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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来信在刑侦科引起了不小的波澜。老赵拿着信翻来覆去地看,说:“这信来得太巧了。咱们刚查到郑国庆跑去了南方,信就到了。”小刘说:“会不会是郑国庆自己寄的?想引咱们去?”陆卫东没说话,把信纸对着灯光又看了一遍。纸是普通的信纸,边角整齐,不像是匆忙撕下来的。字迹潦草,但笔画有力,像是故意写得歪歪扭扭,怕被人认出笔迹。邮戳是广州三元里支局,日期是十天前。
陆卫东让老韩把信纸拿去技术科,看看能不能提取到什么。小张在显微镜下看了半天,说:“纸上没有指纹。墨水是普通的蓝黑墨水,哪儿都能买到。”老韩说:“那就是有人故意不留下痕迹。”
陆卫东把信纸收好,说:“不管是谁寄的,到了广州就知道了。”
出发前的晚上,陆卫东坐在炕上收拾行李。王淑芬把几件换洗衣服叠好塞进包里,又塞了几个煮鸡蛋和两张饼。“路上吃,”她说,“火车上的东西贵。”陆卫东说:“嗯。”老四抱着猫蹲在旁边,问:“爸,广州有猫吗?”陆卫东说:“有。”老四说:“广州的猫跟咱家的猫一样吗?”陆卫东说:“一样。”老三在画画,头也不抬,铅笔在纸上沙沙响。陆卫东看了她一眼,想说点什么,又没说出来。
第二天一早,陆卫东带着老赵和小刘上了去广州的火车。从齐齐哈尔到广州,要坐三天两夜,先到北京,再转车南下。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上站着,座位底下躺着。小刘年轻,挤到窗边占了位子,老赵靠着行李打盹。陆卫东靠着车窗,看着窗外掠过的雪原、田野、村庄。过了山海关,雪就少了。再往南,田野里的雪化得差不多了,露出黑黝黝的土地。
到广州的时候是第三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车站里人山人海,吵吵嚷嚷的,喇叭里报站的声音被淹没了。三个人拎着包挤出站,站在广场上,一股湿热的风扑面而来。老赵说:“这地方真热。”小刘说:“比齐齐哈尔暖和多了。”陆卫东说:“先找个地方住下。”
他们在三元里附近找了家小旅馆住下。陆卫东跟旅馆老板打听三元里扛大包的地方,老板说:“火车站货场那边,有的是扛大包的。天没亮就去等活儿,天黑才散。”陆卫东把郑国庆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看,老板看了半天,说:“面熟,好像见过,但不敢肯定。”
下午,陆卫东带着老赵和小刘去了货场。货场在火车站北边,很大,堆满了木材、煤炭、钢材、粮食。工人们扛着麻袋来来往往,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汗衫,身上全是汗。陆卫东站在门口,把郑国庆的照片拿给几个工头看。一个工头说:“这人我见过,去年在这干过一阵子,后来不干了。”陆卫东说:“去哪儿了?”工头说:“不知道。他话少,不跟人来往。”
陆卫东又问了几个工人,都说见过,但不知道去哪儿了。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老头从货场里面走出来,五十多岁,瘦高个,穿着一件破汗衫,肩上搭着一条毛巾。他看见陆卫东手里的照片,站住了。
“你们找郑国庆?”老头问。
陆卫东说:“你认识他?”
老头说:“认识。他跟我住一个屋,后来跑了。”
陆卫东心里一动:“跑了?为什么?”
老头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说:“他偷了别人的钱,被人追着打。半夜翻墙跑的,连行李都没拿。那是去年秋天的事。”
陆卫东说:“他跑哪儿去了?”
老头说:“不知道。有人说去了海南,有人说回了老家。他那人,不跟人说实话。”
陆卫东把老头的地址记下来,决定晚上去他住的地方看看。
晚上,他们找到了老头住的地方。三元里一条窄巷子里的一间破屋,跟七八个人合住。老头姓陈,大家都叫他老陈头。老陈头把他们领进屋,屋里又暗又潮,一股霉味。墙角堆着几个破包袱,地上扔着鞋、袜子、空酒瓶。老陈头指着靠窗的一个铺位说:“郑国庆就睡这儿,走了以后没回来过。”
陆卫东在铺位上翻了翻,褥子底下压着一张发黄的报纸,报纸上写着“齐齐哈尔”三个字。他认出那是《齐齐哈尔日报》,日期是1975年12月。老陈头说:“他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这张报纸大概是忘了。”
陆卫东把报纸叠好,装进口袋里。他又问老陈头:“郑国庆在广州还有什么朋友?”老陈头想了想,说:“有个女的,来过几回,长得挺白净,说话带北方口音。郑国庆叫她‘小周’。后来郑国庆跑了,那女的也没再来了。”
陆卫东把这条线索记下来。小周。这是郑国庆在广州唯一的联系人。
第二天,陆卫东去邮局查匿名信的事。他找到了三元里支局的邮递员,把匿名信的照片给他看。邮递员想了半天,说:“这信我有点印象,是个女的来寄的。三十来岁,白净,说话带北方口音。”陆卫东心里一动——又是女的,白净,北方口音。跟老陈头说的“小周”对上了。
他让老赵和小刘在三元里附近打听一个北方口音的女人,三十来岁,白净。打听了两天,一个卖早点的老太太说,她见过这么一个女人,常在巷子口的一家小饭馆吃饭。陆卫东去那家饭馆问,老板说:“那个女的啊,前阵子常来,最近不来了。她姓周,在附近一家服装厂上班。”
陆卫东找到了那家服装厂。厂不大,几十个女工,在缝纫机前忙活。陆卫东把照片给车间主任看,主任看了一眼,说:“这是小周,周秀英。她辞职了,一周前走的。”陆卫东说:“知道她去哪儿了吗?”主任说:“不知道。她说要回老家。”
周秀英,北方口音,三十来岁,白净。陆卫东让老赵给齐齐哈尔那边发电报,查周秀英的身份。一天后,回电来了——周秀英,齐齐哈尔铁锋区人,1973年嫁到广州,后来离婚了,一个人住在三元里。她跟郑国庆两人在广州认识的,因为是老乡。
陆卫东把所有的线索串在一起。周秀英认识郑国庆,知道他的底细。匿名信是她寄的——她为什么要帮公安?她跟郑国庆有仇,还是想举报他换点好处?她辞职走了,是怕被郑国庆发现,还是怕被公安找到?
陆卫东决定先找周秀英。老赵说:“人跑了,怎么找?”陆卫东说:“她回老家了。回齐齐哈尔找。”
当天晚上,陆卫东给齐齐哈尔发了电报,让老韩在铁锋区找周秀英。三天后,老韩回电:周秀英找到了,在她娘家住着,愿意配合调查。
陆卫东带着老赵和小刘坐上了回齐齐哈尔的火车。车上,老赵问:“这个周秀英,跟孙德茂的案子有什么关系?”陆卫东说:“不知道。但她认识郑国庆,知道他在广州的地址,还给我们寄了匿名信。她肯定知道什么。”
四天后,他们回到齐齐哈尔。陆卫东直接去找周秀英。
周秀英住在铁锋区一条老巷子里,一间小屋,收拾得挺干净。她三十出头,白净,扎着一条马尾辫,穿着一件碎花棉袄。看见公安来,她没慌,也没躲,只是低着头,手在衣角上绞来绞去。
陆卫东在她对面坐下,说:“周秀英,是你给我们寄的匿名信?”
她点点头,没说话。
陆卫东说:“你为什么寄那封信?”
她抬起头,眼眶红了,声音发抖:“因为郑国庆欠我一条命。”
陆卫东心里一震。
周秀英说:“孙德茂不是失踪,是被郑国庆害死的。郑国庆亲口跟我说的。他说那个老头取了三百万——三百块钱,他骗老头说帮他跑路,拿了钱把人推到江里了。嫩江,冬天,冰窟窿。他说那老头不会游泳,扑腾了几下就没了。他以为没人知道,但我知道。他喝醉了说的。”
陆卫东说:“你为什么不早报案?”
周秀英的眼泪流下来,说:“我怕。他手里有刀,他说谁要是说出去,就杀了谁。我跟他在一起两年,他知道我住哪儿,知道我家里人在哪儿。我不敢。”
陆卫东说:“那为什么现在敢了?”
周秀英说:“因为他跑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走了以后,我天天做噩梦,梦见那个老头从江里爬出来,浑身是水,站在我床前。我受不了了。前一阵,郑国庆在广州的一个朋友从齐齐哈尔回来,说你们公安在查孙德茂的案子,到处找郑国庆。我想了一天一夜,就把地址寄给你们了。”
陆卫东说:“郑国庆在广州的那个朋友,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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