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莫纳之地(爱醉月的杜康君)_第423章劳力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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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3章劳力解放（第2页）

“潘裕民，你刚才说的利润翻一倍——那是哪一年的算法？”

潘裕民愣了一下。“什么？”

“路边搭棚子雇黑工，利润翻一倍。那是哪一年的算法？是战前的算法。战前工商监察松，劳动法执行不力，棚子搭在路边没人查。但战争打完以后呢？我上任以后呢？”他把手按在桌上。“劳动监察部门从下个月起对全国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没有工商登记的，一律取缔。不签劳动合同的，按工人人数每人每天罚款。不为工人交社保的，加倍罚款，纳入企业信用黑名单。黑名单上的企业，不得享受任何政府补贴、税收减免、政府采购订单。我就这么跟你说——在路边搭棚子的成本，我要让它比进园区贵得多。贵到违法经营的人睡不着觉。”

潘裕民没有马上回答。他站在那里的时间很长，可能只有十几秒钟，但在那个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很久。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

“主理任席，我不是不相信您。我是怕——怕执行不到位。法律写得再好，如果基层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棚子还是能搭起来。我在这个圈子里二十多年了，见过太多政策雷声大雨点小。企业的信心不是靠一场会建立的。是靠一次一次执行建立起来的。如果半年以后，路边搭棚子的还是比进园区划算，您今天说的话，就会变成商会档案里又一份‘已阅’文件。”

“你说得对。”雷诺伊尔的回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没有反驳，没有加大语气，而是把声音放轻了。“信心不是一场会建立的。是靠一次一次执行建立的。所以我就跟你把话说在前头——劳动监察的第一批排查报告，三个月后送到我桌上。如果哪个县查了等于没查，哪个省报了等于没报，我就把那个县的劳动局长撤了。撤了还不改，就把那个省的劳动厅长撤了。这不是雷声。是钉子。一颗钉子钉下去，拔不出来。”

潘裕民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低头在笔记本上记下了。笔尖很用力，把纸戳了一个小洞。他坐下了。

接下来是工会代表马国良。

他站起来的时候，没有拿任何东西。那张写着三千个工人联名签字的纸，他放在口袋里。他的工装洗得白，袖口磨出了毛边，手上还有洗不掉的油渍。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擦过铁皮。

“主理任席，纺织厂里有很多伤残退伍军人。有的少条胳膊，有的缺条腿，有的眼睛在战场上被弹片崩坏了。厂长说他们干活慢，想辞退他们。工会拦着不让辞。但他们自己也难受——他们觉得自己是拖累。他们跟我说，马国良，我们不怕苦。我们怕的是没用。”他停了。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新的政策，能不能让他们重新有用起来？”

雷诺伊尔翻到文件附录。那页写得最久，改得最多，纸张边角被他用手指捏得起了毛。“这里有一张清单，是我昨晚拟的。针对伤残人士的适配岗位推荐目录。少一条胳膊的，可以干质检员、仓库管理员、安保监控员。缺一条腿的，可以干精密仪表装配——坐着干，不需要走动。失明的，可以干电话客服——他们的听觉比正常人更灵敏。失聪的，可以干数据录入、档案管理。每一种伤残，都能找到适配的岗位。”他抬起头，看着马国良。“不是废铁。是人。是人，就有用。”

马国良没有说谢谢。他把那张纸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用手指轻轻抚平。那张纸上的三千个名字——有的端正，有的歪扭，有的用按了手印代替签名——被他的手指一个挨一个地抚过去。他的喉咙动了一下，但他没有哭。

教育部长谢尔比举手，说了应届毕业生的死循环——企业要“两年以上工作经验”，应届生哪来的两年经验。雷诺伊尔说了见习制度的方案，说了双元制教育改革。谢尔比记下了。司法部长也记下了，关于刑满释放人员的税收抵扣和创业免税。他的手在抖。他曾在监狱里见过那些即将刑满释放的人坐在床板上，眼睛盯着墙上的铁窗，问他出去以后打算干什么。他们说，不知道。不知道，就可能再次犯事。

最后一个问题问完了。雷诺伊尔把文件合上。他的手指在封面上停了一下。

“四项方案，全部宣读完毕。现在表决。”

四百二十只手同时举起来。没有一个人落下。

法槌落下。笃的一声。

“全票通过。”

三

散会了。脚步声、椅子腿刮地板的声音、纸页翻动的声音混在一起，持续了十几分钟。雷诺伊尔坐在位子上没有动。有人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有人低声和同伴说着什么走出了门。马国良是最后一个走的。他走到门口停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联名信，看了看，又放回去。他没有回头。

会议室空了。日光灯管的嗡嗡声更响了。雷诺伊尔一个人坐着，把手从法槌上收回来。那摞文件还在桌上，他伸出手把文件整理整齐，四角对齐。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圣辉城的天，灰蒙蒙的。远处那束光柱还立着。

身后有脚步声，很轻。他没有回头。

“主理任席。”是孙无忧的声音。她走近了几步，站住了。“今天您说的那些——伤残军人的适配岗位清单——我父亲就是那样的人。他在欧克利坦丢了条腿，在家躺了三年。每天早晨睁开眼第一句话就是，‘我今天有什么用。’我回去告诉他，有人专门列了张清单，上面写着缺一条腿的人可以干什么。他会哭的。”

“哭完了呢？”

孙无忧愣了一下。

“哭完了，让他去培训中心。”雷诺伊尔转过身看着她。孙无忧的眼睛是红的，但没有眼泪。她自己也是做了十几年民政的人，眼泪早就流干了。“不是去当学员——是去当教员。他在战场上丢了一条腿，但他还有两只手。这两只手可以教年轻人怎么装配精密仪表。他会比那些两条腿的人教得更好。因为他知道什么叫‘失手’。失手不是扣分，是报废。他教出来的学员，会比任何教员教出来的都细心。”

孙无忧看着他，嘴唇动了一下，又合上了。她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步，像是想说什么，但没有回头。

雷诺伊尔一个人站在窗前。天色渐渐暗下来，暮色像墨水滴进清水里，一点一点洇开。远处那束光柱越来越亮了——白天看不见，天越黑它越亮。它不会灭。

走廊里有人在说话。他侧耳听了一下。是马国良的声音，他在楼梯口跟另一个工会代表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具体内容。然后脚步声一前一后下了楼梯。又过了一会儿，窗外楼下传来一声很短的笑——不知道是谁的。然后脚步声远了。

他走回桌前坐下来，拿起笔，翻开一份新的文件。文件是白的，纸很厚，上面印着几个字——《全国劳动力技能培训中心建设方案》。他看了第一行。然后拿起笔，开始写。

窗外天已经全黑了。

四

圣辉城城东，棚户区。

同一个傍晚。那个穿褪色红棉袄的女人蹲在巷子口的水龙头前洗菜。水龙头只有一个，十几户人家共用，水流很细，接满一盆水要好几分钟。她把菜叶子一片一片掰开，在水里涮了涮，放在旁边的搪瓷盆里。孩子蹲在旁边，拿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

巷子外面有人在贴新告示。是居委会的人，拎着一桶浆糊和一沓纸，在墙上刷了一层浆糊，然后把纸贴上去，用手掌拍平。贴完了就走了。告示在风里轻轻飘动着，纸还很湿，墨迹反着路灯的光。

女人洗完菜，端着盆子站起来。她路过那张告示的时候，脚步慢了一下。告示上的字她认不全，但她认得公家的红印。她站在那里，把盆子换到另一只手上，盯着那枚红印看了很久。孩子跑过来，拽着她的衣角。妈妈，上面写的什么？

她没有回答。她看着那枚红印，看了很久。红印是圆的，很红，在路灯下泛着光。她以前在纺织厂的工资条上也见过这样的红印。后来厂子被炸了，她就再也没见过了。

她低下头，端着盆子走进巷子深处。脚步比刚才快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