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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流里,袁阔海的专车毫不起眼。
袁阔海看着屏幕上“通话结束”四个字,没有立刻放下手机。
屏幕的背光暗下去,他的脸也随之隐入车厢的阴影里。
窗外的香樟树一棵接一棵地往后退,夕阳从树冠的缝隙里漏进来,碎金似的洒在仪表盘上,忽明忽暗的光斑从他的手背上一掠而过,没有留下任何温度。
他想起中组部那位同志把他送到电梯口时,走廊里很安静。
那人说“阔海同志,组织上理解你的出点,但程序就是程序。”
他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党内警告。
这四个字的分量,袁阔海比谁都清楚。
它不是那种写在文件里冷冰冰的处分条款,而是会嵌进政治生命骨骼里的一根钢钉。
不影响他现在继续担任星城市委书记,也不影响他继续抓房地产调控、推生态治理,以及在常委会上和持不同意见者据理力争。
但在未来的某个关键时刻,也许是换届,也许是考察,更可能是在某个需要“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岗位出现空缺时,这根钢钉就会隐隐作痛。
它会出现在考察材料的某个角落,会变成一句“该同志在程序规范方面有待加强”的含蓄评价,会成为天平上那根压垮平衡的羽毛。
他今年五十三岁。
一个副部级干部,五十三岁,本来还有最后一次冲刺正部的机会。
现在,这扇门虽然没有完全关死,但也已经合上了一半。
袁阔海伸手摸了摸别在胸口的党徽,金属上传导着自己的体温,微微热。
他低下头,仔细凝视着这枚鲜红的党徽,感受着不同往日的沉重。
徽章的纹理丝毫未变,变的只是他自己的心情。
三十年了。
从他在诸洲市委的会议室里第一次对着党旗宣誓,到今天坐在从京城回星城的车上,整整三十年。
宣誓那天他穿了一件新买的白色衬衫,的确良的领口太硬,磨得脖子红了一圈。
那天下午,还是诸洲市委副书记的老领导,亲自主持了这个入党仪式。
老领导握着他的手说“阔海同志,党员要带头干。”
老领导那句“带头干”,袁阔海一直记到今天,哪怕老领导已经仙游经年。
三十年里他换了很多个岗位,经历过十四位省委书记,在四个地级市主政一方。
他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每一件他经手的事,都对得起那枚党徽。
但今天,他背着处分回来了。
“老袁,值得吗?”
问这个问题的是他的老妻陈爱华,在他临行前的那个晚上,一边给他收拾行李,一边背对着他,声音很轻。
他当时没有回答。
现在,袁阔海有了答案,不是对妻子,是对自己。
值得。
不是为了名声,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在述职报告里多写一行“勇于担当”。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那场审计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铺开,全省农信社的信用链条会在三个月内断裂。
那些存钱在信用社的农民、那些靠小额贷款维持运转的小微企业、那些刚刚脱贫的村子,会第一个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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