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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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章 曾文正公文集卷三四（第1页）

咸丰九年二月某日，孙鼎臣（芝房）将父母合葬于赤江祖坟。此前他曾托友人曾国藩为父亲撰写墓表。曾国藩因事务耽搁未能及时动笔，不料芝房竟不幸离世。当初孙葆恬以朴实的学问和虚怀若谷的胸襟未能尽展抱负，士林为之惋惜。后来颐臣、观臣两位才子英年早逝，更添痛惜。至于芝房秉承父训，在朝为官风骨凛然，着述严谨近乎古人风范，却又因忧患去世，令人倍加痛惜。无论君子小人，相识与否，都为之同声哀悼。

所谓天道究竟是什么呢？那高高在上的天意，与人世截然不同，它的好恶本应与人大相径庭，所以不可追问吗？还是说善恶报应需要时间，要等待很久才能最终显现呢？像孙君这样积德行善、教子有方，培养出芝房这样卓尔不群的人才，却仍未能显达，那么将来所谓的最终报应，又怎能保证尽如人意，福泽永续呢？于是将这些疑问刻在石碑上，立在墓道旁，以待后世明察天道之人来验证。

毕君殉难碑记

自湘军兴起以来，忠武公塔齐布最初以勇猛闻名天下。那些剽悍的楚地士兵，都甘愿臣服于塔公，同时也对云南的毕君赞不绝口。塔公每次临敌作战，总是背负火枪、挟带弓箭，又命两名士兵手持长矛、牵着马缰随行，他随身携带的兵器共有四样；毕君每次临敌作战，则背负火枪、腰挎五十支箭，又命士兵手持蛇矛、提着八尺长刀跟随，他随身携带的兵器也是四样。塔公策马飞驰时，若见有人追随，就会回身挥鞭驱赶；毕君则怒马直冲敌阵，并告诫部下“不得擅自跟随”，而旁人也不敢轻易追随。

毕君名金科，字应侯，是云南临沅人。因征讨开化苗匪有功，被授予蓝翎外委官职，代理临沅镇标外委。咸丰四年，随副将王国才赴湖北军营，在天门丁司桥击败贼军，因功累升至花翎都司。同年十一月，曾国藩下令命他随塔齐布围攻九江。次年正月，贼军进犯武昌，王国才率军回援湖北，毕君便被留在塔齐布麾下。后来塔齐布去世，毕金科以骁勇善战成为九江诸军之冠。

太平军领石达开进犯江西时，接连攻陷瑞州、临江等八府数十州县。毕金科所到之处，常常冲锋陷阵取得胜利。但随后因受其他部队牵累而失利，最终未能单独记录他的战功。他从九江奉命南下，于咸丰五年十二月在樟树镇击败敌军。次年二月，军队战败，樟树镇失守。从南昌向东进军，于咸丰六年五月在饶州章田渡大破敌军。六月，饶州府城陷落，又被敌军占领。

毕金科因屡次被友军拖累而深感痛心，更加愤图强，招募敢死队攻入饶州，向将士们立誓道“今日登岸破敌，若不取胜，我誓不回船！”全军一鼓作气，成功收复府城。饶州百姓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是否亲眼目睹，都交口称赞这是毕君的功劳。朝廷因此赏赐他“呼尔察巴图鲁”的勇号，补授临沅镇都司，升任游击将军。他的名声一时大振。然而嫉妒他的人日益加深，不断散布谣言中伤，轮番诋毁他的名声。毕君率领千余士兵驻守四面受敌的要地，军饷却迟迟不到；又愤恨那些嫉妒者地位反在自己之上，常常深夜抑郁难平，总想建立奇功来证明自己。

正值徽州、池州的太平军大举进犯，时值岁末，将士们面带饥色。当地官员对毕金科说，若能攻下景德镇，军粮就有指望了。正月初二，毕君率部出征，初四日突然进攻景德镇。进入镇内，却现空无一人。他另率十名士兵到后街搜剿，突然伏兵四起，随行士兵七人阵亡，三人负伤。毕君挥刀力战，踏着血路突围。最终在王家洲被敌军用火枪围攻，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五岁。

十八天后，先前负伤的三名士兵找回了毕君的遗体。又过了三年，咸丰九年，我的弟弟曾国荃率军攻克景德镇，在毕君殉难处凭吊。然而这位壮士早已牺牲。功名成败，既关乎天命，也关乎人事，岂是仅凭个人努力就能决定的？于是我们采石立碑以纪念他的事迹，并刻下铭文，让过往行人传颂，使饶州百姓永远铭记。铭文写道

横目蚩蚩，同出一冶。

（世人皆如铁匠炉中锻造出的器物般平凡。）

众雌无雄，谁是健者？

（众人平庸，谁才是真正的英雄？）

塔公出，次乃毕君

（塔齐布当其冲，其次便是毕君）

躯干虽小，陈安之伦；

（他虽身材矮小，却如西晋猛将陈安般骁勇；）

匹马斫阵，万夫莫当。

（单枪匹马冲入敌阵，万夫莫敌。）

人心之贼，一矢或伤。

（但人心的险恶，有时比箭矢更伤人。）

内畏娼嫉，外逼强寇。

（在内要忍受同僚的嫉妒排挤，在外要面对强敌的压迫。）

进退靡依，忍尤丛诟。

（进退两难，只能忍辱负重。）

郁极思伸，矫舐天。

（抑郁至极时仰望苍天，渴望一展抱负。）

徒飞无翼，或坠于渊。

（可惜空有壮志却无羽翼，最终坠落深渊。）

渊则有底，愤则无已。

（深渊尚有底，而他的悲愤永无止境。）

万代千龄，哀此壮士！

（千秋万代之后，人们仍将哀悼这位壮士！）

孙芝房侍讲刍论序

咸丰九年三月，善化人孙芝房侍讲孙鼎臣写信到我在建昌的军营，寄来他所着的《刍论》，请我审阅修订。全书共二十五篇，其中论治国六篇，论盐政三篇，论漕运三篇，论货币两篇，论兵事三篇，通论唐代以来大政七篇，论明代赋税一篇。开篇追溯当今祸乱的根源，严厉批评近世汉学家以私心划分门户之见，言辞极为痛切。次年四月，又收到芝房来信，竟是病危告别的遗言，而芝房已于三月去世。我立即设灵位哭祭，并写信告知仁和人邵懿辰。于是写下这篇序言置于卷，将书稿归还给他的遗孤。

古代学者并不刻意追求经世致用的学问，只是研习礼制罢了。《周礼》这部经典，从规划都城疆域，到酒水买卖、巫卜占卦、修缮文书，乃至天象鸟兽，都设有专职官员管理，考察细致入微。我读杜预的《春秋释例》，感叹左丘明阐凡例，孔子权衡万变，大抵都是依据周代的典章制度。

因此说“周礼尽在鲁国啊！”自从司马迁着《史记》，草率地将《礼书》与《封禅书》《平准书》并列。班固、范晔以下史家，沿袭此例而不加考辨。唐代杜佑编纂《通典》，其中论礼的内容占了大半，这才体现了先王经世致用的本意。宋代张载、朱熹进一步推崇阐礼学。我大清受命于天，大儒辈出。顾炎武着书立说，以振兴礼教为己任。江永编纂《礼书纲目》，无论大小礼仪都详尽记载。

后来秦蕙田编撰《五礼通考》，将天文、地理、军政、官制等内容都汇集其中，旁征博引诸子百家，剖析入微。我私下十分推崇此书，只是觉得其中关于经济财政的内容稍显不足，曾想另编一部专门论述盐政、漕运、赋税等国家财政的着作，作为《五礼通考》的补充。这并非要自我标新立异，而是因为先圣制定的礼制本就包罗万象。可惜世事多变，着书立说不可草率，我还未来得及完成这项事业，就已经年老体衰了！

从前汉阳的刘传莹（字茮云）曾深入研究汉学，但厌恶其支离破碎的训诂考据，轻视宋代大儒的义理之学。他常对我说“治学贵在反求本心，何必追求广博？至于修身齐家治国之事，则应当逐一详加考究以求其真。在书斋中验证的道理，才能推行于市井；独自体悟的学问，才能被众人信从。”他又说“礼制不经考据便不明晰，学问不经心得便难成体系。”我深以为然，认为他是真正懂得治学之道的人。不久后，茮云便去世了。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安排后事，完全遵循古礼。我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又作《家传》一篇，略述汉学得失及主次之分，将文稿收藏在刘氏宗庙中。

君子的言论，平和则能促进和谐，偏激则易引争端；言辞语气的轻重缓急，久而久之会影响社会风气，导致党同伐异、争论不休而不知收敛。从前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固然有其局限；但若断言其导致了晚明的祸乱，则未免失之偏颇。近来汉学之说，也并非没有弊端；但若认为其引了太平天国之乱，同样过于武断。《刍论》所考究的各项大政方针，与顾炎武、江永、秦蕙田等人的主张相近。这几位学者，本就是汉学家们所尊奉的典范。

然而芝房在篇文章中批评得过于严厉，这究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明辨，还是因为愤慨于某些德高望重之人曲解学问、迎合世俗，一时激愤而呢？芝房志向远大且锐意进取，这点与茮云相同。他临终时寄信给我作最后告别，也与茮云相似。除《刍论》外，他另着有十卷诗、十一卷文、四卷《河防纪略》。其着作之丰与茮云不同，但博览群书而谨慎取舍的态度却相同。他对那些标榜汉学之人的厌恶也与茮云相同，只是表达方式略有差异。我在此略作辩驳，既是为了表明对亡友的道义，也为了说明这两位未能实现抱负的遗憾，并非仅仅是我个人的痛惜。

林君殉难碑记

唉！自从我率领湘军转战湖北、江苏一带，其间追随我战死沙场的将士不计其数。他们有的品行高洁，誓死追随，却壮志未酬便慷慨赴死，名声未能显扬于世。我虽深爱这些将士却无力保全他们，这尤其令人悲痛！

林源恩，字秀三，四川达州人。道光十七年考取拔贡生，二十三年在顺天府乡试中举。咸丰元年，被选任湖南平江县知县。咸丰二年，太平军洪秀全、杨秀清等部围攻长沙。当年冬天，浏阳县匪徒作乱。次年春天，通城县匪徒又起事。这三个县都与平江县接壤。林君查办奸细、扼守要隘，如同防洪筑堤，使匪患丝毫不能蔓延。江忠烈公赞赏林君的才能，既保奏他以同知直隶州身份候补任用，又写信向同僚推荐，称赞林君具备统军作战的才能。

当时曾国藩正在组建水师，征调林君招募五百名平江勇随军作战。咸丰四年三月，太平军从湖北向南进犯，林君在平江九岭一带阻击，果然取得大捷。同僚中有人嫉妒林君，使他未能获得应有的封赏。这些人还借其他事由中伤他。林君内心愤懑难平，但生性不善言辞。他曾下定决心要在公堂上据理力争，事先反复准备，拟好辩词。可到了当面对质时，却被众人压制，最终未能申辩，反而被迫认错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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