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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29日,柏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
韦格纳安静地听完台尔曼的汇报之后,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
“狗急跳墙,但还没完全失去理智。”
“麦克唐纳政府内外交困,传统的均势和威慑手段失效,萌生这种最阴暗的念头我并不意外。
但正如你所分析的,现阶段他们更可能是进行可能性研究和前期踩点,为最坏情况预留选项,而非立即行动。
直接针对我和列宁同志,风险太高,一旦暴露,将是英国政府政治和外交上的彻底灾难,英国人现在承受不起。”
韦格纳看向台尔曼:
“这个埃姆斯,是这次行动的关键执行人。抓他,风险大吗?”
“在瑞士动手,比在英国本土或德国容易得多。”
台尔曼回答,“我们的镜子网络在瑞士的根基很深,监视和可控行动都有把握。
关键在于动手的时机和后续处理。如果他只是来传递指令和激活网络,我们抓了他,伦敦会立刻警觉,可能切断整个网络,甚至升级行动。”
韦格纳思考了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我记得,我们潜伏在英国的同志提交过一份关于MI6中层官员家庭背景的例行报告。
这个埃姆斯的儿子……好像是在牛津读书?对哲学和社会学感兴趣,参加过一些我们同志组织的左翼色彩的学生讨论会?”
台尔曼立刻答道:
“是的,主席。理查德·埃姆斯的独子,小安东尼·埃姆斯,是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生。
我们的外围同志评估过,他有明显的左翼倾向和理想主义情怀,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和英国社会不公深感不满,但尚未与组织有直接接触。
被我们划分到属于可观察、可争取的对象。”
“很好。”
韦格纳点了点头,
“那么,计划可以调整一下。
第一,通知我们在英国的同志,加快接触并争取小安东尼·埃姆斯,将他发展为我们的同志。
要做得自然,注重思想引导,让他真正认同我们的事业。
第二,在瑞士,埃姆斯一到,就控制他,邀请他来我们这进行一次秘密会谈。
除了展示我们对他此行目的了如指掌外,最重要的礼物,就是他儿子亲笔书写、充满热情的理想主义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
要让他明白,他不仅任务失败,连血脉和家庭未来的政治选择,都已不在他掌控之中。”
台尔曼立刻领会了其中的多重威慑和攻心之策:“让他意识到,抵抗不仅毫无意义(我们已掌握一切),还会直接危及他儿子的前途甚至安全。
而合作,或许能为他儿子,也为他自己在不可避免的未来变局中,谋得一条出路。”
“没错。”韦格纳站起身,“埃姆斯是个专业人士,也是个体面的英国人,更是父亲。他对国家的忠诚,在家庭和现实面前会面临严峻考验。
我们要做的,是帮他权衡利弊。如果他配合,就让他按照原计划,在瑞士布置那些无关紧要的观察指令,然后放他回伦敦,成为我们在MI6心脏里的一颗定时炸弹,来稳住辛克莱和麦克唐纳,让他们以为秘密仍在手中。
而我们,则掌握了他们最龌龊计划的全部细节,以及一条直通其黑色行动核心的通道。”
“如果他不配合呢?”台尔曼问。
韦格纳眼神微冷:
“那就让他意外消失在阿尔卑斯山吧。
同时,将他是我们同志的材料,泄露给英国右翼小报。一个MI6官员是红色分子,这足以让埃姆斯家族身败名裂,也让辛克莱焦头烂额一阵子。
但我还是更希望和他合作,一个活的、被控制的埃姆斯,价值更大。”
“明白。我立刻部署。”
“记住,台尔曼同志,”韦格纳嘱咐道,“不要留下任何不必要的痕迹。我们目前的重心是意大利和应对经济危机,不宜与英国爆发公开的冲突。”
1月30日,埃姆斯从伦敦维多利亚车站乘坐“金色箭头”豪华列车前往多佛尔港,乘渡轮穿越英吉利海峡抵达法国加来,转乘法国铁路公司的国际列车,经巴黎里昂车站中转,驶往瑞士日内瓦。
全程使用化名“阿尔伯特·怀特”,身份是从事纺织品贸易的商务代表。MI6的伪造证件毫无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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