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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柏林,施普雷河畔某机械制造厂
贝克尔拧紧了最后一颗螺栓,用袖口的棉布擦了擦手,抬头看了眼车间高处悬挂的大钟——已经是下午四点整了。
清脆的铃声准时响起,宣告着贝克尔八小时工作日的结束。
没有工头们刺耳的催促,也没有资本家们延长加班的号令。
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关闭机器,整理工具,互相打着招呼走向更衣室。
空气中一丝冬日从高大窗户缝隙透进来的清冷气息,但并不压抑。
这里原先是一家克虏伯旗下的中型工厂,革命后被国有化并进行了大规模技术改造与扩建。
如今,它主要生产新型内燃机、农用机械部件,以及最近逐渐增加比例的、结构特殊的民用运输车辆底盘。
厂区干净明亮,虽然机器的轰鸣依旧,但通风良好,安全标识醒目,急救站和工人休息室配备齐全。
墙上除了生产进度表和安全生产标语,还挂着《柏林日报》的新闻摘要、厂工会的通知,以及关于“反官僚化整风学习小组”下次活动时间的告示。
更衣室里的气氛更加轻松了。
贝克尔和几个工友一边换上保暖的厚外套和帽子,一边聊着天。
工人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最近广播和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
“听说了吗?美国那个新总统胡佛,说要搞什么‘伟大工程’来对付失业。”
说话的是老奥托,钳工组的组长,
“听起来跟咱们当年的‘以工代赈’有点像,但总觉得不是味儿。”
“美国政府的钱从哪儿来?”
一旁年轻的装配工接口分析着,
“他们的国库估计跟咱们革命前差不多,都被银行家和债主掏空了。胡佛除非敢对那些资本家们动真格的,否则不过就是给美国民众们画饼罢了。”
“画饼也得有实力啊。”
贝克尔拉上外套拉链,加入了讨论,
“关键是制度。咱们当年是直接没收了战争投机者的财产,把关键工业收归人民所有,才有了启动资金和计划经济的底子。
他们敢动洛克菲勒、摩根那些大资本家们的一根毫毛吗?我看悬。”
“所以倒霉的还是普通人。”
老奥托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就像咱们的法国邻居。我侄子前年去巴黎做过技术交流,说那边工人本来日子刚有点起色,这一下……全完了。
咱们厂里这批改装的运输车底盘,不就是工会联合会接到任务,要紧急支援法国同志那边的‘冬季互助会’运输物资的吗?”
提到法国,更衣室里的气氛多了几分同情和严肃。
“《柏林日报》的社论说得好,”
贝克尔回忆着,“那是两种制度的考场。咱们这边考卷答得怎么样,自己心里有数。法国那边……资本主义政府的卷子眼看就要答砸了。”
年轻的工人若有所思:
“我看了法国同志让诺在议会的发言记录。他提出的‘国民经济紧急委员会’其实很有操作性,如果真能实行,至少能保住法国民众的基本民生。
但那些资产阶级议员是不可能同意的。”
“所以他们现在面临的,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上的死结。”
贝克尔总结道,他文化程度在厂子里不算最高,但长期的工会参与和集体学习,让他对政治经济有了直指核心的理解,
“法国南方的工人农民同志们,如果等不到议会里的解决方案,那他们的出路就只有两条了:
要么默默忍受冻饿,要么……就得自己寻找别的出路。
就像咱们当年在1918年冬天所做的那样。”
贝克尔语气平静,但话里的含义让几个年轻工友神情一凛。
“咱们能帮上什么忙?”
一个年轻女工问。
“完成好我们手上的工作,就是对法国人民最大的帮忙。”
老奥托拍了拍手,
“确保这些车能可靠地把粮食、药品、燃料运过去。然后,相信法国工人阶级自己的觉悟和力量。
柏林大会的纲领说了,革命没有固定模式,但根本原则相通——得靠大多数人自己起来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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