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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简介
民国年间,我在湘西一座小镇上做裱画匠。某日深夜,一位神秘老妇送来一幅沾满泥渍的古画,画中绘着翻涌的彩色波浪。我修复此画时,现那些彩色竟似活物,每日都会变换位置。更诡异的是,每当我凝视画中浪涛,耳边便传来潮汐之声——而此地离海千里。镇上老人告诉我,此画名为“彩涌”,乃百年前一位疯画师所绘,画成之日便口吐鲜血而亡。此后凡藏此画者,家中必有人失踪,而失踪者最后的身影,永远消失在画中新出现的某一朵浪花里。我不信邪,直到某天清晨,我在镜中看见自己的脸,正缓缓化作画中一抹靛青……
一
我叫沈砚清,湘西古镇上的裱画匠。
若你此刻推开我的店门,会看见这样一幅光景一个穿灰布长衫的瘦削男人,趴在榆木大案上,手持马蹄刀,正一点一点地剔着一幅古画背面的老裱纸。阳光从木格窗里筛进来,落在他的手指上,落在那张黄脆的宣纸上,也落在他眉心那道深得能夹住笔管的竖纹里——那就是我。马蹄刀走过纸背,出细碎的、像秋虫啃叶子的声响,整个铺子里弥漫着陈年浆糊与樟木箱子混在一起的、说不上好闻却让人安心的气味。可你若以为这只是寻常的一天,寻常的一幅画,寻常的一个裱画匠在做着寻常的营生,那你就错了。因为此刻我刀下的这幅画,它——不太对劲。
我要讲的故事,要从头说起。可这“头”在哪里,我自己也拿不准。是那个起风的深夜?是那幅画出现在我案上的那一刻?还是更早,早到百年前那个疯画师蘸着自己的血画下第一笔彩浪的时候?罢了,就从严冬那夜说起吧,故事的筋骨,总得有个起头的地方。
二
民国二十三年,湘西的冬天来得格外凶。
那年我三十一岁,在镇西头的巷口开了间裱画铺,取名“听梧轩”。说是铺子,其实不过是一间老屋隔成两半,前店后院,我一人吃住都在里头。镇上人叫我沈先生,听着体面,实则穷得叮当响。裱画这行当,在太平年月也不过是勉强糊口,何况这兵荒马乱的世道?有钱人逃难去了,谁还顾得上家中字画?穷人家更不会花几块大洋来裱一张画。我的日子,全靠隔三差五替人装裱几副对联、修复几本族谱,勉强度日。
那夜,北风像饿狼一样嚎叫着掠过瓦檐。
我正就着一盏豆油灯,修补一本被虫蛀了的《百家姓》。灯焰子被门缝里钻进来的风撩得一跳一跳的,我的影子在墙上忽大忽小,像个不安分的鬼。就在这时候,有人敲门。
不是拍,不是叩,是指甲在木板上一下一下地挠。
“笃、笃、笃……”
我后脊梁一阵麻。镇上有规矩,过了亥时不开门,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说是夜里来的“人”,不一定是人。可那挠门声不急不缓,固执得很,挠几下,停一停,再挠几下,像是笃定了我还没睡。
我硬着头皮走到门后,问了句“哪个?”
门外沉默了一瞬,然后一个苍老的女人声音响起来,沙哑得像砂纸磨过糙木“沈先生,修画。”
我犹豫再三,还是抽开了门闩。
门一开,一股冷风灌进来,油灯差点灭了。门口站着个老妇人,矮小佝偻,穿着一身靛青色的老式褂子,料子是好料子,可上面泥渍斑斑,像是刚从土里扒出来的。她头上包着块黑布,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截尖瘦的下巴和一双……怎么说呢,一双浑浊却异常亮的眼睛。那眼睛不像老年人的眼睛,倒像是什么小兽的,在暗处幽幽地反着光。
她怀里抱着一个东西,用粗布裹着,裹了好几层。
“沈先生,”她说,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笃定,“听说您手艺好,有一幅画,想请您修。”
我侧身让她进来。她从我身边经过时,我闻到了一股气味——不是老人身上常有的樟脑丸味儿,也不是泥土的腥气,而是一种很奇特的、带着咸腥的潮气。像是海风,像是晒干的鱼,又像是雨后涨潮的河滩。可这地方是湘西,离最近的东海也有千里之遥,哪儿来的海腥气?
我当时没多想——或者说,我本能地选择不去多想。
她坐在客椅上,把怀里的东西放在膝上,一层一层地解开粗布。每解开一层,那股腥气就浓一分。最后一层布掀开,露出了一卷画轴。
画轴很旧了,轴头是普通的白木,没有镶玉,没有包铜,简陋得不像是能配上里头画作的物件。画心的背面,老裱纸已经黄脆,边缘处起了毛,有几处甚至脱落了,露出里面颜色暗淡的绢本。从背面看,这幅画被重新装裱过至少三次——我能从裱纸的层数和浆糊的痕迹判断出来。每一次的工艺都粗糙得很,像是仓促之间完成的,不是裱画匠的手艺,倒像是……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催着人赶紧把它裹起来、封起来、藏起来。
“敢问您想怎么修?”我问,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常,“是全色接笔,还是只揭裱重装?”
老妇人抬起眼睛看我。灯下,那双眼睛里的亮光变得更加明显了,不是老人眼睛该有的光,倒像是猫眼在暗处反射灯火时的那种亮——冷冷的,没有温度。
“您看了画再说。”
她把画轴递过来。
我伸手接住。画轴入手的一瞬间,我打了个寒噤——那轴头冰得不像话,不是冬夜木头的凉,而是一种从内往外渗的、带着湿意的冰冷,像是刚从深井里捞上来似的。我稳了稳心神,把画轴放在案上,慢慢展开。
画不长,约莫三尺,宽不过一尺八。绢本设色,画的是——
是海。
不,不完全是海。画面下方是翻涌的波浪,但不是寻常的海浪。那些浪是有颜色的,不是蓝,不是绿,而是一种浓烈到近乎妖异的彩色。靛青、石绿、藤黄、朱砂、胭脂、蛤粉——我当裱画匠十来年,见过的颜料不少,但从没见过有人这样用色的。那些色彩纠缠在一起,一层叠着一层,一浪推着一浪,浓处像泼了油彩,淡处像晕了烟霞。它们不是静止的,这是最让我心惊的地方——它们不是静止的。
画上的浪,在动。
不是错觉,不是灯焰晃动造成的视觉误差。我清清楚楚地看见,画面最边缘的一朵靛青色浪花,正在以一种极其缓慢的、几乎不可察觉的度,向上翻卷。就像真正的潮水,一寸一寸地涌上来。
我猛地松开了手。
画轴啪地卷了回去,在案上滚了半圈,停住了。
我退后一步,后背撞上了药柜,瓶瓶罐罐叮叮当当地响了一阵。我盯着案上那卷画,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老妇人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我。她没有说话,但我能感觉到她在笑——裹在黑布下面的嘴角,一定在笑。
“沈先生,”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您看见了。”
“这……这画……”我舔了舔干的嘴唇,“这画上的东西,是活的。”
“是,也不是。”她说,站起身,佝偻的腰背在灯下拉出一个长长的影子,“沈先生,您手艺好,胆子也大——至少您没把这画扔出去。我找过三个裱画匠,一个当场晕了,一个连夜搬了家,还有一个……不提了。您能接这活儿吗?”
“我……”我想说不。我应该说不在。一个正常的、理智的、想要安安稳稳活到老的人,此刻应该客客气气地把这老妇人请出去,然后把门闩插好,再用红纸封住门缝——镇上的老规矩,挡邪祟的。
可我的嘴不受控制地说了另一个字“能。”
老妇人点了点头,从袖中摸出五块银元,放在桌上。大洋在灯下泛着暗淡的银光,够我吃三个月的。
“半个月后我来取。”她说完,转身走向门口。
“等等——”我叫住她,“这画……叫什么名字?”
她已经拉开了门,北风呼地灌进来,油灯剧烈地摇晃了几下,差点熄灭。在明灭不定的光影里,老妇人侧过脸来,黑布下露出半张皱纹纵横的脸和一只眼睛——那只眼睛里的光,此刻不再是猫眼般的冷亮,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像深海一样幽暗的蓝。
“彩涌,”她说,“它叫彩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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