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博弈（出版书）(章宪法)_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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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第2页）

&esp;&esp;一、家风

&esp;&esp;左光斗（1575-1625），字共之，又字遗直，号浮邱，又号苍屿，南直隶桐城县东乡（今枞阳县横埠镇）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甲第九十一名进士。左光斗出现在明季官场，只有十八年。

&esp;&esp;官场十八年，左光斗默默无闻的时间长达十二年。左光斗初授内阁中书舍人，官从七品。中书舍人只有副处级，不仅职级很低，也谈不上权力。明代的中书舍人隶属内阁中书科，干的是公文起草之类事务，内阁的“通知”要写，皇帝的圣旨也写。但是，公文中的意见都是“领导”的，中书舍人的职责就是把它们变成文字，不能写错别字，不能把“领导”的意思弄错、弄反。

&esp;&esp;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左光斗擢御史台候命。这一候，就是六年。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左光斗才正式担任浙江左道监察御史。天启三年（1623年），左光斗升授大理寺左寺，又晋大理寺少卿。天启四年（1624年），左光斗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官场上的最后六年，始终都在执法、执纪的岗位上。

&esp;&esp;正是在这种位子上，左光斗呈现出官场“角斗士”的风格。泰昌元年（1620年），明光宗暴毙，左光斗将光宗的宠妃、天启帝的养母李选侍骂得狗血喷头。内宫多事，人人自危，唯有左光斗等少数官员敢于出头。左光斗这种官场风格，像是职业风格，更重要的还是源于“家风”。

&esp;&esp;左光斗的曾祖父叫左麟，清史馆总纂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中，载有左麟一则故事：明初桐城县的“芦课”（即芦苇税）十分繁重，桐城“芦课”集中在左光斗的家乡东乡，普通税户根本交不起。治下百姓苦不堪言，桐城县官也心知肚明，但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税赋是朝廷核定的，县邑本级无权减免，核定的税赋必须依册征缴。与其得罪上司，不如得罪百姓，桐城县令为保证税银的足额上解，只得强逼硬收。仍不能完税的，便关入县狱逼打，左麟的左邻右舍，常因此被关进桐城县狱。

&esp;&esp;左光斗的祖上比较富裕，自家不存在交不起税的问题，但乡亲经常因交不起税被关受刑，左麟就看不下去了。与妻子一商量，干脆掏钱替乡亲们垫上。可需垫税的乡民实在太多，更要命的是这一年的“芦课”问题解决了，新一年的“芦课”问题又来了，左家就算有百万家财也不够啊！百姓还是交纳不出，县官照旧打人、关人，左麟的火气腾地就上来了。左麟怒不可遏，收拾行李，直接进京找皇帝告御状去了。

&esp;&esp;明初大力倡导上访直诉，老百姓认为地方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进京，地方官谁阻拦处理谁。老百姓说得对，皇帝有赏赐，所以明初老百姓押着地方官进京的事都有，地方官不敢轻易欺负老百姓，社会秩序恢复得也快。

&esp;&esp;但是，上访直诉制度的设计也有问题：国家这么大，事无巨细都由最高统治者来公断，这量也实在太大了，没有什么可持续性。后来设了道“门槛”，《大明律》规定：未经地方政府处理直接进京申告，越诉者“笞五十”，然后再受理。这招特有意思，如果莫名其妙被人扇了一耳光，明显太委曲，可又打不过人家，怎么办？理论上可以找皇帝去主持公道，但前提得先接受这五十大板，身体欠佳的可能小命不保。为“一耳光”的事挨“五十板”，事主觉得不划算，不如自己咽下一口气。

&esp;&esp;左麟为乡亲的事越级进京上访，显然是知道这个利害的，这“笞五十”下来，左光斗的曾祖父左麟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好在左家的家童左恩很忠勇，自愿替主人领受了“笞五十”——左恩偷了主人的状子，提前赶到午门击鼓鸣冤。“笞五十”下来，左恩果然一命呜呼。左恩死后，左麟见到了明宪宗，当面向其陈述桐城“芦课”实情，明宪宗“允奏，减课额十之三”。

&esp;&esp;仅仅因为看不下去，便做了这件完全与己无关的事。为了这场进京上访，左家耗银近万两，外加一条人命。

&esp;&esp;二、乡风

&esp;&esp;明初的万两银子，折合人民币不下500万元，是个天文数字。为一桩与己不相干的事，搭上一条人命，耗去巨额家财，左麟究竟是因为什么？

&esp;&esp;性格，或是性情。左麟在地方，人称侠义之士，看不惯的事情，拼命也是可以有的。

&esp;&esp;从曾祖父左麟到左光斗，左家数代的性格，基本上差不多，左家的“家风”就是这样。

&esp;&esp;左家的“家风”，似乎是“遗传”，其实，不尽是。左光斗的家乡桐城东乡，“民风”全都是这样。

&esp;&esp;桐城东乡是一个俗称，真正的乡名叫“清净”。清净乡地处桐城县的最东端，是一个枕山览水之境。乡名“清净”，本是个佛教用语。宗教呵护的是人的心灵，“清净”也是乡民的信仰追求，地方民风原本淡泊，但这是地方的“过去式”。

&esp;&esp;左光斗的先祖本居江南泾县，明洪武年间迁居桐城东乡。这时的桐城东乡，民风剽悍，崇尚勇武，人心耿直。清代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章冠鏊传》曰：“东乡俗尚意气，其民好斗敢死。”

&esp;&esp;桐城东乡的民风巨变，正是起于左氏家族迁居桐城的明初。中国历史上，明代实行最严格的“役籍乡贯”制度，即所谓“籍贯”。“籍”指“役籍”，“贯”指“乡贯”，与现代的“籍贯”概念差异很大。简而言之，“役籍”相当于当代的户口类型，明代的“役籍”分为“民籍”“军籍”等。不同的役籍，通常都会从事农业，但承担的税赋、徭役等义务完全不同。民籍承担的是田赋与力役、杂役等，军籍则承担军役义务，包括治安维护与征战等，是单一的兵役义务。

&esp;&esp;左光斗家族虽属民籍，但整个桐城东乡的氏族多为军籍。桐城东乡所出的著名历史人物方以智、方苞家族，章纶、章伯钧家族等，皆为军籍。这些职业军人性质的乡民，长期接受军事“操术”与“军纪”的训练。军纪即军规，明代的军规内容复杂而严酷，核心在强调军人的服从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长官命令无论对错，军人都须无条件执行，显示军人式的牺牲精神。

&esp;&esp;武艺精湛，军纪严明，义气为先，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民风格外强悍，传承至今。清代江南九华山出了欺男霸女的恶僧，桐城东乡人听说后，一下去了三十六个武术高手，奔袭百里，把九华山打得稀里哗啦。清末太平军想借道东乡，老百姓根本不拿太平军当回事，来一次打一次，打得太平军不敢进东乡。

&esp;&esp;明代“役籍”制度的养成，桐城东乡人说一不二、敢作敢当的性格尤为凸显，也就是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称“好斗敢死”的东乡民风。

&esp;&esp;左光斗便是这种说一不二的人。有一年，左光斗与朋友、老乡方大铉一起喝酒，见其六岁的儿子方文在一旁玩耍，随口问了一句：“你读过什么书？”方文答：“杜诗。”左光斗顿时来了兴趣，对小孩说：“这么小都能背杜诗？背一首试试，真背出来了，我把女儿给你！”结果方文真的背出来了，左光斗也真的将长女许配给了方文。

&esp;&esp;左光斗的女儿成亲后，与婆家人的生活不和谐，一次口角后自杀身亡。左家一大帮人冲进方家，将方家砸得稀巴烂。方文有一小妾有孕在身，不幸成为出气筒，一顿拳脚后当场毙命，闹出一尸两命的惨剧。左光斗的女婿方文跑得快，好多年后都不敢回家。

&esp;&esp;家风，乡风，可见一斑。左光斗进入官场，明季的世风又席卷而来。三风合一，左光斗命中的血雨腥风隐约显现……

&esp;&esp;三、世风

&esp;&esp;世风日下，是王朝末期的普遍特征。但“世风”的概念，显得抽象而空泛，明季的世风于官场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黑白不分的“朋党之争”。

&esp;&esp;左光斗官场经历十八年，六年默默无闻，六年“下岗待业”，最后六年手段雷霆。

&esp;&esp;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官场有场整风运动，左光斗出任御史巡视京城，一气抓了一百余假官。明季的假官，不是小广告上的办假证，而是官员任命中程序与门径方面存在问题。卖官买官是一种风气，左光斗不吃这一套，也不问假官背后的真“靠山”是谁，直接就较上劲了。左光斗任御史的时间并不长，“铁骨御史”的声名却不小。

&esp;&esp;左光斗显然充满了正气，朋党之风中左光斗不能不置身其中——左光斗是东林党成员，并且是东林骨干。为了东林党的利益，左光斗还看上了另一个人，即《明史》中的“奸臣”阮大铖。

&esp;&esp;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桐城人。阮大铖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官场是非一言难尽，最终他以文学而史上闻名。

&esp;&esp;天启四年（1624年），阮大铖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守孝。“丁忧”就是俗称的“守孝三年”，实际上明制规定的“丁忧”时间是二十七个月。可是，二十七个月早已过去，吏部依旧没有给阮大铖安排新的工作，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阮大铖成天就在郁闷着这个事。正在琢磨奥秘时，阮大铖忽然发现这脑子动得有些多余——左光斗给阮大铖写来一封信，说你马上给我回京，我帮你谋到了一个好位子！

&esp;&esp;确实是个好位子：吏科都给事中。阮大铖“丁忧”前只是个“行人”，是一个科级（正八品）干部，工作职责主要是颁行诏敕、奉旨吊祭、奖励官员之类的事务，虽说工作体面还比较风光，但有什么权力那就谈不上了。并且，在这个位子上，阮大铖原地踏步干了九年。

&esp;&esp;吏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这官品升了两级，“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就是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制敕，都给事中发现有什么不妥之处，可以“封还”给踢回去。组织部长（吏部尚书）有重要工作向皇帝汇报，副部长一般不参加，但得有吏科都给事中陪同前往。吏科都给事中“品卑而权重”，左光斗主动帮自己谋到这么好的官位，阮大铖确实没有想到。

&esp;&esp;为阮大铖谋官，像是老乡帮老乡，也说得过去。左光斗确实是阮大铖的同乡，并且还是“同里”。除了是同乡，还是朋友，左、阮两家一直很有交情，交往频繁。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esp;&esp;左光斗关照阮大铖，关键在于二人是“同志”：左光斗是东林党的骨干成员，阮大铖是东林党的老党员，算“党龄”那都是一二十年了——阮大铖早在求学之际，就成了东林党领袖高攀龙的弟子。东林党领袖亲自当“介绍人”，阮大铖就这么加入了东林党。

&esp;&esp;朋党的群体利益优先至上，吏科都给事中这顶帽子，必须戴在东林党的党员头上。但是，明朝的官员升迁，要遵循论资排辈的既定规则。为了计划的圆满实现，东林党事先进行了精心谋划：天启四年二月，原吏科都给事中程注资满当迁。程注提拔走了，空出来的位子按“规则”应该由周士朴接任。问题的关键是，周士朴是个“无党派”人士，并且“性刚果”，不好操控，吏科都给事中的帽子断断不能给他。排名在周士朴之后的，是时任刑科给事中的刘弘化。刘弘化也是东林党人，但在东林党的核心层里没有“铁哥们”，加上自己的父亲已经病重，父亲一旦病故自己也要按规定回家“丁忧”，所以刘弘化自己放弃了竞争。这接下来的人选，只剩阮大铖一个人了。

&esp;&esp;出于对内幕的一清二楚与群体利益的综合考虑，左光斗认为只有阮大铖才是不二人选：有能耐，是同党，是朋友，是同乡。把阮大铖放到重要岗位，有利于双方共同打拼，对东林党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可是，等阮大铖赶到北京时，左光斗自己先为难了起来——因为，东林党高层刚开了一次高层碰头会，对当前的斗争形势有了更全面的分析。

&esp;&esp;东林魁首顾宪成及吏部尚书赵南星等人认为，论才干与资历，阮大铖“确实没问题”，但问题的问题是，阮大铖性格太张扬，见人都有说不完的话。清康熙《怀宁县志》载：阮大铖“为人亢爽英多，风仪秀整，掀髯谈天下事，如河源滚滚，莫测涯际”。东林党树大招风，与昆、齐、浙、楚诸党及魏忠贤之间，难免需要明争暗斗，保密工作至关重要。从东林党整体利益出发，另一东林党成员魏大中则城府极深，更适合出任吏科都给事中。此时的东林党领袖并无恶意，亦非认为阮大铖品行存在问题。为公平起见，拟让阮大铖出任同级别的工科都给事中。但是，工科权力不显，魏大中资历又不如己，阮大铖极不乐意。

&esp;&esp;这一下，最尴尬的就数左光斗了。信是自己写的，人是自己叫过来的，难道自己吐出的口水，还得自己咽回去？这也不是左光斗的性格啊！

&esp;&esp;左光斗越尴尬，东林大佬的态度则越坚决：这吐出的口水，还真得你自己咽回去。阮大铖与你关系“铁”，你也跟他好沟通，你要主动找阮大铖谈次话，做好他的思想工作。

&esp;&esp;虽说自己是党内骨干，但跟领袖们比，自己毕竟人微言轻。领导的话说到了这份上，左光斗只好硬着头皮找阮大铖谈心。

&esp;&esp;四、对手

&esp;&esp;吏科都给事中的工作领域，主要在组织人事；工科都给事中的工作领域，主要在工程建设。前者政治权力明显，后者经济利益明显，孰好孰差是因人而异的。左光斗把工作安排的情况一说，阮大铖感到特别别扭：要说当官捞点好处的事，这时的阮大铖并不热衷，人家家庭环境优越，是个不缺钱花的主，奔的就是一个政治前途。较之于工科，吏科明显是“重用”，而重用的这个人，阮大铖也是越想越别扭——魏大中，自己的“同志”，还是“同学（同年，同科进士）”。让魏大中去吏科，东林党内明显是在重用魏“同志”，不重用阮“同志”。党外又会怎么看？明显就是阮“同学”不如魏“同学”啊！

&esp;&esp;推心置腹，左光斗与阮大铖谈了一通。阮大铖对官场内幕并不陌生，觉得这时候与左光斗争论已毫无意义，再找党的领袖去争取也为时已晚。煮熟的“鸭子”居然飞了，阮大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当着左光斗的面，阮大铖什么都忍着。出了左光斗家的门，阮大铖就开始动起了脑筋。

&esp;&esp;官场上要想搞顶好“帽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人”。找谁呢？找赵南星，现在等于白找。找齐、浙、楚这种小党的领袖，本不是“同志”，还要得罪“同志们”。就算找到了，最终肯定还是被“同志们”否决。要“找人”，只能找能镇得住东林党的人。

&esp;&esp;天启朝，唯一能与东林党乃至整个文官集团相抗衡的，只有宦官集团。而天启皇帝最信得过的宦官，便是太监魏忠贤，也是东林党最强劲的对手。

&esp;&esp;历史上的魏忠贤，名声相当不好。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早年时魏忠贤混得极其潦倒，走投无路之际痛下狠手自宫，以便找份好工作，进宫去当宦官。但是，年龄超标，没被录用。魏忠贤只好降低奋斗目标，到退休太监孙暹家当临时工。在这里，魏忠贤表现出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孙暹一看这小伙子不错，也才二十多岁，不符合招工条件的也只有这一点，于是卖了个老面子，推荐他进宫当了宦官，让“临时工”转正为“正式工”，实现了魏忠贤的进京梦。

&esp;&esp;在宫中，魏忠贤一干就是三十多年。虽说工龄挺长，但想帮人弄个官做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魏忠贤手中的“权力”，只局限于倒马桶，扫地抹桌子，看仓库。三十多年啊，五十多岁了，魏老头不仅面临“退休”回家，而且年纪临近明代的平均寿命。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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