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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柏林的时候,是十二月十八日的凌晨。
施密特亲自送来的。他敲开韦格纳办公室的门时,手里拿着一份从罗马尼亚传来的密电,脸色不大好看。
韦格纳正在看一份关于英国海岸防御工事的进展报告。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施密特的表情,把手里的文件合上,往椅背上一靠。
“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施密特把密电放在桌上。
“主席,罗马尼亚那边出了变故,昨天傍晚,罗马尼亚内务部的人同时动手,马尼乌在克卢日的住所被控制,他在布加勒斯特的主要副手也都被带走了。
目前被捕的人数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人之间,可能还会增加。”
韦格纳拿起密电,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电报不长,但信息很全——谁被捕了,谁下的令,谁执行,甚至连军队和秘密警察的调动情况都写得清清楚楚。
“卡罗尔。”韦格纳念出这个名字,语气有些平淡,让人听不出情绪。
“他在一九三零年复位,当时马尼乌就跟他有过冲突。”施密特说,
“原因很私人的——卡罗尔不愿意跟他的合法妻子复婚,要跟那个女人在一起。马尼乌公开反对,差点闹到宪政危机。”
“我知道。”韦格纳转过身来,“那后来呢?”
“后来马尼乌下台了。一九三零年十月,他辞去了首相职务。但他一直是民族农民党的灵魂人物,在议会里有很大的影响力。卡罗尔复位两年,一直没能真正掌控政局。秘密警察、军队、内阁,名义上听国王的,实际上各有各的算盘。”
“卡罗尔的时机选得很好。”施密特说,“欧洲各国都盯着英国和美国的局势,他觉得没人会为了一个罗马尼亚的政党领袖出头。?”
韦格纳拿起那份密电又看了一遍。
“马尼乌现在在哪儿?”
“据情报说在布加勒斯特北郊的一个秘密拘留点。具体位置还不清楚,我们的情报人员正在查。”
“他还活着吗?”
“目前的消息是还活着。审讯应该已经开始了,但卡罗尔不会轻易杀他。马尼乌在民间的声望很高。”
韦格纳沉默了片刻。
“施密特,你跟马尼乌有过接触吗?”
“有过几次。一九二八年他到柏林访问,我见过他一面。后来通过几封电报,主要是关于经济合作的事。”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施密特想了想。
“他不是一个革命者。他是个改良主义者,相信议会民主,相信法律制度,相信通过投票和辩论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他不喜欢我们这一套——他不喜欢党,不喜欢专政,不喜欢那些他觉得太激进的东西。
但他也不完全排斥我们。他知道罗马尼亚需要改革,知道土地不分给农民、工人不提高待遇,国家迟早要出大问题。
所以他在中间摇摆——一方面想学德国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又怕被说是柏林的附庸。”
韦格纳点了点头。施密特的评价,跟他自己的判断差不多。
“我跟他的电报来往,比你多。”韦格纳说,
“每次他都客客气气的,称我韦格纳同志,说罗马尼亚人民感谢德国的帮助和支持。但一谈到实质性的问题——比如引入德国的顾问,比如按照德国的模式进行深化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他就开始绕弯子,说什么‘国情不同’‘需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
施密特没有说话。
“我不是要逼他。”韦格纳的语气有些沉,
“我一直认为,每个国家有自己的道路,不能照搬德国的模式。
波兰走的路就跟我们不完全一样,科瓦尔斯基同志在波兰搞的我没有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诺瓦克同志走的道路,我也支持。只要大方向是对的,具体的路径可以不同。”
“但是马尼乌的问题不在于路径不同。”施密特接过话头,“他的问题在于,他根本没想清楚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
“对。”韦格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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