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崩溃（出版书）(季宇)_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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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第2页）

&esp;&esp;这样的结果令刘铭传大失所望。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是庆郡王奕劻，而户部尚书乃翁同龢，他们向与淮系不洽。此时，刘铭传多么希望有人能站出来帮他说话。可是，过去一向支持他的醇亲王奕譞（光绪帝的生父）由于病重昏迷，无法视事，而他的老上司李鸿章也因此事敏感而不敢为他讲话。刘铭传茫然四顾，毫无援手，并预感到今后办事会越来越难。

&esp;&esp;洋人承办的方案被否决后，如何解决基隆煤矿的出路又成了一道难题。刘铭传与张士瑜商量来商量去，光靠官股无法为继，只有再招商股，重走“官商合办”的老路。虽然这个办法曾经失败过，但此一时彼一时。由于近年来煤的行情看涨，民营煤矿开始逐渐增多，经营势头也不错，这对商股又有了很大的吸引力。

&esp;&esp;刘铭传找来一些商人进行洽谈。果然，商人们很感兴趣，但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洋务运动以来，“官商合办”常常搞不好，主要原因就是以官为主，商人没有发言权，而官不懂商，积习甚多，终致亏累而难以为继。他们向刘铭传提出，让他们入股可以，官商共同经营也可以，甚至在投资上让他们拿大头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一条，那就是矿务要由商人主持，官不过问。

&esp;&esp;这样的条件按理并不过分。人家拿了钱，你却不让人家主事，这本身就说不通。不过，这样做却要打破以官为主的格局。有人感到担心，提醒刘铭传还是谨慎从事，但刘铭传却认为只要能把基隆煤矿盘活，一切均可尝试。

&esp;&esp;商人们一见刘铭传放了话，便跃跃欲试。最后双方商定，基隆以原来的官本十二万投入，而商股再集资三十万，由商人接办。

&esp;&esp;应该说，这个方案对双方都有利。刘铭传也满怀希望，心想这个方案总该没问题了。洋人承办不行，官商合办难道还不成吗？因此，他一边打报告，一边批准先干起来。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他的报告一上去又引来了更大的风波。

&esp;&esp;户部和总理衙门立即提出质疑，他们还把刘铭传呈送的基隆煤矿合办章程逐条细抠，从中找出诸多毛病。其中有“可疑者三，必不可行者五”。

&esp;&esp;如，矿务主持。既然官商合办，就应官为主持，“何以一切事宜悉授权于商，官竟不能过问”？

&esp;&esp;又如，矿务总管聘用洋人。刘铭传所称各股皆系华人，为什么总管却是洋人？这里边“显有冒充影射情事”。

&esp;&esp;再如，该巡抚不奏明请旨，便即议立章程，擅行开办，“尤非寻常轻率可比”。

&esp;&esp;在向皇帝汇报时，奕劻和翁同龢都声称：“刘铭传前与英商订拟合同，办理粗率，已降旨申饬。谕令他慎选贤员，另筹办法，可他这次招商同官合办，依然是种种纰谬，大不可行。”

&esp;&esp;皇帝怒曰：“非严惩不可!”

&esp;&esp;光绪十六年（1890年）六月二十日，皇帝批示：“刘铭传交部议处。”并勒令其“即将现办之局赶紧停办，不准迁延回护”。

&esp;&esp;吏部接旨，认为要给予“革职处分”的重惩。不过，意见呈报上去之后，光绪帝还算手下留情，加恩改成“革职留任”。

&esp;&esp;处理决定下达后，刘铭传很不服气。他抱怨皇帝高高在上，不知下情，而户部和总理衙门则不明事理，落井下石。他复奏申辩，强调商人退办，官若另开新矿，不仅“巨款难筹”，而且“逐年亏折之费亦难为继”，希望维持原状。但报告上去后，如同石沉大海。此时，醇亲王已经病逝，而他的老上司李鸿章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也选择了沉默。刘铭传孤立无援，有志难申，一怒之下，唯有选择“乞退”。六月二十三日，即处分决定下达的第三日，他便以“目疾沉重”，请求开去巡抚本缺。

&esp;&esp;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刘铭传就请过一次病假。那是在他被朝廷“传旨申饬”之后。朝廷给假一月，到期后他又上折子请求因病开缺。朝廷仍不准，给假三月。在这期间，他的官商合办计划再次受挫，并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于是，假期一满，他便又一次上奏，声称病情加剧，请开缺调理；如不得请，恳请赏假，内渡就医。

&esp;&esp;朝廷看了他的报告，疑他是在斗气，心中大为不快，再次对他“传旨申饬”，不过仍赏假三月，在任内调理，毋庸开缺。

&esp;&esp;可刘铭传此时早已心灰意懒，归意已决。假期一满，他又第四次上奏请求开缺，而且语气坚定。这一次，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1891年5月5日）谕云：“刘铭传奏，病仍未愈，恳请开缺一折。福建巡抚刘铭传着准其开缺，并开去帮办海军事务差使。”

&esp;&esp;这是刘铭传最后一次辞官。表面看是由基隆煤矿而起，实则不然。自从主台以来，六年的劳苦和纷扰，加上谤书盈箧，窒碍甚多，这些早已使他心力交瘁，身心俱疲，特别是朝局的变化使他彻底失望，这才是他辞官的真正原因。台湾建省之初，清廷曾给刘铭传大力支持，并对他充分信任。加上奕譞和李鸿章的鼎力相助，刘铭传的很多想法和建议都能得以通过，包括办防、铁路、电报、邮政、学堂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在内。他还几度获得封赏：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赏加太子少保衔；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赏加兵部尚书衔；同年三月，以台湾巡抚帮办海军事务。当时海军衙门刚成立不久，该机构的规格很高，由奕譞为总办，李鸿章等为会办，其地位甚至高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esp;&esp;然而，中法战争后，李鸿章坐镇北洋，淮系势力进一步扩张，这引起了湘系和朝中其他势力的不安，于是派系之间的斗争日趋复杂。刘铭传作为淮系大员、李鸿章的亲信，自然身陷漩涡，难以撇清。刘璈被清除后，湘系势力受到打击，虽然左宗棠已去世，可曾国荃等湘系大员岂能坐视不管？加上刘铭传的新政不仅触犯了当地的利益集团和旧势力，也引起了朝中保守派的不满。各种因素形成合力，一起针对刘铭传，对他的弹劾也越来越多。

&esp;&esp;比如，有人拿他在清赋中出现的问题做文章，纠参他“任用非人，漫视民瘼”，“以致奸民、土匪乘机作乱”；彰化等地由于摊派严重，导致“一乡尽逃，台南尤胜”。还有人指责他在抚番上操之过急，措置失当，以致民心未协，不断激起番变。刘铭传开设招商局，买了两艘轮船，也被批评为赔累甚大。总之，对他的攻击无处不在。

&esp;&esp;光绪十四年（1888年）12月13日，朝廷将言官的谤书（检举信）抄转给刘铭传阅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警告。尽管朝廷的语气尚属平和，认为“刘铭传自简任台湾巡抚以来，办事尚为得力”，但同时又说“参折所陈，均不为无因”，要求刘铭传接受朝廷的训诫，对照问题，“平心省察，据实复奏”。

&esp;&esp;清廷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敲打他，其潜台词也显而易见，那就是：你的问题朝廷已经掌握了，你可得小心点了!

&esp;&esp;这对刘铭传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好兆头。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光绪皇帝亲政。围绕慈禧归政，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日渐凸显。在年轻的皇帝看来，淮系和刘铭传都是后党一派，对他颇多戒心。

&esp;&esp;这样一来，刘铭传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最让他痛心的是，他的办防计划也遭到阻挠，无法实现。在刘铭传诸多新政中，办防始终是第一位的。因为中法战争给他太多的教训。由于海防薄弱，“一有兵争，仓皇束手”。他多次上书，呼吁清廷加大海防投入，他还希望能够为台湾建立一支海军。可是，他的这些希望均一一落空。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户部尚书翁同龢上书朝廷，以国库空虚、救灾需要为由，请求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械器，同时炮台建设也一律暂行停止。这道谕旨一下，刘铭传大感失望，他的海防梦也由此破灭了，不禁喟然叹息：“人方惎我，我乃自抉藩篱，亡无日矣。”

&esp;&esp;这件事对刘铭传来说打击很大。他的心彻底寒了。他不想再干了，也实在干不动了。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也是实情。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早在与太平军作战时，他的头部就受过严重的枪伤，并患有眼病，几近目盲。赴台之后，日理万机，劳心费神，加上身染湿瘴、痢疾等多种疾病，经常手足麻木，咯血不止，寒热并增，吐泻俱作。此外，他的眼疾也进一步加重，左眼已瞎，右眼昏花，“咫尺不辨人形”。耳病也很严重，左耳已废，右耳“尚赖保全”，但却听力低下。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内亏外感，气血难通，补泻两穷，群医束手”。

&esp;&esp;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朝廷批准他辞官二十多天后，刘铭传乘船离开台湾返回家乡。

&esp;&esp;茫茫大海，波涛汹涌。刘铭传走了，带着一身伤病和未实现的梦想，带着一腔热血和未酬的壮志。他只身而来，孑然一身而去。临走时没有带走一物，甚至把自己的养廉银和历次因战功而获得的朝廷赏银，全部捐出，用于修建学堂，培养台湾的孩子。他最后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esp;&esp;刘铭传离任后，台湾新政便陷入了全面停顿。因为接任他的邵友濂不仅才学平庸，而且思想保守。他一上任便对刘铭传全盘否定，诸多革新均被一笔勾销。一时间，“新政尽废”，满目凋零。这种倒退令人痛心，它导致了台湾近代化几乎全部中断，发展也陷入停滞。特别是海防建设的中止，无疑是自毁长城。梁启超先生有诗云：“轩车一去留不得，藤蔓啼莺空复情”；“长城已坏他岂惜，雨抛锁甲苔卧枪。”其悲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esp;&esp;三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局势紧张，清廷又一次想到了刘铭传。慈禧太后懿旨，撤销对刘铭传的处分，恢复其职务。不久，又令其迅速北上，进京陛见。

&esp;&esp;可是，一切都晚了。此时，刘铭传已经病魔缠身，数疾并发，连行动都已相当困难。李鸿章不得不据实上禀，说他因病无法应召，是否另调大臣统兵。但朝廷似乎并不相信，又连电催其复出。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初七日的电谕云：

&esp;&esp;现在军事日棘，统帅乏人。该巡抚受国厚恩，当此边防危急之时，岂得置身事外？着李鸿章再行传谕刘铭传。于接奉此旨后，即行起程来京陛见。该巡抚忠勇素著，谅不至藉词诿卸，视国事如秦越也。仍将这旨起程日期，先行电闻。

&esp;&esp;今天我们重读这份电谕，仔细玩味，不禁感慨良多。不难看出，此时清廷对刘铭传出山是何等祈盼和依赖，一如当年令其赴台抗法，而与多年前对其的打压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esp;&esp;然而，这一回刘铭传真的无能为力了，尽管有人说他是负气不愿出山。他真的病了，而且病得相当严重。如同他自己所说，哪怕只要能起身，也会抱病应命。可是，如今他已做不到了。一年多后，刘铭传病逝于家乡刘新圩，享年五十九岁。在他去世前，传来甲午战败的消息，而台湾也沦于敌手，尽管台湾军民奋勇抵抗达五个月之久。看着这块他曾经呕心沥血、宵衣旰食为之奋斗六年的热土为敌寇所占，病榻上的刘铭传失声痛哭，吐血昏厥，数月之后便在忧愤中离世。

&esp;&esp;刘铭传一生留下太多的遗憾，而台湾可能是他留下遗憾最多的地方。身为一介布衣，起于行伍而位列封疆。尽管他具有雄才大略，但生不逢时，壮志难酬。所谓“呕心六载功不就”“一生枉抱济时才”，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悲哀。

&esp;&esp;六、1898：短命的变法

&esp;&esp;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这一年的正月初三，总理衙门突然召见了康有为，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引人注目的事。作为清廷最高办事机构，竟然兴师动众地召见一个区区小吏，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何况其中还有一段复杂的背景。因此引起各方关注，丝毫也不奇怪。

&esp;&esp;康有为人称康南海，因其出生于广东南海之故。他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年轻时游香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从1888年至1898年，连续撰写了《上清帝第一书》至《上清帝第七书》，提出了他的改革思想。其中《上清帝第二书》，即为喧腾一时的“公车上书”，由梁启超等帮助完成，风行一时。

&esp;&esp;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蒙受了极大的耻辱，《马关条约》举国反对。尤其是割让台湾，人心尽失，就连光绪皇帝自己都深感“羞为天下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北京发生“公车上书”运动。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举行集会，联名上书请愿，要求变革图存。领头的就是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

&esp;&esp;不过，关于“公车上书”的真实性，早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康有为为了标榜自己而自我贴金，实际上这份上书并未进呈，至于康有为所说的因都察院拒绝代递，也是个谎言。真实的原因是康有为担心上书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仕途而没有呈递。从事后的结果看，康有为会试及第，授工部主事，似乎也是一个佐证。

&esp;&esp;然而，尽管“公车上书”存在争议，但康有为系列上书倒是确有其事。1895年5月29日，即“公车上书”没几个月，康有为又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幸运的是，这道折子经过都察院代递，呈送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中。

&esp;&esp;7月19日，即光绪皇帝看到折子一个多月后，便颁布谕旨，号召君臣同心，上下齐力，发愤自强，改革图新。随着这道谕旨下发的，还附有一些官员上呈的有关改革的奏折，以供各级臣僚参阅。这其中就包括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这对康有为是很大的鼓舞。于是他又接着写了《上清帝第四书》。不过，这次上书几经周折，却上呈未果。

&esp;&esp;此后，为了“开通风气，联络人才”，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开始转向办报，并成立强学会，意图“托古以改今制”，倡导维新变法。强学会成立后，一度影响很大。很多维新人士纷纷聚集到强学会的旗下。就连朝中的一些高官也对强学会采取赞赏和支持的态度。两江总督张之洞等先后入会，袁世凯也表示要捐银参加，但遭到康有为拒绝。

&esp;&esp;此时，康有为已俨然成为维新派的领袖，风头正健。尽管轰轰烈烈的强学会寿命很短，仅仅几个月，便因保守派的弹劾而被迫改为官书局。不过，康有为的举动已引起一个重要人物的关注。

&esp;&esp;这个人就是两代帝师翁同龢。

&esp;&esp;翁同龢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位高权重，深得光绪皇帝倚重。《崇陵传信录》称：“上冲龄典学，昵就翁同龢，或捋其髯，或以手入怀抚其乳。”光绪自幼畏雷声，在书房读书时，每逢打雷，必钻进翁师傅怀中。故翁师傅在书房二十五年，最为光绪所亲。据康有为说，他与翁师傅相识是在办《万国公报》期间，翁来访不遇，后康前往拜谒。谈及变法之事，言语相投，谈话进行了四个小时。翁师傅向康索要有关论治之书。还告诉他，皇上无权，太后猜忌，就连他见客也有人暗中监视云云。

&esp;&esp;1897年11月，发生德占胶州事件，引起朝野震动。事变发生后，康有为由广东驰赴北京，“上书急陈事变之急”。这道上书就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在奏折中，康有为提出应对胶事的上、中、下三策，并表示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恐惧回惶”，“再诣阙廷，竭尽愚忠”。可是，工部尚书淞溎因其言辞不当，“大怒，不肯代递”。清制，四品以上官员可专折上奏，而四品以下之官，如有奏本只能通过本部堂官，或都察院代奏。由于工部堂官拒绝代奏，康有为又写了另外的奏本，请杨锐、高燮曾等人代呈。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给事中高燮曾见其书（指康第五书），叹其忠，抗疏荐之，请皇上召见。”指的就是这件事。

&esp;&esp;高燮曾时任兵科给事中，此人正直敢言。当时，他极力举荐康有为，提出由皇上召见康，并委以重任。不过，高的折子转到总署核办时，除翁同龢表示支持外，礼部尚书许应骙等人都极表反对。翁同龢自从认识康有为后，认为此人“才堪大用”，便多次向光绪举荐。在康有为第五书被工部长官拒绝代递后，认为希望渺茫，打算整装南归时，也是翁同龢劝阻了他，让他继续留京等待时机。

&esp;&esp;然而，尽管有翁同龢的支持，关于召见康有为的提议还是被否决了。执掌朝政的恭亲王奕认为，康有为一个小小的主事，皇帝召见“不合成例”。他提出可由总理衙门先行召他一谈，如果可用，破例也可，否则作罢。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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