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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队长的心沉了下去。他走过去,蹲在塘边,用手电筒照着水下浑浊的水里,能隐约看见一个小小的身体,蜷缩着,腰间似乎系着什么。“小心点,把人弄上来。”他低声说,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
两个技术员合力,慢慢把孩子的身体托出水面。那是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穿着一件粉色的小褂子,已经被水泡得胀,颜色褪得白。她的眼睛闭着,脸上布满淤青,小小的手掌攥成拳头,指甲缝里还沾着泥土——像是在最后一刻,还在抓着什么。她的腰间系着一根粗麻绳,绳子另一头拴着块五十多斤的青石板,石板上长着绿色的青苔,显然是被人故意沉尸的。
“这得多大的仇,对娃下这么狠的手。”一位老民警低声说,眉头拧成了疙瘩。他从警二十年,见过不少命案,可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手,还是第一次。李婶站在警戒线外,看着那具小小的尸体,眼泪止不住地流“这娃看着跟我家小孙女差不多大,造孽啊,是谁这么狠心。”
法医蹲在铺好的白布旁,戴上乳胶手套,小心翼翼地检查孩子的身体。他的动作很轻,像是怕碰疼了孩子,手指在孩子的头部停留了很久,然后抬起头对王队长说“王队,头部有明显钝器伤,颅骨凹陷,应该是致命伤,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半年以上。”
就在这时,水下突然传来喊声“王队!下面还有东西!像是辆车!”民警们顺着声音望去,能隐约看见一个金属顶棚在浑浊的水中泛着冷光,形状像是电动三轮车。王队长立刻下令“抽干鱼塘,仔细搜查!”
村里的抽水机都被调来了,七八台机器围着鱼塘,“突突突”的声音震得地面都在抖。水一点点往下落,塘底的淤泥越来越多,散的腥气也越来越重。村民们都没走,站在远处看着,有人回家拿来了馒头和水,递给民警们“同志,歇会儿再干吧,别累着。”
直到第二天中午,鱼塘的水才基本抽干,那辆电动三轮车渐渐露出全貌——车身裹着厚厚的淤泥,轮胎早已腐烂,只剩下轮毂,车座上的海绵露在外面,黑乎乎的,像一头沉眠的怪兽。几个年轻的民警和村民一起,用绳索和铁钩合力将车拖上岸,车身“嘎吱”作响,像是要散架似的。
刑侦人员戴着乳胶手套,慢慢拉开了车门。一股混杂着腐烂与泥土的恶臭扑面而来,让人胃里翻江倒海,几个年轻的民警忍不住背过身去干呕。王队长强忍着恶心,往车里一看,心脏猛地一缩——后座上,一具女性尸体蜷缩着,下半身只套着条花色的保暖裤,裤脚卷着,露出苍白的脚踝。
法医赶紧走过去,蹲在车门边检查。“王队,女性,年龄大概在三十岁左右,头部同样有钝器伤,死亡时间和孩子差不多,应该是同一时间遇害的。”他一边说一边翻看尸体的口袋,“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手机、钱包都没有。”
技术人员在车里仔细搜查,用毛刷清理着淤泥,希望能找到线索。可车里除了几根头和一些泥土,什么都没有。“王队,看样子鱼塘不是第一现场,凶手是抛尸过来的。”一个技术员说,“车身没有明显撞击痕迹,应该是凶手开车把尸体运到这儿,再推下去的。”
王队长点了点头,眉头皱得更紧了。临沭县已经二十年没生过这么恶性的命案了,母女俩同时遇害,还被沉尸鱼塘,凶手的残忍程度出了想象。“立即提取dna,和数据库比对,一定要尽快确定死者身份!”他对身边的民警说,“另外,扩大搜查范围,附近的田埂、沟渠都要仔细查,不能放过任何线索。”
dna比对结果很快出来了,可数据库里没有任何匹配信息。王队长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这意味着死者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没有在公安系统留下过记录。“不行,得换个思路。”他在专案组会议上说,“抛尸地这么偏僻,只有熟人才知道这个地方,凶手大概率是本地人,或者在这附近生活过。我们从周边村庄开始排查,重点找半年前失踪的妇女和孩子。”
排查工作从鱼塘周边的三个村庄开始。民警们分成十几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手里拿着死者的素描画像——小女孩扎着马尾辫,穿着粉色褂子;妇女齐耳短,中等身材。“老乡,您见过这两个人吗?半年前有没有听说谁家有人失踪?”每到一户,民警们都耐心地询问,生怕漏掉任何线索。
村里的消息传得快,民警们刚排查到第二个村庄,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哭腔,断断续续的“同志……我……我媳妇和娃……半年前不见了,跟你们说的……有点像。”
打电话的是老高,今年三十八岁,常年在江苏的建筑工地打工,家里只剩妻子张琳带着女儿丫丫生活。接到电话时,他正在工地上扛钢筋,汗水湿透了他的工装,手里的钢筋重得能压弯他的腰。听到民警的话,他手里的钢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砸起一片尘土。“同志,你们……你们在哪儿?我现在就回去!”他的声音抖得厉害,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老高连夜赶回临沭县,坐了六个小时的火车,又转了两趟客车,到村里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他直奔村委会,看到民警手里的素描画像,当场就瘫倒在地,眼泪砸在水泥地上“是张琳……是丫丫……这是我媳妇,这是我闺女啊!”他的声音破碎不堪,手里紧紧攥着口袋里的照片——那是去年春节拍的,张琳抱着丫丫,站在自家的院子里,身后是刚贴的春联,母女俩笑得灿烂。
民警们赶紧把老高扶起来,让他坐在椅子上,递给他一杯水。老高喝了口水,情绪稍微稳定了些,断断续续地说起了半年前的事。
2o14年12月7日,老高还在江苏打工,那天下午四点多,他给张琳打了个电话,想问问家里的情况。电话里,张琳的声音很轻,说丫丫有点感冒,已经喂了药,让他别担心。“我还跟她说,快过年了,我再干半个月就回去,给她和丫丫买新衣服。”老高抹着眼泪说,“她还笑,说不用买新衣服,家里还有旧的,让我多攒点钱。”
那是老高最后一次听到张琳的声音。12月8日早上,邻居老王现张家的大门虚掩着,风吹得门板“吱呀”作响。老王觉得奇怪,张琳平时很仔细,出门都会锁门。他走到门口,喊了几声“张琳!张琳在家吗?”没人回应。
老王绕到窗户边,往里看了看——厨房里,锅里的粥早已凉透,碗还放在灶台上;卧室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是刚叠好的样子;丫丫的玩具熊放在枕头边,上面还沾着几根头。“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赶紧去找张琳的婆婆。”老王后来对民警说,“她婆婆一听就慌了,冲进屋里翻来翻去,喊着张琳和丫丫的名字,声音都哑了。”
张琳的婆婆给老高打电话时,老高正在工地上加班,手机放在宿舍充电。直到晚上八点多,他才看到未接来电,回拨过去,听到婆婆的哭声,他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妈,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他着急地问,婆婆哭着说“琳琳和丫丫……不见了,家里没人,门没锁,手机钱包都在!”
老高连夜买了车票往回赶,火车上,他一夜没合眼,反复看手机里妻女的照片。张琳是他三年前娶的,她是二婚,之前跟前夫有个儿子,离婚后儿子判给了前夫。老高不嫌弃她,觉得她勤劳朴实,两个人结婚后,张琳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对老高的父母也很孝顺。丫丫是他们的女儿,出生时才五斤多,张琳精心照顾,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每天晚上都给孩子讲故事,直到孩子睡着。
回到家后,老高把家里翻了个遍,张琳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钱包里还有三百多块钱,身份证也在里面——这不是出门的样子,张琳平时出门买个菜都会带身份证。“唯一不见的就是那辆电动三轮车,是我们结婚时买的,红色的,张琳平时用它去镇上买菜,接丫丫去幼儿园。”老高说,“我当时就想,她肯定是出什么事了,不然不会不打招呼就走。”
老高带着村民们找了整整一个月。他们把附近的山林、镇上的市场、甚至邻县的汽车站都翻了个遍,张琳的娘家也去了好几次,可一点消息都没有。村里的流言四起,有人说张琳跟人私奔了,有人说她卷了钱跑了,还有人说她可能掉进河里淹死了。“我不信,”老高摇着头说,“张琳不是那样的人,她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磨豆浆,给我父母端过去,然后再去地里干活,晚上还要给丫丫缝衣服,她怎么会丢下家走呢?”
老高去派出所报了失踪,民警们也帮忙找了,张贴了大量的寻人启事,上传到了寻人平台。启事上的张琳齐耳短,眼睛温和,笑容腼腆;丫丫扎着马尾辫,胖嘟嘟的,怀里抱着个玩具熊。可几个月过去,没有任何消息,张琳和丫丫的失踪,成了一个谜。
专案组的民警们听完老高的话,心里都不是滋味。王队长让老高提供了张琳的dna样本,和死者的dna进行比对,结果显示,死者就是张琳和丫丫。“老高,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给你和孩子一个交代!”王队长拍着老高的肩膀说,语气坚定。
接下来的几天,民警们重新调取了2o14年12月7日前后的所有监控。张琳家附近只有一个监控探头,在村口的小卖部旁边,是店主自己装的,画面是黑白的,还经常抖动,但聊胜于无。
监控显示,12月7日下午四点,张琳骑着电动三轮车回家,丫丫坐在后座,怀里抱着玩具熊,看到监控时,还挥了挥手,小小的身影在画面里很模糊,但能看出孩子很开心。这是母女俩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里。
12月8日凌晨两点零三分,监控拍到张琳的电动三轮车从村里开出去,往县城方向走,车灯在黑暗中像两颗微弱的星,车很快,像是在赶什么。“奇怪,张琳为什么会在凌晨出门?”王队长盯着监控画面说,“而且车这么快,不像是自愿的。”
民警们反复回放这段监控,看了不下二十遍。突然,一个年轻的民警指着画面说“王队,你看,后座好像有个人影!”王队长赶紧凑过去,眯着眼看——画面很模糊,但确实能看到后座有个黑影,半个脑袋露在外面,像是个成年人。
“难道是有人胁迫张琳?”王队长皱起眉头,“或者是有人藏在了车上?”他立刻下令,调取张琳家附近胡同口的监控——那条胡同是张琳家到村口的必经之路,虽然没有直接对着张琳家,但能拍到路过的人。
果然,在12月7日晚上十一点二十分,监控拍到一道黑影从胡同口走进来,几分钟后又走出去,然后再一次走进胡同。从十一点二十分到凌晨两点张琳出门,这中间有两个多小时,这段时间里,胡同里没有任何其他动静,邻居们也说没听到任何呼救声。“这两个多小时里,到底生了什么?”王队长在会议上问,“凶手应该是提前潜入了张琳家,或者在胡同里等着,胁迫张琳出门。”
民警们开始围绕这个黑影展开排查。他们拿着监控截图,挨家挨户询问胡同里的村民“您在12月7日晚上十一点多,有没有看到什么人经过?或者听到什么动静?”
排查了两天,终于有个老太太说“那天晚上我起夜,好像看到有个人从胡同里走出来,穿着深色的外套,个子挺高的,具体长什么样没看清,天太黑了。”可这线索太模糊了,根本没办法确定身份。监控画面质量太差,黑影的轮廓都看不清楚,更别说面部特征了。
“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王队长分析说,“能让张琳在深夜出门,还不引起邻居怀疑,一定是她认识的人。而且凶手知道鱼塘那个偏僻的地方,说明他对这一带很熟悉。”
民警们开始梳理张琳的交际圈。张琳性格内向,平时除了买菜、去幼儿园接丫丫,几乎不出村,也不爱跟人串门。老高说,张琳的朋友很少,手机通讯录里除了老高和几个亲戚,几乎没有其他人的号码。“她跟村里的人关系都不错,从没跟谁红过脸,也没跟人结过仇。”老高说,“我实在想不通,谁会害她和丫丫。”
民警们调取了张琳的手机通话记录,现她在12月7日当天,只给老高打了一个电话,没有和其他人联系过。“这就奇怪了,”王队长说,“如果是熟人约她出门,她怎么会不打电话确认呢?”
就在这时,老高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张琳失踪前几天,跟我说过,想去找她前夫看看儿子。她之前跟前夫有个儿子,叫乐乐,今年六岁,离婚后判给了前夫,张琳很想孩子,经常跟我提起。”
民警们立刻找到张琳的前夫李全。李全四十岁左右,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在镇上开了个修车铺。听说张琳遇害,他愣了半天,手里的扳手“哐当”掉在地上。“不可能……她怎么会……”他的声音有些颤抖,眼圈红了。
李全说,他和张琳是2o1o年离婚的,因为他经常喝酒家暴,张琳受不了才提出离婚。儿子乐乐判给了张琳,可后来他悄悄把儿子接了回来,张琳来要过几次,他都没给,两个人还差点打起来。“我知道我对不起她,”李全低着头说,“但我真没害她,12月7日那天,我一直在修车铺干活,晚上还跟几个朋友喝酒,他们都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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