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阵以待：LSPD来了个新警员(卡尔洛斯)_第193章大罪傲慢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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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3章大罪傲慢七（第3页）

平板电脑里的演讲还在继续，那些关于预算、审计、贪污数据的话从扬声器里传出来，在他面前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他听进去了。每一个字都听进去了。

弗里蒙特说的话，听起来也不像是假的。那些数据——如果他下来之后能自己去查证——大概也是真的。那个关于第十四条的断章取义分析——如果他在意到去复核那个条文——大概也会发现，那个在急诊室门口拿着平板电脑念条文的行政人员，确实是在恶意曲解一条原本应该保护老兵的规程。

那又怎么样？

要相信他吗。

安格劳斯想起了几个月前在靶场上那个午后。那个汗流浃背的年轻警察趴在他面前的瑜伽垫上，被他用拇指按压着痉挛的菱形肌，酸胀得龇牙咧嘴但忍着没叫出声。然后那个年轻人抬起头看着他，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弗里蒙特可能不是坏人。当时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谁在乎这个呢”。

其实安格劳斯说谎了。

他在乎。

他当然在乎。不在乎的人不会在这个被拆掉窗户的房间里坐到现在。不在乎的人不会在过去几天里把每一个射击角度、每一条撤离路线、每一个老兵的站位部署得清清楚楚。

正因为他太在乎了，所以他不能在乎。如果温嘉说的是真的——如果那个参议员真的是来帮老兵的——那么他今天坐在这里，把手指从扳机护圈外侧移进内侧，就等于是把一个可能是好人的人送上死路。

但如果温嘉说的不是真的呢？如果这只是政客的又一次演讲，台下掌声停了他就会坐进车里回酒店，睡一觉之后一切照旧呢？或者——就算他说的是真的，就算他真的想反贪腐，但他能做得到吗？国会山里那些坐在皮椅上的家伙，会让一个想动他们奶酪的参议员走到哪一步？也许他的提案连执行阶段都进不了。

也许他今天说了一堆真话，但真话改变不了任何事。然后汤姆·安德纳的血就真的白流了。

他不能让兄弟的血白流。

安格劳斯睁开眼睛。

他低下头，看着搭在狙击步枪握把上的右手。那只手曾经在越南丛林里握过M16，在沙漠风暴的沙尘暴中握过M24，在这片他为之战斗了半辈子的土地上握过无数把枪。

这只手上布满了老茧和旧伤疤，无名指的第二关节曾经在格斗中被折断过，接好之后留下了一个微微凸起的骨节。他用这只手按过自己左胸口那个离心脏只有三毫米的弹片的位置——每一次心脏不适时，每一次那片金属在胸骨下方隐隐刺痛时，他都会用这只手按住那个位置，像是在确认自己还活着。

他把手从握把上移开，右手从枪托握把滑到膝盖上，用手指捏住那块旧作战裤膝盖处的褶皱。他能感觉到狙击步枪的枪管在晨光里微微发烫——阳光从东面窗户照进来，打在三脚架和枪身上，把金属烤得微微温热。

这让他想起了巴格达郊外那些午后——枪管被四十度高温烤得烫手，手指放上去能起水泡，但他们还是要趴在屋顶上，透过瞄准镜看着街道上每个走过的人。那时候他身后也有一个团队，有观察手，有通讯员，有预备射手。那时候他也像现在一样，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决定——这个人是不是威胁？扣不扣扳机？子弹出膛之后能不能承担结果？

过去的道理，如今也是一样的。

寄希望于别人吗。

“我从来不寄希望于任何人。”

他低声说。平板电脑里的演讲还在继续，弗里蒙特正在用指关节敲讲台。

所有人都可以寄希望于弗里蒙特是好人。公牛可以，汉斯可以，赫克托可以，连贾斯汀都可以——贾斯汀在今天早上打了那个电话之后，大概已经把弗里蒙特的命交给了温嘉。

他们都可以。因为他们是士兵，不是领袖。领袖不可以寄希望于任何人。领袖的责任不是期待最好的结果，领袖的责任是确保最坏的结果不会发生。

哪怕弗里蒙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哪怕那份提案确实可以清查贪腐、重建审计体系、把被偷走的钱还给老兵——那也只是“可能”。

他不能拿汤姆·安德纳的血，拿公牛等了三年还没排到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拿乔纳森等了三年还没等到的眼角膜供体，拿所有在退伍军人医疗系统里被拖延、被推诿、被当成数字而不是活人的老兄弟们——去赌一个“可能”。

如果他今天不开这一枪，也许一年后、两年后、五年后，当那份提案在国会山的某个委员会里被慢慢磨死，当新的贪腐者重新爬进那个被清空的漏洞里，当老兵们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没有人会回来替他后悔。

但他自己会。他会在每一个凌晨从梦中惊醒，梦到汤姆那个八岁的女儿满身是血地跪在便利店里尖叫求救。

他重新握住狙击步枪的握把。右手的手指从握把外侧滑进扳机护圈，指腹轻轻搭在扳机上——没有扣下，只是搭在那里，感受着金属曲面的微凉触感和那道极细的防滑纹路。

他的左眼凑近瞄准镜，右眼自然闭合。四百码外，讲台上那个白发参议员的身影清晰地出现在十字线中央。十字线的竖线正对他的胸口，横线齐平他的锁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