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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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大山里走出的优秀教师（第1页）

短篇小说

大山里走出的优秀教师

文树木开花

一

下过雨，天色沉得闷，铅灰的云层压着远处山的脊梁。办公室里只剩刘伟一个人，他刚批完一沓周末的英语试卷，揉了揉涩的眼角，准备收拾东西回家。手指碰到抽屉锁，他顿了顿，还是拉开了。里面很空，几本用了多年的备课本，一摞泛黄的毕业照，最上面，是一张摊开的大幅中国地图，纸张边缘已经起了毛边，一些地方用红笔细细地圈了出来。

退休报告上周就交上去了。三十八年，像山涧的水，哗啦啦一声，就这么流过去了。

他拈起那张地图，目光掠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地名，最后落在西南角那片深绿色的、褶皱特别密集的区域。那里有一个用更深的红笔标记的小点，是他出生的村子，木叶村。视线有点模糊，他仿佛又听到了那轰隆隆、永不停歇的溪水声，冰冷的水汽似乎正扑面而来。

那是他人生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吗？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的人生，差一点就在那哗啦啦的溪水里，打了个转，彻底沉没了。

二

关于他来到这个世界最初的那个月，以及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是后来很多年里，由不同的人，像拼凑碎片一样，一点点讲给他听的。

那年月，木叶村深藏在黔北的褶皱里，穷，且闭塞。刘家一连生了三个儿子，刘伟是老三。添丁本是喜事，但在连红薯都吃不饱的年景，就是三张嗷嗷待哺的嘴，是沉重的负担。据说，有人眼红他家劳力多，又嫉恨他父亲在队里得了表扬，积了怨。

他刚满月没几天，一个雾气浓重的傍晚，有人趁他母亲去溪边洗衣服的工夫，摸进了家门，把襁褓中的他偷偷抱走了。那人抱着他，一头扎进了暮色沉沉的深山。不知走了多久，直到听见轰隆的水声，那人把他——那个裹在破旧蓝布襁褓里、仅仅一个月大的婴儿——放在了溪边一块冰凉、光滑的大青石上。

溪水就在咫尺之遥，哗啦啦，哗啦啦，喧闹着，又冷漠着。山里的夜风带着刺骨的寒意，婴儿细弱的哭声很快就被水声和林间的风声吞没。

也是他命不该绝。同村的放牛人王老贵，白天一头犟牛钻进了山林深处，他没寻见，不甘心，晚上提着昏暗的防风煤油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又摸了进来。他循着平日里牛常走的道，喊着牛的名字，心里又急又怕。山里夜晚多精怪传说，他提着心，竖着耳朵。

忽然，他好像听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哭声，断断续续，夹杂在水声里。他汗毛倒竖，以为是撞上了“山魈”或是“哭夜郎”，吓得差点扔了灯就跑。但那哭声细弱，却执着。王老贵定了定神，咬咬牙，举着灯，循声小心翼翼地向溪边摸去。

煤油灯昏黄的光圈在黑暗中摇曳，终于落在那块大青石上。哪有什么精怪，分明是一个小小的、裹在蓝色襁褓里的婴儿！小家伙冻得脸色青，哭声已经嘶哑，小手脚在冰凉的石头上无力地蹬动着。只要再往旁边翻滚半尺，就会掉进湍急的溪水里，瞬间被冲走。

王老贵后来总说“我的个天爷哎！心都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他赶紧扔掉手里的棍子，几步冲上去，把那冰凉的襁褓紧紧搂进自己汗涔涔、带着牛粪和烟草味的怀里。

他在自家那昏暗的土屋里，把这个捡回来的“小东西”养了一个星期。用米汤一点点喂，用自己的破棉袄捂着。村里很快传开了，刘家也听到了风声。他那个一向沉默倔强的父亲，和哭得眼睛像桃子的母亲，一起来到王老贵家。母亲从他手里接过孩子，撩开襁褓，看到他右耳背后那颗小小的、朱砂色的痣，“哇”一声哭了出来，紧紧把他箍在怀里，几乎要让他窒息。

父亲没说什么，只是重重地拍了拍王老贵的肩膀，眼眶红得吓人。

是谁抱走了他？成了一桩无人追究、也无从追究的公案。在大山深处，有些恩怨，像山间的雾，来得快，去得也快，最后只留下一些湿漉漉的痕迹，印在人心上。

三

刘伟在木叶村和环绕它的莽莽大山里，磕磕绊绊地长大了。

到了读小学的年纪，学校在十几里外的乡场上。天不亮就要起床，揣上两个蒸红薯或者一块苞谷粑，和同村的几个孩子一起，走上那条蜿蜒在悬崖和密林间的山道。

那年春天，倒春寒，家里头天晚上就只剩一个很小的红薯，母亲偷偷塞给了他。走到半路，肚子就咕咕叫起来。他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三两口就把那小小的红薯吞了下去。走到名叫“擦耳岩”最险的一段时，饥饿感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他的胃，冷汗涔涔地冒出来，眼前的山路开始旋转、黑。他脚下一软，整个人栽倒在路边的草丛里，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他感到一股辛辣的、带着怪味的汁液滴进喉咙。他艰难地睁开眼，看见同村放羊的哑巴爷爷那张沟壑纵横的脸。哑巴爷爷不会说话，咿咿呀呀地，把几颗挤烂的、紫黑色的“栽秧泡”（一种野草莓）塞进他嘴里，又递过来一个脏兮兮的军用水壶，里面是山泉水。酸甜的浆液和清冽的水，慢慢把他从虚无的边缘拉了回来。

哑巴爷爷扶着他，一直把他送到能望见乡场学校红旗的地方，才拍拍他的背，转身赶着他的羊群，消失在来时的山路里。刘伟看着那佝偻的背影，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在这条求学的路上，他这条命，是捡回来的，不止一次。

家里的光景始终艰难。作为半大的小子，他必须为家里分忧。父亲从山下蜂农那里赊来几箱蜜蜂，他负责照看。夏日午后，他戴着破斗笠，看着蜂群嗡嗡嘤嘤地出入，被蜇是常事，脸肿得像面馒头。冬天，他们家在椴木上点种木耳，他每天清晨要去溪边挑水，喷洒在木耳棒上，手指冻得像透明的红萝卜。

收获的季节，父亲会把积攒的蜂蜜、干木耳、还有采来的草药，捆成两担。星期六下午，他就和父亲一人挑一担，走三十多里山路，到邻近一个稍繁华的镇子上去卖。

第一次去，他穿着草鞋，肩膀被扁担磨得又红又肿，火辣辣地疼。他看着父亲如何蹲在街角，如何用粗粝的手掌捧起蜂蜜给主顾看，如何用带着浓重乡音的、近乎卑微的语气和人讨价还价。“老板，你看看这蜜，多透亮！”“自家出的木耳，厚实得很，少一点嘛，图个开张。”

他学着父亲的样子，但开口就脸红，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有人欺负他年纪小，故意压价，他不知所措，急得快要哭出来。父亲在一旁替他解围，回头又低声教他“刘伟，卖东西，腰杆要直，话要软，心里要有杆秤。”

那双草鞋，一趟来回就磨穿了底。母亲在油灯下，用旧布条和新的龙须草，默默地给他又编了一双。第二天，他的肩膀依然疼，脚步依然沉，但走在父亲身后，看着那同样消瘦却坚挺的脊梁，他好像咂摸出一点生活的滋味了——是汗水的咸，是脚板的疼，也是换回钞票和盐巴时，那一丝微弱的甜。

四

初中毕业，成绩优异的他，却再也无法继续学业了。家里实在供不起，两个哥哥也要成家。那一年的夏天格外漫长而沉闷。

一天晚饭后，父亲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艰难地开了口“三儿……家里头，实在是……挖不下去了。外面，广东那边，听说……招工。”

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堵得慌。

他和村里几个年轻人，挤上那列着名的、拥挤不堪的“绿皮车”，像沙丁鱼一样，被运往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南方。车厢里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和脚臭味，但他心里揣着一团火，看着窗外飞后退的、越来越平坦的田野，觉得未来似乎就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招手。

然而，广州站一下车，现实的冷水就劈头盖脸地浇下来。高楼大厦令人眩晕，人流车流让他无所适从。他们按照一个模糊的地址，找到一家所谓的“电子厂”。交了仅有的几十块钱“报名费”和“押金”，被塞进一个拥挤肮脏的工棚住下。第二天去上工，才现那只是个作坊，工作环境恶劣，工钱也迟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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