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莞夜总会当保安(李雨晨)_第1238章有教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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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8章有教无类（第2页）

“对了，这次全对，校长学会数钢筋了。”

“不是学会数钢筋，是学会蹲下来。以前在卡拉奇我是站着的——站在讲台上，站在主席台上，站在剪彩的红地毯上。到这里以后我现，数钢筋的人都是蹲着的。蹲着才能看到钢筋上的锈迹，蹲着才能摸到螺纹钢的纹路，蹲着才能跟旁边的人平视。站着看世界和蹲着看世界是两个世界。”

“这两个世界有什么区别？”

“站着看到的是成绩单，蹲着看到的是人。成绩单上的数字会骗人——数学考几分只能告诉你这个学生会不会做题，不能告诉你这个学生为什么不会做题。他家是不是住在贫民窟，他妈是不是生病了没钱治，他每天走多远的路来上学。这些信息不在成绩单上，在蹲着的视角里。”

下午，工地休息时间。

老陈在工棚门口支了几条条凳。

老刘叔从食堂端了一壶红薯叶子茶。拉赫曼坐在条凳上，安全帽搁在膝盖上。几个工人围过来，有人递了一根烟，拉赫曼摆摆手说不抽。

“拉赫曼校长，你从巴基斯坦跑到南岛国来当校长，你家里人同意不？”

“我妻子不同意。她说你都五十六岁了，在卡拉奇好好当到退休不行吗。我说不行，卡拉奇的大学有围墙，南岛国的大学没有。她说没有围墙的大学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我说就是因为没有先例我才要去——我活到五十六岁，不想再做有先例的事。”

“那你来南岛国这三天，感觉怎么样？”

“感觉舒服。不是天气舒服——南岛国的太阳比卡拉奇还晒。是这里没有旧规矩的束缚。我在卡拉奇每次想做改革，都要先过十几个委员会审批。每个委员会里都坐着一群从来不去贫民窟的人，他们替贫民窟的孩子决定什么教育适合他们。他们说不适合就是不适合，我说你们连贫民窟的门都没进过，怎么知道适不适合。他们说我们不进去是为了安全。我说你们安全了，贫民窟的孩子就永远没有机会。”

老刘叔端着搪瓷缸坐在旁边。

“拉赫曼校长，你说的这些我不太懂。但有一件事我懂——南岛国也没有旧规矩。我们这些在工地上干活的人，以前在自己老家都是最底层的。到了南岛国以后，没人问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你只要肯干活，就有饭吃。孩子肯读书，就有学上。我女儿上小学不要学费，以后上大学也不要学费。这在以前老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老刘叔，你说的这个就是教育公平。不是所有人都考一百分才叫公平，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走进教室才叫公平。你女儿走进教室的那一刻，她跟女王的孩子享受一样的教育——这才是真正的公平。不是结果公平，是起点公平。你给她机会，剩下的靠她自己。”

“那她要是考不好呢？”

“考不好没关系。不是每个人都要考第一名。但你女儿能在图书馆里坐上一整天，安安静静看完一本书，这本身就是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她变成别人，是让她变成更好的自己。教育的本质不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是让每一个人找到自己能做好的事，把它做到极致。你数钢筋数到全工地最好，这就是你的教育。你把废料挑出来，把新料一根一根数准，你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东西不比你女儿在课堂上学的少。”

李晨从主教学楼工地走回来，听到最后几句。

“拉赫曼校长，你刚才说的这段话，让我想起北村先生。他说黎明公社的社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有人擅长种红薯，有人擅长开卡车，有人擅长管冷库。公社的制度不应该把所有人削成一个样——应该让种红薯的种到最好，开卡车的开到最好。你跟他说的其实是同一套理念，只是他用公社的语言，你用教育的语言。”

“北村先生是谁？”

“黎明公社的委员长。以前在日本搞赤军的，后来跑到南岛国来种红薯。他说革命不是一下子的事，是一点一点改，改到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找到价值。他公社里有个开卡车的工人，以前在曼谷码头拉集装箱。到了公社以后开卡车开到全公社最好，北村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教育不一定要在课堂上生，在驾驶室里也能生。”

“我想见见他。我听说黎明公社有一万多人，他们的劳动合作模式跟卡拉奇贫民窟里的互助组织很像。贫民窟里的人没有政府管，自己组织起来搞卫生、修路、办学校。没有钱请老师，就自己当老师——识字的教不识字的，会算账的教不会算账的。这就是最原始的有教无类。”

傍晚。海风从希望岛东岸吹过来，带着咸腥味。

拉赫曼和李晨沿着海岸线走。

身后的工地上推土机已经停了，工人们三三两两蹲在地基旁边吃晚饭。

“其实我下定决心来南岛国，有很重要的一点。这是一片全新的土地，没有旧规矩的束缚。我在卡拉奇每做一件事都要先问自己——这件事符不符合传统，符不符合教育部的规定，符不符合学术委员会的期待。但在南岛国，我不需要问这些。我只需要问一件事——这件事能不能服务于南岛国的展，能不能让每一个个体找到自己最大的潜能。”

“所以你在这里不用在乎外面的世界是否理解。”

“对。黎明大学没有围墙，没有入学考试，旁听生可以拿同等文凭——这些做法在任何传统大学都会被当成异端。但在南岛国，这些不是异端，是根基。你们从填海的时候就埋下了这个根基——没有等级，没有特权，没有门槛。我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担任第一任校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幸。”

“在卡拉奇待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天觉得自己能真正按自己的想法办教育。但在南岛国的这三天，是我这辈子最舒服的三天。不是身体舒服——身体累得要死，数钢筋数得腰都直不起来。是心里舒服。心里没有那道墙。”

“那道墙是别人砌的，还是你自己砌的？”

“都有。以前是别人砌的——教育部的规定、学术委员会的评审、同行的质疑。后来别人不砌了，我自己砌。我会先想——这么做会不会被人骂，会不会影响学校的排名，会不会让捐赠人不高兴。其实没人骂我，是我自己在骂自己。南岛国把这道墙拆了。”

“墙拆了以后是什么感觉？”

“感觉自己变年轻了。五十六岁的人，蹲在地上数钢筋，数错了重新数，数对了老刘叔夸我一句——校长学会了。这句话比我当年拿到终身教职还高兴。不是高兴自己数对了钢筋，是高兴自己还能学会新东西。很多人在我这个年纪已经不愿意蹲下来了，觉得蹲下来丢脸。但老刘叔蹲着，老陈蹲着，你也蹲着。你们都能蹲，我为什么不能蹲。”

李晨把脚下的贝壳踢到海里。

贝壳在浪尖上弹了两下，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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