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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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章（第6页）

根据顾城大家的《南明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时有资格继承大位的明王朝宗室的名录：“以血统亲近而言，崇祯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子、孙还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瑞王朱常浩原封汉中，李自成军入陕他逃至四川重庆，甲申六月被大西军处死）；神宗兄弟的儿子则有潞王朱常淓。

按照封建伦序观念，自然应该先考虑福王、桂王、惠王。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处于优先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三亲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长；第二，桂、惠二藩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终弟及’（实际是弟终兄及）继统更为适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时逃往广西，距南京较远，福王却近在淮安。福王朱由崧在伦序和地理上占了明显的有利地位。”

对于南明王朝来说重要的不是立谁而是要快的确定君王，以稳定因庄烈皇帝之死而造成的政治上的混乱以及地方上因为局势动荡而蠢蠢欲动的拥有军队的总兵们。事实上当时许多大臣以及有识之士都认为立福王不管是血统上、距离上来说都是最合适的，也看出了立君宜早不宜迟：淮抚路振飞‘遗书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谓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刘城《上阁部史公书》中说：‘自都门失守，大行皇帝凶问频传，虽所传不一，大略颇同，公率先诸臣奉迎福藩殿下，临莅南京，此中外臣民之愿也。&#o39;

下文说他见到的诏旨仍用监国名义，“未有御极之意”他极力主张应该“早上尊号”理由是“伦序应在福藩，大宝之御无可迟滞之端”。李清记载：“北都变闻，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议。扬州郑进士元勋密语予：’予语里人解少司马学龙曰：福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孙立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挟楚，郑芝龙挟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不可。”

接着又说章都谏正宸力主应“以福藩为国本”“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及（福）王监国，人心乃定”与此同时，东林党等所谓“清流、大儒”（关于东林党我会在绣像系列中写的，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因为福王祖母是神宗宠爱的郑贵妃，而神宗时期清流倒霉时候几乎都有郑贵妃的影子，由此害怕福王继位会大搞“翻案风”造成东林党政治上的失势，也为了所谓的“定策之功”由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礼部侍郎钱谦益领衔，捎带着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人以“立宪”为名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一时间南京城被党争搞的乌烟瘴气。读史至此，不由感慨万千，明朝局势危若悬卵，这帮人还有心思在南京搞党争！与当时在北京虽然也搞内斗但是却还分得清轻重缓急得满清相比，明朝不亡，满清不兴才真是没有天理啊。

当时主张立福王的是以马士英为的地方实权派，多为手握军权的武将以及地方巡抚；而主张立潞王的以东林党为，“江南北诸绅群起拥戴”；可以说在最初阶段两边是旗鼓相当的。

而作为留守第一重臣的史可法最应该做的是果断立君，就算不满意福王，也应该果断支持东林党。总之就是要尽快将立君大事确定下来。

可是，史可法在这个关口居然搞起了平衡，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居然提出了立桂王为君的荒唐折中方案。和稀泥也要看时间地点以及分什么事呀！

这个方案不说马士英等不满意，就算是东林党也不会满意啊。你史可法作为东林精神领袖之一左光斗的门生，怎么胳膊肘像外拐？难保东林党不会这么想。更有甚者“你是不是想独占定策大功，独霸朝堂啊？”

做这样猜想的也不是不可能的。

“以齐恒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

史可法说给姜曰广的话，也充分表明史可法其内心对福王知根知底，知道福王不足滤，却依然在那里和稀泥！

最后，史可法抛出了他所谓的公正的折中方案“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

这个明显偏向东林党的方案，拥立福王的军阀们当然不能满意，而这么长时间的立君之争，又让军阀们看到朝廷庄严外衣下虚弱的本质，立马用实力开路，用军队讲道理，事以至此，史可法也是无力回天了。

事实上公正来说，马士英其实在最后也接受了史可法这个方案，但是马士英明显比史可法看得透彻，“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须耳。”

可是当马士英到达南京之后，这些“清流”们以马士英不过地方官僚不能参加这种高级会议为借口将其打回了凤阳。而当马士英回到凤阳得知军阀们全力支持福王时当时知道该怎么选择了。而福王正好也缺少一个有影响力的大臣支持，马士英的到来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而马士英则把史可法写的福王七不可立交出来作为政治资本。福王看了史可法的信焉能给史可法好果子吃？

史可法缺少的正是马士英这样的临机决断，事事想应付，处处想和稀泥，别说和诸葛亮、慕容恪相比甚至连寇准、李纲、于谦都比不了。

后人曾写到：“使诸臣果以序迎，则上何至书召四镇，士英与杰又何得居功？非钱谦益、吕大器误之而何？”

可是如果严格追究责任，史可法当是第一份。以他留守第一重臣的身份如果支持福王，福王何必求助四镇？又何来大权被马士英之流掌握？后来四镇飞扬跋扈更是可以避免的。

终弘光一朝，武将视皇帝为无物。朝廷图有虚名，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激烈，无暇他顾的始作俑者正是史可法。

弘光帝继位，史可法自然被赶出了朝堂，被派到江北督师了。

公正来说，弘光帝对史可法还是够意思的，虽然史可法曾经写信痛骂过他，可是他并没有将史可法一撸到底，只是把史可法赶到江北，来一个眼不见为净。

如果史可法真有干才，在江北督师反而能干出一番事业。可惜史可法并没有真正的才干。其人太平时是一个好宰相，乱世时不过一书生而。

史可法督师江北时正是李自成败出北京，满清入主京师之时，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大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统治真空，满清兵力不足，无心也无力控制如此广大的地区。当地残余明朝势力政府官员纷纷组织武装自保，并盼望史可法率兵北上收复失地。甲申（公元1644年）五月初，河南原明归德府知府桑开第和明参将丁启光举旗，光复归德府、商丘、管河、宁陵、柘城、夏邑、考城、鹿邑，六月使者抵达南京弘光朝廷，原明河南援剿总兵许定国占据战略重镇睢州。四月二十七日，山东德州官绅赵继鼎、程先贞、谢陛等推明宗室香河知县朱帅为盟主，称济王，并檄文号召光复明朝。一时间山东及北直隶到处响应，在一个月内，山东省府济南府、临清州、青州府、东昌府、武定州、滨州、高唐州、德州、临邑、蒲台、海丰、沾化、利津、陵县、乐陵、济阳、齐东、乐安、商河、朝城、德平、恩县、平原、禹城、莱芜、阳信、宁津、武城；北直隶的河间府（包括河间、阜城、肃宁、兴济、任丘等八个州县）、大名府、沧州、冀州、景州、故城、交河、吴桥、武邑、武强、衡水、献县、曲周、东光、清河、饶阳等，山东、河北两省合计四十三个州县光复，举起明朝旗号。

但遗憾的是，作为南明政权的头号军事长官，辅国重臣，面对如此不消费一兵一卒便可收复大片失地的局面，竟然十分“冷静”毫不动心。驻守江淮与山东接壤的史可法既不出兵，也没有派部下去山东、河南等地屯守并建立统治机构，更不要说到靠近北京的河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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