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崩溃(季宇)_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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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第1页）

任化邦，小名任柱，安徽蒙城人，小捻子出身，自幼就跟随叔父舞枪弄棒，加入了捻军。他的哥哥、弟弟，包括妻子在内，都是清一色的捻军。任化邦勇猛善战，高楼寨打死僧格林沁、罗家集重伤郭松林、杨家河击毙张树珊、尹漋河大败刘铭传，这些战斗都是任化邦亲自指挥的。在捻军内部，他的名气甚至要超过赖文光。李鸿章把他看作死敌，认为他是“亳州积年巨捻，最为凶悍之首逆”。日照之战中，任化邦被淮军枪弹所伤，但所幸未及要害。负伤后，他率部迅速退至苏北赣榆，然而刘铭传跟在后边紧咬不放。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任化邦决定利用淮军远道疲乏，对其实施伏击。11月19日下午1时左右，铭军与善庆马队来到了赣榆城下。他们找到了当地老百姓，打听捻军去向，得知捻军已向青口一带退去。刘铭传下令继续追击。此时，天降大雾，四野昏暗，数步之外不见人影。铭军行进之中，突闻喧嚣四起，只见大队捻军黑压压地从四面围扑而来。一时间，杀声震天，地动山摇。铭军立即展开反击。刘铭传与善庆分头迎敌。洋枪队连环施放，火光冲天，捻军正面的冲击虽然被抵挡住了，但很快又有大队捻军从铭军身后包抄过来。在运动中伏击敌军，这是任化邦的拿手好戏。无论高楼寨，还是尹漋河，他都频频得手。这一次也如法炮制。然而，就在双方激烈拼杀之际，捻军突然不战而退，队中有人惊呼：“鲁王中弹了！”随着喊声，只见一伙人护着一具尸体向后狂奔而去。铭军乘机追杀，捻军大败。事后据报，捻军败退是因为任化邦在战斗中不幸身亡。杀死任化邦的不是淮军，而是捻军内部出了叛徒。此人名叫潘贵升，系任化邦手下内五营头目，他在安邱之战后被刘铭传收买（刘许以三品花翎，并赏银二万两）。于是，潘某等人乘着激战之际实施了暗杀计划。马队哨官邓长安受命从背后开枪，任化邦中弹身亡。李鸿章后来在报告中称：“任逆被枪子洞穿腰肋，登时毙命。”任化邦的牺牲是捻军的重大损失。在东捻军中，任化邦与赖文光可谓最佳搭档。一个善战，一个善谋。李鸿章曾评价说：“任柱马步贼为最善战，赖汶（文）洸（光）为最善谋，两逆狼狈相倚，固结不解。”任化邦战死后，赖文光顿失臂膀。此后，起义军开始一蹶不振，连遭败绩。12月间，淮军主力在寿光给予了起义军致命打击。这一仗，东捻军几乎被打光，残部仅剩数百骑跟随赖文光冲破六塘河，沿运河南下奔逃，最后在扬州瓦窑铺一带被围，赖文光不幸被俘。时间是1868年1月5日深夜。赖文光被俘后，在扬州英勇就义。至此，东捻军全军覆灭。李鸿章甚为得意，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东南五省全境肃清，所有捻逆全股扑灭。然而，就在东南捷报频传之时，西捻军张宗禹部已在陕西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并将剑锋指向畿辅。自1866年秋，出于战略需要，捻军分为东西两支，张宗禹便一直是西捻军的统帅。其部约有五万之众。他们入陕，一路所向披靡，11月便打到西安城下。陕西巡抚刘蓉的湘军接连大败，朝廷急调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率部驰援。由于久攻西安不下，1867年2月，张宗禹率部进入渭北，与回民起义军联合作战，并继续采用流动作战方式，飘忽不定，来往闪击，搞得左宗棠焦头烂额，疲于奔命，却一无所获。左宗棠乃湘军名帅，他才华出众，果断干练，但恃才傲物，目空一切，也是出了名的。他自比诸葛亮，并以“老亮”自号，但他这个诸葛亮遇上捻军却没了脾气，抓又抓不住，打又打不着，只得徒唤无奈，忧愤不已。李鸿章曾讥讽他说，张总愚（这是李鸿章对张宗禹的蔑称）、任柱，虽是天下无赖子，但老亮绝非敌手！1867年11月，张宗禹转战陕北，连续攻占安塞、迁川、绥德等州县，就在这时传来了东捻军的告急文书。此时，任化邦在赣榆遇难，局势岌岌可危。为了援助东捻军，张宗禹本打算直接发兵苏、鲁，但考虑到那里清军云集，不易得手，于是决定施围魏救赵之计，率部直插京畿，以迫使清军回防。是年年底，西捻军从陕西渡过黄河，由晋南进入豫北，再由豫北转向直隶，并在冀南渡过滹沱河。到了次年的正月，进抵定州，威逼京畿。清廷为之震动，急调各地勤王之兵十万之众，集结于直隶，实施围堵。当各地清军蜂拥而至之时，张宗禹才得知东捻军已全军覆没，他们的救援行动已失去意义。于是，他召集众将商议，认为直隶为险境，不易久留，必须速回陕北，与回军会合，以免被清妖围困，重蹈东路军覆辙。计议已定，西捻军开始迅速回撤。他们计划从河南退回山西，再由山西退往陕西。然而，由于清军围追堵截，西捻军的撤退并不顺利，只能被迫游走于直、豫、鲁三省平原，与敌周旋，再寻找机会退回陕西。此时，李鸿章平定了东捻军，率淮军大队北上，这对西捻军如同雪上加霜。由于兵力相差悬殊，起义军的情势更加危殆。尽管如此，清军的战绩一开始却不明显，相反倒是一片混乱。究其原因，一是多头指挥，体系混乱。当时，应朝廷之令，北上宿卫之兵计有湘、鲁、豫、直、皖、吉等各军，由恭亲王奕出面节制。于是，直东战场几百里之内，竟然出现了三个钦差大臣、一个总督、三个巡抚、两个侍郎和一个将军。而且，在这些大员之上还有一个总指挥恭亲王。俗话说得好，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现在，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和尚，结果可想而知。李鸿章对此大为不满。他说，这样下去，将一事无成，“其免于九节度使之溃者几希”。除了多头指挥外，更让李鸿章头疼的是碰上了左宗棠这个老冤家，处处与他作对。他提出“圈制”，以守待变，左宗棠偏不同意，力主强力追剿，两人互相牴牾，争执不休。左宗棠为人一贯强势，不甘人下。早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做师爷时，他就十分霸道。师爷并非正式官员，但由于骆秉章的器重，他大权独揽，甚至比巡抚还巡抚，整个湖南官场提到左季高没有不害怕的。有一天，永州镇总兵樊燮前来汇报工作，骆秉章便让他去找左宗棠。樊燮来到左宗棠那里，由于没请安，不禁惹恼了左师爷。左宗棠说：“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你为何不请安？”樊燮说：“朝廷体制，哪有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的？武官地位虽轻，我好歹也是朝廷二三品官。”言外之意，你左某连个品级都没有，还在我面前摆什么谱啊！左宗棠一听这话，立时大怒，起身就踢樊燮，嘴里还骂道：“王八蛋！你给我滚出去！”搞得樊燮狼狈不堪。这事发生不久，便有人上书把左宗棠告下了，朝廷令湖广总督官文查处。官文早想整治左宗棠了（有人说，樊燮之事其实就是官文暗中指使），于是便要严办。幸亏胡林翼、曾国藩出面说情，南书房行走潘祖荫也上疏力保。疏中有“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此句流传一时，使左宗棠名声大噪。后来，此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左宗棠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而得到了提升。再之后，他入了曾国藩幕府，从此开始青云直上。《异辞录》中说：“左文襄（左宗棠谥号文襄）勋业，以幕客时为始。”此言不虚。左宗棠入曾幕，与李鸿章一样，都受到曾国藩的器重。曾国藩待他们，官分上下，情同兄弟。早年在湘军，左宗棠驻地与曾国藩大营相距数十里，每次来，曾国藩总要设宴招待，并戏称：“大烹以养圣贤。”左宗棠能吃而善谈，每次来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入座则盘杯狼藉，遇到大块肉食，便动手撕扯，大吃大嚼，恣意笑乐，旁若无人。左宗棠是出名的“杠子头”。凡事爱抬杠，每抬则必争上风。有时，较真起来，怒目而视，仿佛要打架一般。他与曾九、李鸿章等经常抬杠，彼此较起劲来，互不相让，言语冲撞，难免伤及和气。早在曾幕时，李、左之间就不融洽，除了湘皖地域之见外，左宗棠行事张扬，为人刻薄，这也不为李鸿章所喜，但李、左真正不和却始于同治三年（1864年）。晚清中兴名将，号称曾、胡、左、李。无论年资，还是其他，左宗棠似乎都在李鸿章之上，但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淮军后来居上，李鸿章的地位已有超越左宗棠之势，这让老左心里很不舒服。金陵会攻，朝廷屡诏李鸿章往援，可李鸿章碍于曾氏兄弟的关系，一边按兵不动，一边南下图浙。这一来，等于把手伸进了左宗棠的地盘，老左岂能容忍？他告李鸿章“越境掠功”，李鸿章当然不承认。两下打起嘴仗，你来我往，怨恨的种子从此便埋下了。刘秉璋说过，李文忠与左文襄皆当世之英，两强相遇，各不相让，久之遂生意见。此话颇有道理。有笔记载，一日，某公请客，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来了。席间，李鸿章说：“非翰林不入相。左公伟业盖世，封侯封公，我不敢望，惟有大学士一位，恐怕要让我一筹。”清制，大学士必由翰林提拔。李是翰林出身，而左只是举人。李鸿章知道左宗棠不服自己，故有此言，意在挖苦老左。另有笔记称，洪杨之乱后，李鸿章与左宗棠闲谈论功。李说：“你别尽自夸张了，死后谥号不能得一‘文’字。”谥号，乃死后封号。按定例，非进士翰林出身，不得谥“文”字。这句话同样是在刺挠左宗棠。左闻之默然，半晌无语。左宗棠一生最大的缺憾就是没能考中进士。他二十岁中举，偏偏此后接连三次会试（考进士）都铩羽而回，不禁心灰意懒。他曾有诗云：“蚕已过眠应做茧。”句中流露了无法排解的郁闷之情。此后，他一见到进士就不舒服。后来，他做了陕甘总督，便重科榜（举人）而轻甲榜（进士）。有进士翰林来见，他大多没有好脸色，言辞中也多有揶揄。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鸿章的话无疑是在揭短，触到左宗棠的痛处。尽管李鸿章的话后来并未应验，左宗棠死后破格得谥号“文襄”，但在当时李鸿章的话还是让他大受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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