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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的眼神变得深远,彷佛回到了那个尘土飞扬的乡村办公室。
“他问我:‘扎莱夫斯基同志,你来这里,是为了完成上级的集体化百分比指标,还是为了真正改善这些农民的生活,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
我当然是后者!他接着说:
那你觉得,是把枪顶在他们脑门上,逼他们签字画押更社会主义,还是先想办法让他们的母鸡多下蛋、让生病的人看上病,让他们自己慢慢觉得,也许一起干确实能活得更好,更社会主义?’”
“我……”
亚当有些语塞了,用手指无意识地搓着面包屑。
“我开始跟着他们工作。真的去协调兽医给牲畜看病,组织妇女识字班,第一课就教怎么看合作社最简单的收支公告。
帮村里二流子——其实是个父母死在战争中没人管的半大孩子——在新建的砖窑找了个活,让老党员带着他。
我们甚至从德国同志协调来的援助物资里,挤出一些真正的玻璃,给村里的学校换了破烂的窗户纸。”
亚当的语速慢了下来:
“社会改造的过程慢得像蜗牛。没有轰轰烈烈,只有鸡毛蒜皮。
但是,几个月下来,当我再站在村口,有人会主动跟我打招呼,不再带着畏惧或敌视的目光。
那个老农还悄悄塞给我两个还温乎的鸡蛋,说给我那没见过面的城里领导同志尝尝,谢谢他派来的兽医救了我家的牛犊。
就两个鸡蛋,科瓦尔斯基,”亚当的声音有些哽咽,“比我过去在华沙得到的任何掌声或批评,都重一千倍。”
“所以,你变了。”
科瓦尔斯基温和地说。
“不是我变了,扬。”
亚当抬起头,眼神清澈而坚定,
“是我开始懂了。我过去信仰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完美的、抽象的雕像,我想用锤子尽快砸掉一切旧的,好把它光鲜地立起来。
但我忘了,生活在旧房子里的人,需要时间学会在新房子里生活。”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柏林来的同志们要弄那些复杂的表格和流程。
那不是官僚主义,那是试图建立一种不依赖个人激情和暴力、可以稳定运行的新规则。
为什么领导层要强调过渡时期、区别对待。
不是为了妥协,而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痛苦和抵抗,保存更多的生产力和社会元气。
社会主义的优势,不在于它能以多快的速度宣布没收,而在于它能否真正组织起更有效率、更公平的生产和生活,并且让大多数人,包括那些一时跟不上的人,最终心服口服地认同这种优势。”
亚当顿了顿,自嘲地笑了笑:
“当然,卢布林也有苏联顾问,主张更快的集体化。
我和他们争辩过,用我亲眼看到的三只母鸡和家族世仇去争辩。他们说我被小生产者的自发势力腐蚀了。
也许是吧。
但我现在觉得,韦格纳同志在讲话里提到警惕左倾幼稚病,指的可能就是我这种人。
真正的革命性,不在于口号多响亮,行动多彻底,而在于能否深入最复杂麻烦的现实,一点一点地创造出新的、更好的现实。”
科瓦尔斯基久久地看着好友。那个曾经眼里只有烈焰的青年,如今眼中仍有火,但那火似乎沉入了炉膛,稳定地燃烧着,准备温暖更多的人。
“欢迎回来,亚当。”
科瓦尔斯基微笑着说,举起杯子,
“欢迎回到我们真正该在的地方。”
亚当也举起杯,用力碰了一下。
“谢谢你,科瓦尔斯基。也谢谢……卢布林的同志们。”
他一饮而尽,然后拿起勺子,开始认真地对付那份土豆泥。
窗外,罗兹的街道上,下班工人们说笑着走过,新装的路灯依次亮起。
两个朋友在简单的食堂里,分享着一顿不丰盛的晚餐,也分享着对脚下这条艰难但必须走下去的道路,更深沉的理解。
亚当的激进主义死去了,但一个更坚定、更成熟的共产主义者,正在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和他无数的同志一样,开始真正地生根、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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