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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政治改革才刚刚完成。
现在的财政体系,还是过渡时期的产物——中央能调动的资金有限,地方的自主权太大,税收体系不健全,预算执行的监督不到位。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中央批了钱,能不能用到该用的地方,能不能花出效果,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诺瓦克皱了皱眉。“沃伊切霍夫斯基同志,你的意思是,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没有说什么都不做。我说的是——要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诺瓦克的声音提高了。“老百姓的房子被水泡了,你说量力而行?堤坝垮了,你说量力而行?”
“诺瓦克同志,我没有说不管老百姓。”沃伊切霍夫斯基的声音依然很平静,
“我说的是——我们现在的力量,做不到同时做所有事。如果我们硬撑着上马大工程,结果只有一个——工程干到一半,钱花光了,工程仍旧烂在那里。到时候,堤坝还是垮,房子还是倒,老百姓还是骂。”
两个人对视着,谁也没有让步。
科瓦尔斯基一直没有说话。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目光从诺瓦克移到沃伊切霍夫斯基,又从沃伊切霍夫斯基移到诺瓦克。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钱不够,倒是可以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
可德国的同志们已经帮了我们很多,苏联的同志们也一定表示愿意支持我们的。
但同志们,你们想过没有——如果我们开了这个口,会有什么后果?”
“我不是说德国同志会藉此控制我们。韦格纳同志不是那种人。但就算德国同志没有这个想法,波兰的老百姓会怎么看?
他们会说,你看,波兰共产党连自己的国家都建不好,还要靠德国同志。
民族主义者会借题发挥,我们在政治上付出的代价,可能比我们得到的经济援助更大。”
“而且,德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规划。同志们的资金,也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如果我们拿得太多,就会影响他们的建设进度。欧洲社会主义大家庭,不是谁吃谁,是大家一起吃。
一个人吃多了,别人就吃不饱。”
科瓦尔斯基站起来,走到地图前,看着那条蜿蜒的维斯瓦河。
“我的建议是——小幅度转型。不把工业建设的钱全部挪到民生上,但要把工业建设的增长速度放慢一点,把省下来的钱用在最急需的民生项目上。不全面铺开水利建设,是选择最危险的河段,先加固,先修好。”
“具体的方案,由各部门分头制定。水利部门负责提出最急需的河段名单。交通部门负责提出最急需的道路名单。卫生部门负责提出最急需的医疗设施名单。
财政部门负责算账——我们能拿出多少钱,能从哪里省出钱,能从哪里争取到外援。”
“然后,把方案报给中央委员会审议。审议通过后,以波兰共产党的名义,通报给共产国际。”
诺瓦克点了点头。“我同意。”
沃伊切霍夫斯基也点了点头。“我也同意。”
科瓦尔斯基走回桌前,坐下来,拿起笔。
“那就这么定了。散会后,各部门分头行动。一周之内,拿出方案。”
八月二十日,华沙,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
科瓦尔斯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各部门提交的方案。
水利部门列出了最危险的十二段河堤,交通部门列出了最急需修复的八条公路和四座桥梁,卫生部门列出了灾区医疗体系重建的详细计划。
“发报吧。”他对秘书说。“给柏林同志们通报我们的重建方案。同时,请兄弟国家在技术上给予支持——专家、工程师、技术人员。
资金上的事,我们自己先想办法。实在不够,再开口,就不要在电报里面提了。”
秘书接过文件,转身走向电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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