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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刑法是逐步发展每个朝代都有变化不要混淆朝代司法（第1页）

你不能拿明代的尚方宝剑斩清朝的官。同样，你也不可能用明朝的法律审判清朝的人。这也是现在很多穿越文作者常见的错误，他们总会把一些法律适用于什么所有朝代或者是混淆乱用，可真实的情况是——法治不是一成不变，每个朝代的律法都不一样。

历史小说和中，主角常常“引用《唐律》断案”，或者用“秋后问斩”处理宋代犯人，再不然就是“县令当堂打板子”，不管是汉是明、是宋是清，处理案件流程都差不多。这样的设定方便编剧推进剧情，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就是“混账”。

真实的中国古代法律展，是个渐进式过程，从奴隶制的“肉刑”，到后来的“律令格式”，再到“成文法典”“审判制度”，每一个朝代的司法制度、处罚方式、执行体系都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

你不能用《唐律疏议》去断宋朝的案子，也不能拿清代的“律例折衷”去解释汉代的“九章律”。更不能以为古代“一个法律用一千年”——实际上，不出一百年，司法程序可能已经全变了。

如果要说哪个朝代的法最重、刑最毒，秦朝必须上榜。《秦律》以“严刑峻法”为核心，强调“法者，国家之教也”，强调以刑为主、以吓止为先。轻罪重判，重罪酷刑。

秦律设有“黥（刺脸）”“劓（割鼻）”“刖（断足）”“宫（阉割）”“大辟（死刑）”等肉刑，甚至“轻罪三人以上共犯可全族灭门”。还有“连坐制”，邻里乡党、父子兄弟皆可牵连。

例如“出入不申者，黥为城旦（刺脸罚苦役）”；“盗一钱者，黥一目”。其核心逻辑是“以刑止乱”，对官对民皆以恐惧维持统治。法治基础是威慑，而非正义。

小说里动辄穿越成“秦朝法官”，主角还“仁政断案、感化犯人”，放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存在，不服秦法就是抗命。

汉朝废除肉刑，是法治人性化的开端。西汉文景时期，为缓和秦法之酷，进行了第一次“法律人道主义改革”。最有名的是汉文帝“除肉刑”，将黥、劓、刖等酷刑改为“笞、徒、死”三等——即打板子、劳改、死刑。

但改革初期也闹出大乱子。笞五百取代割鼻，结果犯人活不过三十板，活活被打死。后汉景帝又进一步改为“笞三百”，逐步建立“笞杖徒流死”五刑体系。

汉代司法制度基本形成“律+令+比”三大体系，即《九章律》《泰山律》《越宫律》等为核心的法律基础。执行刑法的官署则是“廷尉”“都官”“狱丞”等。

小说中“汉代断案像清代一样秋审、会审”完全就是错位时空，实际上汉朝执行判决往往“旬日决之”，根本不拖。

唐代法律展到一个高峰，讲究“罪刑相当”。唐律是中国古代最有系统、最讲逻辑的法典，被誉为“中华法系的源头”。《唐律疏议》是世界最早的“注释法典”，分为“律”（定罪）+“疏”（解释）双重结构，强调“明刑弼教”。

唐朝重“五刑”，即笞、杖、徒、流、死；又讲“三复法审”，即对死刑需反复审查、层层上报；并设“赎刑制度”，即轻罪可折银代刑，强调“德主刑辅”。

最关键的是唐代有“八议特权”：王公贵族有权请求“议法”，不能直接定罪，需要朝廷评议。但普通百姓不受此待，体现了严格的等级法制结构。

所以如果写唐代穿越断案，就不能出现“县官当堂即斩”，也不能出现“高官被街头拷打”的桥段，唐律程序远比想象中严密。

宋朝重证据轻刑罚，“三司审案”严防冤假错案。宋朝一改前朝法重刑轻理的传统，法治观念明显进步。强调“无证不审、有理则止”，形成“三司审案”制度：刑部、大理寺、御史台联合审理重大案件，避免偏颇。

宋代还设立“鼓审制度”，百姓敲鼓即可申冤；“断案要点”统一化，防止地方滥断；文官不可掌刑，审讯过程需全程录文。

宋人认为“刑不可随心”，所以冤狱减少，刑罚较轻。很多案件拖上两年，官府仍不敢定罪。

小说中“宋朝打犯人、动酷刑”根本不合史实。宋人奉行“法外无人”，重书证、轻口供，是高度理性社会。你要是设定主角穿越宋朝当县令，一开口就“杖五十”，那恐怕不日就被御史参劾。

元朝法制混乱，酷刑复出，是中国法制的一次“倒退”。元代统治者来自蒙古，其法律体系带有浓厚游牧习俗和军事风格。《大元通制》虽模仿唐宋，但实际执行中充满草率与暴力。

司法系统不健全，地方常以军法断民案；

酷刑广泛使用，如“灌辣椒水”“剥皮实草”“倒吊火烤”；

蒙古贵族有“免死特权”，汉人犯法重判，民族歧视严重；

设“答剌罕”制度，部分案件审理直接由蒙古王族决定，法外开恩广泛存在。

元代社会法治退步严重，甚至出现“割耳以示众”“脱皮戮尸”等恐怖刑罚。穿越成“元代清官”的设定如果还在说“为民请命”，你可能要先处理好元朝贵族的“指令特办”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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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法制严苛、程序繁复，是“形式正义”的极致。明代建立了完整的律令制度体系。《大明律》六篇三百余条，条理分明；“律例”合并后形成“例律并用”的司法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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