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崩溃（出版书）(季宇)_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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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第2页）

&esp;&esp;汤若望进呈的新修历书是在《崇祯历书》基础上修订的。该书由徐光启和李天经先后主编完成，是明代修历的重要成果，全书一百三十五卷。虽然此书早在崇祯七年（1634年）业已完成，但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才颁诏通行天下，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历书采用西法，不合祖制，致使崇祯帝首鼠两端，犹豫不决，迟迟未予颁行。等到决定颁行时，大明江山气数已尽，因此这本历书并没有真正用过。不过，对于《崇祯历书》，汤若望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曾亲自参与修订，深知这部历书的得失所在。虽然它在某些方面，参用西法，具有新的突破，但由于保守思想的影响，并未真正打破《大统历》的系统框架。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得不削足适履，以迎合旧制，以至于一些先进的西方理念和技术并未运用到位，推验多误。汤若望在向多尔衮进呈这部历书时，也把此书的优劣详细作了报告，并建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订。他还把自己用新法推验出来的本年度八月初一的日食时间和图像进呈，请求派员测验。多尔衮听了很高兴，他把钦天监官员送呈的历书也交与汤若望过目，并请他做出专业评判。第二天，经过检查，汤若望找出该历书存在的七大错误，并当面向进呈该历书的钦天监官员们一一指出，令他们无言以对，深感颜面无光。

&esp;&esp;七月，朝廷批准汤若望的想法，准其在明历基础上修订新法。这部新法摄政王亲自定名为“时宪历”，“以称朝廷宪天乂民至意”。八月初一，日食来临之际，摄政王派大学士冯铨等官员同赴观象台测验，结果回回科误差一小时，而大统历所标日食图像竟有一半差错，只有汤若望的新法，时间、图像均与实际一一契合。这是一次有力的证明。德国人魏特把这称之为一个“为全国所知晓的胜利”。冯铨与同去的官员无不惊叹。他们上奏朝廷，对汤若望高度赞誉。皇帝也下诏褒奖，谕云：“旧法岁久自差，非官生推算有误，新法既密合天行，监局宜学习勿怠玩。”这是对汤若望的新法天算的充分肯定。

&esp;&esp;满人敬天畏天，对天算人才充满敬意。在他们看来，深谙天象之人也能通晓尘世的一切，而历法的良善也关系到社稷的千秋万代。因此，汤若望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受到清王室的尊崇。在准确预测日食三个月后，朝廷还决定授予汤若望钦天监监正一职。朝旨云：汤若望掌钦天监监印，该监所有人员和事务悉听调遣。

&esp;&esp;钦天监是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的官方机构，监正为最高长官。对于这项任命，汤若望一再推辞。因为他的主要任务是传教而非其他，故而不想把过多的精力耗费于官场。可是，朝廷并不准许。有人甚至善意地提醒他，不要一再坚辞，因为这样很可能会被误解为他仍然效忠于前朝。汤若望只好接受了任命，成为第一个由西方人出任的掌管国家历法的最高官员，而从一个受聘的外籍专家到朝廷命官，这无疑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esp;&esp;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经过数次修订，在汤若望主持下，修编完成了《时宪历》一百卷，由清政府批准实行，而汤若望修历有功，朝廷特加太常寺卿衔，以资褒奖。此后他不断获封。先是受封通政使司通政史（正二品，服俸加二级），后又诰封为光禄大夫，恩赏其祖先三代一品封典。应该说，这是汤若望最辉煌最荣耀的时期。

&esp;&esp;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进入康熙朝后，仅仅几年时间，他便从天上跌落地下。一桩因历法而起的大案使他锒铛入狱，险些人头落地，而这桩大案的发起者就是杨光先。

&esp;&esp;杨光先是明末清初反西教的急先锋。有人总结他一生干过两件大事，一是劾权贵，一是尊圣学。前者是指他崇祯十年（1637年）抬棺弹劾温体仁和陈启新，后者便是指他反教排教，发起康熙四年（1665年）的历法大案。两者相比，无论持续时间长短，还是影响大小，前者都无法与后者相比。有人鼓吹说：“先生之奇，不在于劾权贵，而在于尊圣学。”称他参劾西教的奏疏是“生民以来，圣圣相传”，“诚古今来不再见之鸿文，真足与天地并垂不朽”，比汉宋以来的儒学经典“功高百蓗”，“甚至不在孟子下矣”。简直把他捧上了天。

&esp;&esp;那么，杨光先究竟做了什么，竟受到如此追捧？

&esp;&esp;事情得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说起。此时杨光先已经重新来到北京。如果说，在他来京之前经过了一段消沉，那么，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起，他的知名度陡然增高，原因就在于从这段时间起，他开始着手他的所谓“尊圣学”的事业，并于康熙四年（1665年）掀起了一场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排教大案。

&esp;&esp;杨光先反对西教由来已久。这从他的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到。不过，他的排教活动在明末似乎并不突出，史料记载也不多，直到顺治末年才迅速升级。其口诛笔伐，风云一时，俨然成了反西教的头面人物。

&esp;&esp;从现有的资料看，杨光先的一系列讨伐“檄文”，包括一些奏章呈文，约二十篇，也大多写于顺治末年和康熙初年。后来这些文章汇辑成册，定名为《不得已》。何为不得已？按杨氏的说法，就是“士大夫者，要主持世道也”。如何主持世道？就是要“正三纲，守四维”。如今洋教盛行，而我举世学者，竟无人敢于纠正。邪教之力，如此之大!照此下去，“三光晦，五伦绝矣”，“此而可已，孰不可已”!这就是他的所谓“不得已也”。也就是说，面对西教猖獗，他不能再沉默了，也不能不站出来说话了。

&esp;&esp;杨光先的反击开始了。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起，他先后写了《辟邪论》《距西集》《摘谬十论》等数篇文章，向天主教发起猛烈的攻击。他在文章中声称，西人耶稣会，非中土圣人之教，“实西域七十二种旁门之下，九十六种邪魔之一”，公然宣称万国均为邪教后裔，这是要灭我中华祖先，其所谓天主、亚当、夏娃等纯系无稽之谈。圣母玛利亚生子耶稣，非婚受孕，居然童身未坏，岂不荒谬至极？男女媾精，万物化生，人之常道也。世间惟禽兽知母而不知父，可耶稣邪教竟有如此荒诞不经之说！他还指责耶稣是“叛国渠魁”，事败正法，钉于十字架上，本是大快人心，可其邪心不死，居然三日复生，这不是愚弄信徒，胡说八道吗？他还把当时著名的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如南怀仁、安文思、潘进孝、许之渐、许谦等人，逐一点名，痛加批判。

&esp;&esp;在火力对准天主教的“荒唐教义”和“歪理邪说”的同时，他还从历法入手，对汤若望等传教士毫不留情，大加挞伐，指控他们“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谋渐张”。他还责骂徐光启为“邪臣”，因为就是他违反海禁之令，把汤若望等举荐于朝，才使他们有了今天的地位。为了引起官方警觉，他还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大声疾呼，指出惑众妖书公开刊行，邪教徒分布各省咽喉，结交士大夫为羽翼，煽动诱骗小人为爪牙，受蒙蔽者越来越多，像水从高处流下，可“朝廷不知其故，群工畏势不言，养虎卧内，识者以为忧”。他还把天主教比作白莲教，诬其暗中结社，图谋不轨，说教徒张贴十字架极有可能是一种妖术，而使用望远镜明为观察天文，实则十分可疑。

&esp;&esp;杨光先的这些文章极有煽动性。为了扩大影响，他把《辟邪论》《距西集》印行五千册，四处散发。其所产生的效果，用他的话说是“朝野多谬许之”。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表示赞许。后来，他的《不得已》印行时，有人称杨“实为本朝第一有识有胆人”，赞其书“正人心，息邪说”，“持论锐利”，实为“第一有关名教、有功圣学、有济民生之书”。据史料记载，此书印行后，西人以重金购之，每部二百金，“悉为焚毁，欲灭其迹”。至雍、乾年间“传本已鲜”，极为珍贵，由此也可见影响之大。

&esp;&esp;当然，对于杨光先来说，这些声讨只是开始。或者说，只是一种战前的热身，为了从思想舆论上先声夺人。到了顺治十七年（1660年），他的正面强攻开始了。

&esp;&esp;这一年的五月和十二月，他先后两次上疏，弹劾汤若望等传教士。第一次上疏，史料不存，难窥其貌，而第二次上疏，其文稿以《正国体呈稿》为题收入《不得已》集。该疏从历法入手，控告汤若望两大罪状。其一是暗窃正朔，盗窃名器。原来，汤若望完成《时宪历》一百卷进呈朝廷时，首页写了“依西洋新法”字样。在杨光先看来，大清之官，修大清之历，历面上怎么能写“依西洋新法”？这是不尊皇上，而把西洋奉为正朔。对此，他早在五月第一次上疏时，就纠弹过此事，可汤若望置若罔闻，不知检举改正，以赎不臣之罪，而是坚持不改，“是藉大清之历，以张大其西洋”，“罪不容诛矣”。

&esp;&esp;其二，新法推闰有误。其中特别提到将立春提前一天，“是不应立春之日而立春，应立春之日而不立春”。每年立春，皇上都要进行迎春大典，这是何等重要的大事!现在新法居然弄错日期，淆乱盛典，其“亵天帝而慢天子，莫此为甚焉”，这是该杀之罪!

&esp;&esp;最后，他总结说：“总之，西洋之学，左道之学也。其所著之书，所行之事，靡不悖理叛道”，而天主教人之狼子野心，“谋夺他国，是其天性”。如今他们呼朋引类，外集广澳，内外沟连，不可不防。如果任其“党与炽盛”，“不几养虎自贻患哉”!

&esp;&esp;但是，这两次上疏均未达到目的。第一次是“不得上达”，第二次则是“礼部未准”。究其原因，乃与汤若望此时恩宠未减，地位稳固不无关系。

&esp;&esp;汤若望从顺治朝到康熙初年，不仅深得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任，而且与孝庄皇太后及小皇帝福临本人都关系亲密。汤若望学识丰厚，对于天文、地理、制造、火器和医学都有相当的研究，这使清皇室对他尊重有加。有一次，皇太后生病，派人来咨询汤若望。汤若望当时并不知道病人是谁，但听了来者讲述，知病情不重，乃取铜牌一枚让来人带回让病人佩戴，不久太后病愈，后来太后一直戴着这枚铜牌，以为佑护。还有一次，顺治帝的皇后患病，也被汤若望治好。这些都使皇太后对汤若望心生崇敬，并尊其为义父，而顺治帝也尊称汤为玛法，即满语祖父。顺治临朝后，对汤若望更是礼遇有加。除了加官晋爵，恩赏不断，还经常召汤进宫，或亲临馆舍，与之交谈。顺治帝是一个勤学的皇帝，由于年幼娇养失学，临朝后发愤苦读，五更起读，至晚不辍，前后九年，几曾呕血。在与汤若望的交往中，他经常向汤若望请教天文、历法等方面的问题，并征询有关军国大事方面的意见，双方来往密切。考虑到汤年事已高，顺治不仅免除他君臣跪拜之礼，还专门为他备下一个舒适的软椅，而汤若望每每进出宫廷也“有如家人父子”一般。汤若望一度还想劝说顺治皈依天主教，但未能成功。

&esp;&esp;这些礼遇和厚待，除了个人之间的感情和信赖之外，也与清初宽容的宗教政策不无关系。满族信奉萨满教，但入关以后，对汉人的佛、道、儒三教并不排斥，允许其与萨满教并存。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说，清初顺治、康熙对天主教并不认可。顺治帝看过天主教书籍后大不以为然，认为荒唐悠谬之说，无逾此书。康熙也说过此类的话，但这并未妨碍他们对天主教采取宽容的态度。

&esp;&esp;由于受到清皇室的礼遇，汤若望在清初的地位一直受到重视，他的意见甚至对皇帝本人也有影响。杨光先在文章和奏疏中多次说到“邪教之力如此重哉”，以至于“举世学人，不敢一加纠正”，“事关万古纲常，愤无一人请讨”，他要“不惜齑粉”“忿不顾身”云云。这些话虽有夸大成分，但也并非凭空所指，从中亦可见汤若望的影响之大。

&esp;&esp;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两次参劾虽然失败了，但杨光生并未罢手，一边四处活动，积极准备，一边等待时机。这期间，他又一口气写了多篇排教文章。从收入《不得已》的文章篇目看，有《与许青屿侍御书》《选择议》和《孽镜》等。这些文章与他前期写的文章一脉相承。在《与许青屿侍御书》中，他对《天学传概》一书全面批判，声罪致讨。《传概》是一本宣扬天主教教义的书，由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所著，后经李祖白润色，并以他的名义印行出版。李祖白，字然真，系天主教徒，教名约翰，官至钦天监监副（一说为钦天监夏官正），是当时公认的中国最有才华的天算学家。书中提出天主上帝，开辟乾坤，天下万国尽是德亚国（古犹太国）之子孙，这引起杨光先极大愤慨。他认为，如果耶稣为天主，那么在他出生之前，即中国汉哀帝以前则为无天之世界吗？而我中华祖先尧、舜又被置于何地？我大清之天下来自于三皇五帝之正统，如今竟成了“邪教之苗裔”？这不是“谋叛本国，明从他国”吗？至于皈依西教，不得供奉祖宗牌位，更是非圣之文，毁我周孔礼教。“如此妖书，罪在不赦。”杨光先对此非常气愤，文中多次出现“祖白之胆何大也”“祖白之头可斩也”之类的激愤之词。

&esp;&esp;《传概》刊行时，书前有一篇许青屿做的序言，对天主教大加赞赏。许青屿是顺治朝进士，官至御史，为清初名臣。由于许青屿名气很大，“此序出未二月，业已传遍长安”。杨光先对此极为不满。他在文中公开向许叫板，指责他身为圣门贤达，天子谏臣，居然对于这样的妖书，不发竖眦裂，掷书于地，反倒为之作序，这是不尊孔孟，得罪名教，必遭后世唾骂，而先生之名也将累于一序。后来，康熙四年（1665年）排教案发生时，许青屿因此序受到牵连，不过有后世学者考证，《传概》之序系伪作，并非出自许青屿手笔。这已是另外的话题。

&esp;&esp;《与许青屿侍御书》系杨光先这期间所写的一篇重头文章，而同一时期所写的《孽镜》和《选择议》也值得一提。《孽镜》主要火力集中在攻击西洋新法上。比如，他嘲笑新法把大地说成一圆球，上下四方布列国土，虚悬于太空之内。照此说法，地球上边的人和地球下边的人岂不要脚对脚了吗？这样的荒唐之说竟然也能骗人，因此他要像高悬照妖镜那样，以照出“新法之妄”。不过，从今天看来，由于对近代科学缺乏了解，加之思想上的对抗，此文东拼西凑，词不达意，多处暴露了杨光先的无知和可笑。

&esp;&esp;至于《选择议》则是拿荣亲王的葬期说事，认为阴阳五行之理，相克相化，用对了凶可化吉，用错了则吉反变凶。荣亲王之命属火，以水为杀，应选二木生旺之月，避水克火，“此化难生恩之法也”。可现在所选的葬期犯了三杀：月犯生杀，日犯党杀，时犯伏吟，四柱无一吉者，不知依何书何理而选？幸好用在葬数月之王（按，《清世祖实录》称荣亲王生下四月而薨，所以杨文称之为“数月之王”），若用之宦庶之家，“其凶祸不可言矣”!这篇文章篇幅不长，言辞也不激烈，看似无足轻重，实则却成了后来扳倒汤若望等传教士的重磅利器。这是后话。

&esp;&esp;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前后四年有余。这期间，杨光先虽然没有上疏，但对西教展开的持续猛烈的思想舆论攻势从未停止。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背后支持他的有朝廷高官、太监、士绅阶层以及钦天监中反对汤若望的势力。这股力量十分强大。他们彼此呼应，不断地制造事端。顺治元年（1644年），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的谕旨下达后，竟被礼部扣压不发。直到第二年，顺治皇帝发现汤若望的奏疏中没有署上监正的头衔，经查发现是礼部从中作梗，立即予以严斥，礼部这才不得不办。对于皇上的谕旨居然也敢阳奉阴违，抗旨不发，原因就在于礼部尚书恩格德从中作祟。

&esp;&esp;恩格德是一个痛恨西教之人，而钦天监直属礼部管辖。恩格德对汤若望的任命从一开始就不赞成。汤若望到任后，公正严厉，对礼部并不言听计从，这使恩格德十分不快，不久又因荣亲王葬期之事双方撕破了脸，闹到了最高层。这事的起因是礼部误用时辰（将辰时误用午时）从而导致荣亲王未能在吉时下葬，这就犯了大忌。荣亲王是顺治第四子，生下三月（一说四月）而薨，连名字都没来得及起。不过，这个早夭的皇子来头却不小，他的母亲就是顺治帝的爱妃，死后追封为孝献端敬皇后。说起孝献端敬皇后，一般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但一提到董鄂妃，知道的人就多了。她是顺治帝最宠爱的妃子，民间有许多关于她的传说。其中一个说法是，她原是江南名妓董小宛，但这个说法并无根据。《清史稿后妃传》中说：“孝献皇后董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靠谱的说法。顺治帝对董鄂妃的宠爱，史料中有很多记载。说她初封贤妃，一个月后晋皇贵妃，顺治帝还为她的晋封大赦天下，死后追封为皇后。所谓“眷之特厚，宠冠后宫”，毫不夸张。董鄂妃死后，顺帝痛不欲生，差点自杀，后来传说顺治出家也与此有关，可见对她是一片痴情。

&esp;&esp;董鄂妃生下的唯一一个儿子就是荣亲王，虽然产下数月便死去，但为了安慰自己的爱妃，顺治帝仍追封这个不幸的王子为和硕荣亲王。亲王加“荣”字极为高贵，在清代十二等封爵中列为头等，有清一代也只有两位亲王获此殊荣，而这个早夭的荣亲王就是其中之一。不仅如此，顺治帝还下令为其建造了一处规模宏大的亲王园寝。这一切，当然都是看在他娘的面子上。

&esp;&esp;然而，就是这么一个顺治皇帝如此看重的事，葬期却被搞错了。按《汤若望传》中的说法，搞错葬期的是恩格德，他擅改下葬时刻，并谎称这是根据钦天监选定的时间。这件事的后果相当严重，因为按照风水学的说法，死者在吉时下葬，关系到子孙永享荣华富贵，兴旺发达，反之则会灾祸无穷。

&esp;&esp;可怕的是，这个说法似乎得到了验证。因为荣亲王下葬不久，董鄂妃便一病不起，驾鹤西去。更糟糕的是，四个月后顺治帝也随之病薨。这种不吉利的事情相继发生，随着误用葬期的事被揭发出来，事情的性质便变得极为严重。恩格德为了逃脱责罚，把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了钦天监，声称是他们误报了时辰。这一来，作为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不得不站出来澄清事实了。他具折奏明朝廷，指出错误的葬时并非由钦天监所误报，而是由礼部所擅改。这一来，作为礼部尚书的恩格德便难脱干系，朝旨处死。汤若望出于好心，向皇上求恩，恩格德方获恩赦，免除死刑，革职充军。与恩格德一起遭受处罚的还有礼部一干人员，如郎中吕朝允、笔帖式额勒穆等。

&esp;&esp;应该说，在这件事上汤若望并无过错，他出来说明情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钦天监机构下设四科：一是历科（原名时宪科），二是天文科，三是漏刻科，四是回回科。其中历科最为重要，其职责是掌管天算天象与编定历书等事务。该科之下又分三组，其中一组就是专为祭祀等活动选定吉日的。荣亲王在错误的时间下葬，汤若望如不禀明事实，不仅钦天监负有责任，而且他的属下也难逃追究。可是，他这样一来，便把恩格德和一班礼部大员彻底得罪了。

&esp;&esp;除了礼部不满汤若望外，钦天监内部也对汤若望任职十分抵触。在清代以前，钦天监一直是大统历和回回历的天下。大统历明初由开国元勋刘基（字伯温）进呈，名为《戊申大统历》，修于元时，有明一代一直沿用。传教士们习惯地称它为中国历法。回回历产生于环地中海地区，由穆斯林天文学家创立。早在元代就进入中国，在中国历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元明两代，朝廷设有回回司天监，为官方天文机构之一。明洪武年末期，回回司天监撤销，并入钦天监，在监下设回回历科。该科成员均由回民历学家担任，采取世袭制，职名为回回历士，而在钦天监内部则实行大统历、回回历双轨制，一直沿袭至明末清初。

&esp;&esp;明朝成化以后，大统历推验屡误，随着修历呼声不断增高，徐光启引用西人修历，大统历逐渐衰落。不过，回回历由于自身独特的体系并未被取代。清初，汤若望出任钦天监监正时，仍保留了回回科的设置，并且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方法进行观测，并定期向朝廷呈报结果。

&esp;&esp;不过，好景不长。顺治三年（1646年），汤若望下令禁止回回科进呈推验结果，这引起了回回科的恐慌。在这之前，由于推验屡误，回回历法的信誉已大幅下降，他们在监局的世袭地位也受到威胁。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们当然心有不甘，开始联合监局内的保守力量，包括天文科、漏刻科的部分反西教人士，处心积虑制造难题，并以一些极为幼稚和恶劣的理由攻击西方的天算科学，试图搞倒汤若望。虽然他们得到了礼部部分官员的暗中支持，但都没有成功。不过，这些“捣乱分子”（汤若望语）也的确制造了不少麻烦。汤若望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来对付他们。有一次，他们状告汤若望出任钦天监监正不合法，因为没有找到关于他任命的谕旨。内阁会议对于这样的指控当然要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汤若望被带到院子的太阳下暴晒，竟致患了头疾，三日未愈。好在这份谕旨后来从文档中找了出来，那些告他的人才没有得逞。对于这些接二连三的捣乱，汤若望不胜其烦，在高层的支持下，他决定把那些“捣乱分子”一一革除，并对监局内的人员进行了调整补充。一些受到汤若望信赖的（其中大部分为基督教信徒）

&esp;&esp;走上了各级岗位。除此之外，汤若望还革除陋习，整顿秩序，清除监内的无用人员，对傲慢无理的满族官员加以责罚，从而逐步站稳脚跟，使钦天监的工作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转起来。

&esp;&esp;顺治十四年（1657年）四月，原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上书弹劾汤若望，鸣冤叫屈。他说臣祖上来自西域，自隋便被“授为日官”，专司历法天象，每年推算，定期呈报，是为定例。可顺治三年（1646年），本监掌印汤若望废除回回科进呈定例，但臣发现汤若望新法所推七政，存在谬误，事关象占，“不敢不据实上闻”。最后，他强烈要求恢复回回科，“以存绝学”。朝廷受理此案后，派人验证，结果发现吴明炫指摘新法谬误，所告与事实不符，被判“诈不以实”，险些丢掉性命。

&esp;&esp;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吴明炫碰得头破血流，而回回天算家的阵营也受到严重挫败。此后，他们表面上消停下来，没有发起公开的进攻，但暗中仍在积蓄力量，伺机反扑。就在这期间，杨光先来到京城，他们一拍即合。杨光先攻击西教甚力，虽“好高论大言，稍通历法”，但天算艰深，非其所长。为了扳倒汤若望，他曾试图寻求“羲和旧官”，即钦天监中的汉人官员的帮助，但并未得到响应。杨光先对此很不满，他曾在文章中指责这些人“尽叛其家学而拜仇人作父”。所谓“家学”，即大统历，而“拜仇人作父”，则是说他们投靠了汤若望。他还用“反摇尾于贼跖，以吠其生身之祖考”来挖苦讥讽他们。

&esp;&esp;由于汉官不给力，杨光先颇感失望，但他很快就与回回科官员建立了盟友关系。据清人彭孙贻《客舍偶闻》云，杨光先与吴明炫为同郡人，两人相善。明炫自谓知历，每次交谈，历数汤若望新法之误，杨光先闻之大喜。他正愁找不到懂历法的人为他提供炮弹，现在有了吴明炫这个“知历”之人，自然是求之不得。

&esp;&esp;吴明炫，又名吴明烜，后者因避康熙名讳而改。有史料把明炫、明烜误认为兄弟二人，实则不确。吴明炫曾任回回科秋官正，康熙历案发生后，他一度重回钦天监任监副。可以肯定的是，在康熙历案中，他是一个举足轻重之人。有人甚至推测，杨光先一系列反对西洋历法的文章，在策划、撰写和润色上可能都与他有过商量，并得到过他的帮助。这种可能并不排除。

&esp;&esp;在吴明炫的支持下，经过一番精心准备，杨光先终于再次出手，向西教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一场惊天大狱从天而降，不仅震惊了全国，而且震惊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由于此案因历法而起，又被称作康熙历案。

&esp;&esp;康熙历案，起于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至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结案，前后八个月。与以往不同的是，该案一是立案快，二是审判规格高，三是处罚严厉。

&esp;&esp;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二十六日，杨光先具疏题参，状告汤若望等人图谋不轨，传妖书以惑天下，请依律正法。状告当天，堂司官便收下状子。八月初五日，密旨下部，谕礼部、吏部会审。次日，汤若望等传教士便到案受审。从立案过程看，前后不到十天，可见立案之速。

&esp;&esp;从审判过程看，此案先是礼部、吏部会审，之后刑部再审，再之后三法司复审，最后由亲王、辅政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和八旗都统等组成的御前会议进行终审。审判的程序十分繁复而漫长，而且经历了诉讼上的一切例行手续，并由最高的御前会议裁定。其规格之高，称得上是所谓的“一等大狱”。

&esp;&esp;从判决结果看，汤若望和七名钦天监官员处凌迟，五人斩首。与此同时，天主教被宣布非法，在京传教士一律充军，各省传教士则押送广州，驱除出境。这个判决可以说极其严厉，对西教堪称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esp;&esp;出现这样结果也许让人意外。从顺治十七年（1644年）五月到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前后四年有余，杨光先使出浑身解数，上蹿下跳，试图扳倒汤若望，均告无果，可在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仅用半年时间便达到了目的。其实，说意外也意外，说不意外也不意外。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尤其是皇权统治时期，君临天下，一言九鼎，任何纷争，包括学术纷争，最终水落石出都取决于高层的态度。杨光先的胜利同样如此。

&esp;&esp;顺治十八年（1645年），福临病薨，其子玄烨继位，年号康熙。康熙皇帝继位时年仅八岁，由四大辅臣佐政。顺治死后，汤若望顿失奥援，而四大辅臣中保守势力占据上风。其中鳌拜和苏克萨哈都仇视西教，提倡复古。尤其是苏克萨哈，在德国人魏特的笔下，他“是最恶劣种类的基督教仇视者”。此时，恩格德，那个因擅改荣亲王葬期被流放的前礼部尚书也回到京城。朝中形势大变。杨光先也许正是瞅准了这个时机，兴起了大狱。

&esp;&esp;八月初六日，审判开始。到案的有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传教士和李祖白、潘尽孝、许之渐、许保禄等汉人。李祖白，即前边提到的《天学传概》一书的作者；许之渐，即许青屿，是为《天学传概》作序的翰林御史；而作为太监，许保禄的罪名则是帮助散发《天学传概》一书。杨光先的指控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谋叛本国。在《时宪历》封面上竟书“依西洋新法”，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二是妖书惑众。声称天主上帝，开辟乾坤，污我国人乃邪教之子孙。三是邪教布党京省。散布圣牌、圣像、十字架，以及教义等宣传品阴谋叛乱，并在澳门等地建立巢穴，“逆形已成，厝火可虑”。审判之初，主要围绕谋反展开，但这些指控，证据并不充分。

&esp;&esp;此后的审判又进入历法层面。由于天文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不仅杨光先本人一知半解，那些审判官们也全是外行。面对一群外行，再好的争辩也无异于对牛弹琴。于是，传教士们提出你们控告新法虚妄谬误，那么，康熙四年（1665年）1月16日，恰逢日食。当时，西法、大统和回回三派都已进行推算，并将结果呈报礼部。谁对谁错，只要拿出来验证一下即可见出分晓。主审官员批准了这一提议。结果在众目睽睽之下，只有新法完全正确，而大统和回回均存误差。这一来，主审官们大为尴尬。此后，传教士们又提出要验证春分时刻，他们再也不敢接受。为此，杨光先辩解说：“日食准否事小，谋夺他国事大。”他还说：“宁可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就偷换了概念，把学术之争引入了政治斗争范畴。接下去，为了保证审判有效地进行，他们开始在汤若望进呈二百年历、错用荣亲王葬期等事上大做文章。这些本属枝节问题，但却可以随心所欲借题发挥，乱扣帽子。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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