这些举措，旨在加强对长江以北地区的控制，并为未来进军江淮做准备。

经济的复苏与交通的畅通，如同春雨润物，无声却有力地巩固着清廷的统治。当北京的粮仓日益充盈，市面日渐繁华时，南京的永历朝廷却还在为贵州山区的粮道时断时续而发愁。这种根本性的实力差距，并非一两场战役的胜负所能扭转。年轻的顺治皇帝，正用另一种方式，一步步地将战略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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