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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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1章 寿限六十三 2（第1页）

正月初三，婆婆突然了高烧，三十九度四。送到医院，查了血，拍了cT，医生说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打几天点滴就好了。可那天晚上我陪床的时候，婆婆忽然拉住我的手，她的手滚烫，力气却大得惊人。

“秀儿，”她叫我，声音不像一个高烧的病人，反而格外的清楚，“你梦到我死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是不是也梦到过我躺在一个老房子里？你是不是也梦到过有人站在我床边？”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天花板，“你不说我也知道。因为我也梦到过。”

她说这话的时候，病房里的心电监护仪在有规律地响着，“滴——滴——滴——”，像一个倒计时。

“那个神婆的事是真的。”婆婆说，“不是我跟别人聊天说的那一回。那个神婆后来找到了我，又说过一次。她说我的命格是‘六十三归位’，阎王簿子上划了红圈的，逃不掉。”

“妈，你别听那些——”

“秀儿，你听我说完。”婆婆的手攥得更紧了，“她说的时候我不信，可这些年我自己慢慢有感觉。我活到这个岁数，就像走一坑，六十三就是那个坑。走不到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相信有那个坑，可当你走到跟前了，你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段时间。婆婆的病好了以后，就像什么都没生过一样过日子。我也没有再提起那些梦，也没有再去找常姨，甚至尽量不去想“六十三”这三个数字。

可时间不管你想不想，它照走不误。

春天来了，婆婆六十三岁的生日越来越近了。

婆婆的生日在农历三月十八。

从过了年开始，我就像守着一根越烧越短的蜡烛，那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不是悲伤，是一种比悲伤更沉的东西，像是胸口压了一块冰，又凉又重，而你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着它慢慢融化、慢慢渗进去。

我丈夫说我瘦了，问我是不是又减肥了。我说没有，可能是春天到了胃口不好。他没再追问，男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不是因为他傻，是因为他不想往深了想。

二月初二那天，龙抬头的日子，婆婆忽然提出要回老家看看。这一次不是“想”，是“要”。她坐在堂屋里，把那个蓝白格的荞麦皮枕头抱在怀里，说的话不像商量，更像是通知。

“我定好了下周一的车票，你们谁有空就跟我去，没空我就自己回。”

我丈夫跟她掰扯了半个小时，说什么那个村子早就不通了公路，下车还得走好几里山路，又说那个老屋多半早就塌了，去了也是白去。婆婆不听，把手机上的订票信息翻出来给他看，车次、时间、座位号，清清楚楚。

“妈，你到底回去干啥？”我丈夫被她说得没办法了，最后问了一句。

婆婆沉默了几秒钟，抬起头来，目光平静得不像一个要回阔别数十年的老屋的人，更像是一个回自己家拿东西的人“我回去看看我娘的箱子。那个白布桌下面压着我娘给我绣的一双鞋垫，我出嫁的时候落在那了，我想拿回来。”

我丈夫觉得婆婆有病，大老远跑回去就为了一双五十多年前的鞋垫。可我知道，那不是鞋垫的事。那是一种交代，一个人在走之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归整好，哪怕是一双年轻时候落下的鞋垫，也要拿回来放在身边。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我丈夫早就打起了呼噜，我盯着天花板，忽然感觉脖子上的皮肤有一点微微的凉意，像是有人站在床边看着我。

我不敢转头去看。我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着婆婆的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念她的名字，也许是想确认她还活着，也许是想把那个站在床边的东西引走，引到别处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而那个久违的梦，又来了。

还是那个老屋，还是那张床，可这一次婆婆不在上面。床上是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蓝白格的枕头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那两个影影绰绰的人影也不见了，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站在屋子中间，看着那个老式的木头衣柜，看着墙上黄的照片，看着床尾那个盖着白色钩针桌布的木头箱子。然后我听到了声音——不是梦里那种模糊的、像是在水底下听到的声音，而是一个清清楚楚的、干干脆脆的老人的声音，就在我身后，近得像贴着我耳朵说话。

“三月十八，酉时，自己走，不用人接。”

我猛地转过身去，身后什么都没有。门是关着的，窗是关着的，只有白布桌布轻轻地动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刚刚从上面坐起来。

这一次我没有被吓醒，我是被自己的尖叫声喊醒的。我丈夫被吓得从床上弹了起来，开着灯看我，脸上全是惊慌。我坐在床上，浑身抖，嘴里反复说着一句话——“酉时是什么时辰，酉时是什么时辰？”

我丈夫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说酉时就是下午五点到七点。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凌晨三点多，那个梦醒了以后的时间。

婆婆生日那天是三月十八。

我翻遍了家里的黄历，确认了一件事——三月十八那天，酉时，是下午五点十二分开始，到七点十二分结束。那天是谷雨，农书上写着“雨生百谷”，宜嫁娶，宜入宅，忌出行。

忌出行。

春天过得很快，快到我来不及数日历上的红圈，二月的迎春花还没落尽，三月的桃花就开了。婆婆去了一趟老家，我没有跟着去，是我丈夫开车送的。她说得没错，那个老屋果然还在，虽然破败得不成样子，墙皮掉了大半，屋顶也塌了一角，但那个木头箱子还在，箱子上盖的白布桌布早就灰扑扑的了，底下压着的那双鞋垫，竟然真的还在。

鞋垫是大红色的绸面，绣着鸳鸯戏水的图案，婆婆把它捧在手心里看了很久，然后仔仔细细地包在手绢里，装进了贴身的口袋。

她回来以后把那双手套给我看，对我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秀儿，这双手套是我娘给我绣的，我出嫁那天穿的就是这双。鸳鸯戏水，白头偕老。我跟你爸没有白头偕老，他走得早，但这双鞋垫我存了这么多年，也该穿上了。”

那天晚上她穿着那双鞋垫在屋里走了两圈，然后坐在床边，把那双鞋垫脱下来，整整齐齐地放在了枕头底下。

那天是三月十二。

还有六天。

接下来的六天，我像是在看一部早就知道结局的电影，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种煎熬。我看着婆婆吃饭，看着她睡觉，看着她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她跟邻居聊天——每一个画面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每一次分离都可能是永别。

那种感觉就像你在一条河边上，对岸站着一个人，你明明看到她，可她就是要走了，而且你知道她走的方向，甚至知道她走的时间，偏偏什么都不能做，连喊她一声都不敢，怕吓着她，也怕吓着你自己。

三月十六那天，婆婆的精神好得出奇。一大早起来就把屋里的所有柜子都打开，把衣服一件一件地拿出来重新叠好，分门别类地放在不同的抽屉里。冬天的放在左边，夏天的放在右边，春秋的放在中间。她又把存折和身份证找出来，用一个塑料袋装了，放在床头柜的第一个抽屉里，上面压了一本老黄历。

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表情很平静，甚至还哼了几句歌。那是老歌，我听过但叫不上名字，后来问了别人才知道是《天涯歌女》。

“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

三月十七，婆婆说她累了，想歇一天。她没有下床，连早饭都是在床上吃的。我给她端了一碗小米粥，一个煮鸡蛋，她吃了大半碗粥，鸡蛋只吃了一口就放下了。她说胃口不好，不饿。

她躺在床上，怀里揣着那双大红色的鞋垫，手里攥着那个蓝白格枕头的一角，眼睛半睁半闭的，像是在打盹，又像是在想什么事情。我坐在她床边，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凉凉的，指节粗大，指甲剪得齐齐的，上面还有淡淡的老年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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