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崩溃(季宇)_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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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第1页）

奕乃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元老，清代十二家世袭铁帽子王之一，绰号鬼子六。他是道光皇帝等洋务派大臣一样，只限于器物层面。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技术，不改制度。在他看来，康有为等维新人物实在是走得太远了。这当然不能被允许。想当初，他修铁路、办实业、选派留美幼童等，这些改革措施也曾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和围攻，如今时过境迁，他却站到了维新派的对立面，扮演起阻挠维新的角色，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关于总署召见康有为，参加人员有哪些，说法不一。一种是“总理衙门一切的大臣都出席”，这是康有为接受报纸采访时所说。但他在《自编年谱》中又说，参加召见的有大学士李鸿章、协办大学士翁同龢、新任总署大臣荣禄，以及兵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而对恭亲王和庆亲王并未提及。不过，据翁同龢日记，上有“未初到总署，两邸诸公毕至”之语。按此说法，恭王、庆王均出席了。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即此次召见由庆亲王奕劻领衔，也就是说恭亲王没有出席。总之，不论哪种说法，召见规格都是相当高的。用康有为的话说：“他们以各种款待客人应有的礼仪来款待我。”召见从未时开始，至酉时结束，共历三个小时，地点是在总理衙门西花厅。所谈话题很广，主要围绕时局和变法，内容包括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借洋债等等。不过，谈话并不投机，双方格格不入。荣禄谈到祖宗之法不能变时，康有为反驳说，总理衙门过去也没有，也不是祖宗之法，现在不是有了吗？因此变不变要因时制宜。康有为还谈到要建立一个司法制度，聘请外国人和我们一起共同改订法律，并重组政府部门，这是一切改良和维新政策的基础。对于这样的观点，在场的大员们也都“意甚隔膜”。正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对香港报纸所说：“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白的表示，但我可以看得出（他们）大多数是反对维新的。”据香港《孖刺报》援引康有为的话说，即召见的次日早上，恭亲王和翁同龢向皇帝汇报了召见的经过。尽管恭亲王承认康有为颇有才具，而且很能干，但他明确表示了对康的反对。不过，翁同龢对康却持支持态度。听完汇报之后，光绪皇帝命翁同龢将康有为的谈话以奏折的形式报告给他。听说在总署谈话时康有为推荐了《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等书，他也命总理衙门立即进呈。此外，他还谕令总理衙门大臣，今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也就是说，康有为今后如有奏章可以越过工部和都察院，直接由总署代呈皇上。这个规格也是过去没有过的。于是，在这之后，康有为大为振奋，又先后写了《上清帝第五书》《上清帝第六书》，并呈送到了光绪帝的面前。3月27日，即德占胶州数月之后，俄国公然派舰队开进旅顺港，强迫清政府租借旅顺大连湾。面对列强的瓜分危机，举朝震悚，光绪更是心焦如焚，寝食难安，改革之心，愈加迫切。这期间，康有为先后将译出的《俄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呈递光绪。光绪看了大感兴趣。5月间，他连续要求翁同龢进呈康有为之书。但此时，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5月26日，光绪让翁同龢再进康有为之书，翁的回答已与先前大不相同。翁答：“与康不往来。”帝问：“何也？”翁答：“此人居心叵测。”帝说：“此前何以不说？”翁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孔子改制考》刊于戊戌正月。书中提出大同思想和民权平等之说，有御史弹劾此书“爚乱圣言，参杂邪说”，“大有教皇中国之意”。翁看了此书开始对康产生质疑，故有“此人居心叵测”之言。据翁同龢日记载，第二天，光绪又问康书（光绪连续两天催问康书，可见对此事的重视），翁答如昨，仍然坚持己见，不愿替康有为进书。皇帝发怒诘责。翁说，可谕总署进呈（意思是说皇帝要进康书，可传旨总理衙门办，他本人拒绝进呈）。光绪不同意，非命他转张荫桓传知。翁说，张（荫桓）日日进见，皇帝何不直接面谕（意思是说，皇上直接和张说即可，何必要我“传知”）？但光绪却坚持非让他传知不可。从以上日记看，翁同龢对康的看法此时已完全改变。而且，对于当初推荐康有为也颇感后悔。翁同龢的转变看似奇怪，实则不然。他本来是看好康有为的，但他很快发现康与自己并非一路人，不仅在变法理念上相去甚远，而且康的招摇过市，其风头大有盖过自己之势，这也是他不愿看到的。其实，翁同龢早在正月初三总署召见康时，就已对他印象不佳。他在当天日记中评价康时用了“狂甚”二字。不过，尽管如此，在向皇帝汇报时，他仍然不顾总署大员们的反对，在光绪面前力挺康有为，并充当了光绪与康有为之间联络的纽带。这期间，康有为表现得极为活跃，一方面忙着给皇帝译书，一方面联络维新人士，召开各种学会。旅大事件发生后，他还再次鼓动公车上书，并乘机联合各省京官及在京应试举人召开保国会。保国会成立于戊戌三月间，这事闹了很大的风波。有人指责康有为成立保国会，含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企图。对于这种流言，保国会居然不置可否。于是，御史纷纷上奏弹劾，“已而京师大哗，谓开此会（指保国会）为大逆不道”。军机大臣刚毅要求严查入会之人。当时保国会名单一公布，许多列名者纷纷退缩，要求除名。用康有为的话说：“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避不敢来，门可罗雀，与三月间成两世界矣。”可见事态严重。好在这事最后光绪表态了，他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为何要查？于是弹章留中，事遂止。虽然由于光绪的庇护，保国会的事平息下去，但翁同龢却从中感到了危机。你想啊，外界都认为他是康有为的后台，康这么闹下去，最后势必牵连到他。当时，帝后两党矛盾尖锐（后党戏称“老母班”，帝党戏称“小孩班”），翁同龢本希望调和两派之间的关系，而康有为的做法适得其反，使矛盾不断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不撇清自己，拉开与康有为的距离。然而，在光绪看来，翁同龢这是在阻挠新政。因此，在康与翁之间，他必须做出选择。后来翁同龢被罢职显然也与此有关。应该说，胶事和旅大事发生后，光绪对康有为已经越来越看重。在看了康有为《上清帝中，他提出国是既定，用人宜先，为此向皇帝举荐维新人士，“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在他保荐的维新人士中有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而且对他们均评价甚高，对康的评价是“忠肝热血，硕学通才”，对谭的评价是“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对梁的评价是“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据御史梁鼎芬揭露说，徐氏之奏折系康、梁代笔。此事有待考证，按下不表。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徐致靖上折举荐维新人士同日，保守派御史黄均隆也上了一道折子。该折却与徐折针锋相对，是弹劾维新人士的。被黄点名弹劾的有陈宝箴、梁启超和黄遵宪，罪状是他们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学行西学，徒务虚名”，力倡民主议院之说，散布“改正朔、易服色”之言，“刊报传播，骇人听闻”。这两份折子不早不晚恰巧同时呈到了光绪面前，而且内容针锋相对，这或许是巧合。但光绪阅后态度鲜明，立即做了批示。对徐折的批示是：主事康有为、张元济于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送部引见”，梁启超“总理衙门察看具奏”。而对于黄折只批了一个“存”字，也就是留中不发。但是，这个结果很快就被慈禧太后知道了。因为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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