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博弈(章宪法)_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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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第1页）

七、再来一次明仁宗只做了十个月的皇帝，病逝后长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朱瞻基有“明君”的美誉，他与其父统治的时代更被史家称为“仁宣之治”。明宣宗做过几件很有意思的事：他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扫黄运动”，查封了首都的大批妓院，废除了原有的官妓制度，禁止官员携妓宿娼。此外，他还有意将首都迁回南京。明宣宗对郑和同样十分信任，出于迁都的考虑，他任命郑和为南京守备，着手修理南京宫殿，同时修建南京大报恩寺。但是，明宣宗同样面临着内忧外患。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外藩的问题，历建文、永乐、洪熙三朝，都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朱瞻基即位之后，整治强藩汉王朱高煦与赵王朱高燧，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对来自北方蒙元势力的威胁，明宣宗御驾亲征，对其实施军事打击。在这个背景下，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帝亲自召见郑和，重启远下西洋工程，诏书曰：“朕祗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统，君临万邦，体祖宗之至仁，普辑宁于庶类，已大敕天下，纪元宣德，咸与维新。尔诸番国远处海外，未有闻知，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皇位稳固了，“君临万邦”的念头在所难免。宣德六年（1430年）十二月，郑和开始了第七次远航，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下西洋。这一年，郑和年已六十了。据《明宣宗实录》记载，郑和率领二万七千多人的远洋船队“凡所历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喃勃利、苏门答腊、剌撒、溜山、阿鲁、甘把里、阿丹、佐法儿、竹步（索马里）、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第七次下西洋，实现了两个人的梦想：作为帝王，朱瞻基实现了“君临万邦”；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郑和来到了圣地麦加，实现了朝圣的梦想。宣德八年（1433年）二月，郑和船队返航。三月十一日，郑和病逝古里。古里，二十六年前，郑和第一次抵达的便是这里，最终他又在这里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成为历史与传奇。八、烟消云散郑和的故事，需要一个尾声。因为郑和的故事，始终与大海有关——这时的欧洲已告别黯昧的中世纪，正在发生巨变。郑和航海，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西方互动？没有任何相关迹象。郑和跟后人想象中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是有区别的。郑和航海，根本就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更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唐代即有海外远航，明代与之相比，只有规模上的变化，目的则是惊人的相似——直接服务于王朝的权力。郑和下西洋的实质，是消除朱允炆式的皇权威胁，同时炫耀武力以宾服四方，满足朱棣身为“上国天朝”之主的自我崇拜。终明一朝，始终都在实行朱元璋的海禁政策，虽然有时松动一些，而朱棣时代恰恰是最严厉的时期。《明太宗实录》记载：“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为贯彻“海禁”，朱棣还责令“禁止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唯一的变化，是朱棣恢复了朱元璋禁止的海外朝贡。朝贡，是一笔政治脸面账。而经济账，当时就有人算得一清二楚：永乐十九年（1421年），北京紫禁城发生大火，刚刚落成的三大殿荡然无存，朝中大臣趁机对郑和下西洋发出一片反对之声。翰林院侍读李时勉等上书抱怨说：“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李时勉等说得非常委婉：由于郑和下西洋，周边国家不断派遣使节进京朝贡，搞得有关接待部门应接不暇。“送礼”的客人冷不得又热不得，不如少招惹他们，以免劳民伤财。表面的歌舞升平，代价是朱棣的一掷千金。万历年间的王士性，则给出了朱棣政治账的直接答案：“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净亏六百万两白银，这就是郑和“西洋”之行！明成化年间（具体时间史料记载不一），明宪宗受中官鼓动，再次冒出重新下西洋的念头，遂传令兵部调取当年郑和的航海图等资料。但是，所有的资料都失踪了。郑和航海资料的丢失，据说与当时的兵部车驾司郎中刘大夏有关。但是不是刘大夏焚毁了航海图，同样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据。明宪宗企图重新下西洋之事没有下文，刘大夏焚图之嫌最终不了了之，其实都在郑和航海的实际意义与价值上。“郑和之后，再无郑和。”郑和七下西洋，最初的意义没有太多的隐秘，最后的意义也无需太多的附会。明朝的大海，“悠然而去渐远渐小，但则见渺茫茫一发遥空只有天水相连”……唐伯虎：悲情人生很多人因为《三笑》式的娱乐片，形成了关于唐寅的欢乐印象。其实，唐寅是一个悲情角色，他循规蹈矩时被人陷害，逾越规矩时又被人欣赏，“风流才子”的浪漫与之相去甚远。这时的明朝已过去了一百年，杂乱无章的时代烙印，一股脑儿地刻在唐寅身上。一、人生波浪唐寅（1470-1524），字伯虎，又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吴县（苏州）人。唐寅的祖辈，大约于明英宗年间落籍吴中，到他父亲这一辈时，依旧是一介市井平民。唐寅的父母做一点小生意，而且在街市开了一处“酒肆”。不过，这种酒肆档次很低，来喝酒、喝茶的都是一些市井小民，唐寅也就自幼处在这种生活环境中。少年唐寅习惯于游走闾巷街头，有着旷达不羁的禀性，没有家传的责任和义务感，甚至没有道德的负担，这也是他日后遭遇挫折，与儒林渐行渐远，走上“才艺”之路的重要原因。唐寅的少时朋友，亦多为市井出生。有个街头小混混似的张灵，与唐寅交往甚多。直到十几岁时，二人还时常一齐脱光衣服，跳进水塘洗澡。家庭生计有父母操持，唐寅时常浪荡街市。唐寅的幸运之处，在于他的生活大环境。苏州地区经济发达，科甲繁盛，唐寅的父母在耳濡目染中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明代的科举制度有着公平、公正的一面，客观上打通了社会上下层之间流动的通道。科举成功便功成名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唐寅父母，不能不为之怦然心动。小生意的一点积累，他们全押在唐寅身上，期望他一举成名改变家族的命运。唐寅“性极颖利”，自幼聪敏，确实是块读书的好料。唐寅十六岁时参加童试，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生员，也是家族中第一个有“功名”的人。小小年纪即为“秀才”，整个苏州城也为之轰动。少年得志，也让唐寅人生前景一片光明，地方富家子弟纷纷与唐寅交往，唐寅也有了与张灵截然不同的一帮朋友。十九岁时，唐寅更娶了当地有身份的秀才徐廷瑞的次女。妻子徐氏贤淑，唐寅夫妻二人感情甚好，并诞有一子。唐寅有了童话般的青年时代，开始享受着幸福的生活。但命运总是无常的。弘治七年（1494年），二十五岁的唐寅陡然落入人生低谷。一年之内，唐寅先后失去了五位亲人：首先是父亲操劳过度一病而故，接着母亲伤心过度悄然辞世，不久妻子病逝，唯一的儿子夭折，最后是刚刚嫁出去的妹妹也跟着去世了。人生如梦，唐寅坠入痛苦的深渊。他在悼念妻子的《伤内》中写道：“凄凄白露零，百卉谢芬芳。槿花易衰歇，桂枝就销亡。迷途无主驾，款款何从将。扶景念畴日，肝裂魂飘扬。”家庭的变故，对唐寅的打击并不仅仅限于精神层面。从小生活于顺境中的唐寅，精神脆弱，对齐家治业更是完全陌生。家人的亡故，接踵而至的便是家庭破落。人生的沉重挫折，使唐寅几乎崩溃，从此又回到了张灵的队伍，自甘堕落，纵酒街头，读书求进更是无从谈起。困顿中的唐寅，所幸得到好友祝允明的帮助。祝允明的外祖父，乃是迎英宗复辟有功而鼎鼎大名的徐有贞，在地方享有极高的威望。祝允明为人风趣洒脱，才华横溢，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被称为“吴中四才子”。对唐寅的不幸遭际，祝允明深为同情。文徵明的父亲文林，更是对唐寅“痛切督训”。祝、文二氏是地方有名的官宦之家，正是因为他们的同情与帮助，唐寅才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振作精神，继续致力于科举，一心谋取仕途功名。唐寅的努力，果然如期成功。弘治十一年（1498年），二十九岁的唐寅到南京参加乡试，一举中举，并名列第一，成为“解元”。乡试中的第一名“解元”、会试中的第一名“会元”与殿试中的第一名“状元”，便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连中三元”，而唐寅无疑成功走出了梦想中的第一步。更可喜的是，乡试获中“解元”的唐寅，受到了主考官梁储的赏识，并将其推荐给了另一位京官程敏政。程敏政（1446-1499），字克勤，休宁人。程敏政的父亲程信，是个精通经术的儒臣，历官至南京兵部。程敏政从小跟随在外地做官的父亲，十岁被巡抚罗绮称为“神童”，并推荐给明英宗。明英宗见后非常高兴，将其留在翰林院读书。成化二年（1466年），程敏政进士及第，尔后进讲东宫。明孝宗即位后，又擢程敏政为少詹事，兼试讲学士，为皇帝讲解经学。程敏政是个典型的“官二代”，岳父李贤曾官至吏部尚书。有着神童经历的程敏政，一生恃才自负，很少正眼看人。自己瞧不起别人，同样不招同僚喜欢，“颇为人所疾”的程敏政，免不了在官场上要吃哑巴亏。弘治元年（1487年），大明朝很多地方暴雨成灾，御史王嵩等认为这与程敏政的德性有关。官德影响气候，倒也符合传统的“气象理论”，程敏政由此被免去职务，四年后才重新复职，最后又一步一步爬到了礼部右侍郎的位子上。看不起同僚，程敏政却对青年才俊，大概这就叫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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