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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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4章 屋内对谈一（第5页）

“官仓的粮从哪里来？”他问。

“田赋。”沈铭说，“改变了原来的征收方式。以前的税，是摊在每个人头上的；后来改成按田亩征收，田多的多交，田少的少交，没田的不交。”

“可田税也是容易造假的。”郝雨田说，“我家地里种了多少，我报多少，官府能查得过来？”

“查不过来。”沈铭说，“所以后来他们用了很笨的办法，官府派人丈量。

每隔几年，派专人到每个县，用统一的尺子，一块地一块地量过去，把量出来的数字刻在石碑上，县衙存一份，百姓看得到。

你有异议，可以申诉，但要拿出证据。

拿不出，就按碑上的数交税。”

“那地变了呢？河改道、山洪、沙化？”

“所以每隔几年就要重新丈量一次。”沈铭说，“每一次丈量，都能查出一批隐瞒的、虚报的。也有一批人因为丈量被处置了。但地还是那些地，税总要收。”

郝雨田沉默了一会儿，说：“田税成了官府稳定的进项，就不怕粮价跌了。”

“对。”沈铭说，“以前的粮食官营，粮价一崩，官府跟着崩。后来的田税，独立于粮价，土地在，税就在。粮价跌到底，税还是一样的。”

“那农民呢？他们愿意交吗？”郝雨田问。

“开始不愿意。”沈铭说。“但后来他们想通了一点，如果粮价是市场定的，粮多的时候价格会跌，粮少的时候价格会涨。

丰年贱粮，灾年贵粮，这是自然规律，官府不压价也不抬价。

农民自己手里有粮，可以在贵的时候卖，贱的时候存。

这个自主权，比官营时期他们能拿到的，要多得多。”

“他们就不怕被人压价？”郝雨田说，“大户、粮商，联手压价的时候呢？”

“所以需要官仓。”沈铭说，“粮价低到一定程度，官府用官仓收粮，托住价格；粮价高到一定程度，官府开仓放粮，压低价格。

这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粮价不涨到人吃不起，也不跌到种地的人撑不下去。

官仓的存在，不是为了取代市场，是为了让市场不至于摔死。”

郝雨田听着，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那官仓的粮，谁来管？放多放少，由谁定？”

沈铭沉默了一下，才说：“由官府定，但这正是那个文明出过事的地方，定粮价收放的，是人，人就会有私心。

有人会趁着放粮的时机，把官仓的粮换成陈粮，或者把好粮偷偷卖出去。

后来这个制度被改造过很多次，加了很多条规矩，仓在谁手上、粮从哪儿来、数是多少、谁来核验。

可无论怎么改，都改不掉‘人’这个环节。他们最终只能接受，这个制度是好的，但永远不完美。”

郝雨田没有回答。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像在考虑什么。

沈铭继续说：“那个文明在粮食、货币、税收这些事上，摸索了非常长的时间。

有些路走对了，有些路走错了。

可他们后来有一个共识，不要追求一个完美无缺的制度，要追求一个能自我纠正的制度。”

“自我纠正？”

“对。一个制度，如果错了，要能让人发现它错了。要有人能改它，改的时候，不会把整个盘子掀翻。”

郝雨田抬起头，看着他。

“那田税也是这么来的？”

“田税，其实也是他们试了很久之后才定下来的。”沈铭说，“最初也想过土地归公、集体耕种、统一分配。

那一套确实可行，但只适合在特别严格的条件下，人口少、土地集中、长期稳定的时候。

等人口一多，地一复杂，那套办法就撑不下去了。

因为地有肥有瘦，人有力气大小，派活的公平，分配到的东西却总是有人说划不来。

因此他们才逐渐转到‘土地归私、按田征税、出入自由’的路子。”

“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让土地从公有变成私有？”郝雨田问。

“靠时间。”沈铭说，“最开始是默许，耕作的人可以在同一块地上连续耕种多年，别人不能来抢，这就慢慢形成了‘谁种谁有’的事实。

然后官府承认了这个事实，把它写进律法，就成了产权。”

他顿了顿：

“这是那个文明最笨、也最扎实的一步。

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在地里反覆耕、反覆认、反覆守，最后把‘这块地是我的’这件事，从习惯变成了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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