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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会议厅。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上午九时。
会议厅不大,但今天坐满了人。
长圆形的橡木会议桌擦得锃亮,桌面中央摆着一个巨大的地球仪,金属底座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地球仪上的欧洲大陆被涂成了红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从北角到地中海,一整片完整的、没有断裂的红色。
桌子的四周坐着将近六十个人,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各异——语言学家,文化学者,教育家,还有几位出版社的总编辑和几家主流报纸的主笔。
这场会议的主持人是德国教育人民委员弗里茨·托勒,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请到柏林来,不是为了讨论一件小事。
我们坐在这里,是因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语言学家、文化学者和教育家,要共同面对一个已经存在了很久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正在一体化,我们的政治正在一体化,我们的安全正在一体化。
但我们的语言,还是各自为政。”
“一个德国的工程师在波兰的工厂里指导设备安装,他需要翻译;
一个法国的教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学校交流教学经验,他需要翻译;
一份从意大利发往匈牙利的科研报告,有时要先译德语,再从德语译成匈牙利语,经过三次转译才落到使用者手里。
这不是效率,这是损耗。”
“经济共同体的分工已经越来越细,各国的产业正在互相嵌入,所有这些环节之间的衔接,都需要大量的信息交换。
如果信息交换始终要通过翻译——不只一重翻译,是两重、三重——那么效率就会持续低于真正一体化的水平。”
他收回手,双手撑在桌沿上。
“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讨论‘要不要做’,而是讨论‘怎么做’。
这项工作,需要由在座各位来完成。这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事情,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但如果不开始,就永远不会完成。”
坐在长桌另一端的一位老学者举起了手。他是让·杜布瓦,法兰西社会科学院院士,欧洲最着名的历史语言学家之一。
“托勒同志,我有一个问题。各个国家的语言学家坐在一起设计一种新语言,这当然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但我想问的是——这种新语言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建立在某一种现有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简化?
还是从头创造一种全新的、不属于任何现存语系的体系?”
托勒看着他。
“杜布瓦同志,这正是今天需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韦格纳同志在会前和我谈过,他的设想是——新语言应该是一种‘人造辅助语言’,不是用来取代各国现有语言的。
它不替代德语、法语、俄语或英语,而是作为所有人的第二语言,在跨国交流、贸易、科技、教育领域使用。
因此,它需要简单、规则、逻辑清晰、易学易记。”
杜布瓦点了点头,
“那么,它的词汇来源呢?是主要采用现有欧洲语言的共同词根?还是另起炉灶?”
“韦格纳同志的意见是——应该尽可能利用现有欧洲语言的共同基础。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词根已经在欧洲各国的科技、医学、法律术语中广泛存在,不需要重新发明。
语法结构应该尽可能简单,不采用复杂的变格和词形变化。
发音要清晰,文字要表音。
最终目标是——一个工人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能掌握基础交流,一个学生用半年就能阅读专业文献。”
会场里响起一阵低沉的议论声。
有人点头,有人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有人眉头微皱,像是在脑子里已经开始尝试构建句子结构了。
坐在杜布瓦旁边的一位苏联语言学家——彼得·伊万诺维奇·切尔诺夫——清了清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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