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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我最反感将民智未开与人民愚昧等同（第1页）

在很长一段时间，有些人总会把民智未开和人民愚昧等同，我其实很反感这一点。

没有人天生就希望自己懵懂无知的，造成这种情形的有两种很直观的因素。

一种是主观的。在封建时代，占据统治阶级的执政者，为了能够更好的统治，不需要太多明智的读书人，而且劳苦大众对于权贵既是剥削的对象，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需，所以就会天然的收拢教育资源。

另一种是客观的。教育资源在任何朝代都是奢侈品，老百姓根本承担不起高昂的教育成本，在封建社会，书籍甚至是权贵阶级的垄断性资源和商品，不对百姓开放。

这种情形，就必然会带来民智的不开放甚至倒退，所谓的人民愚昧更多的还是执政者的有意为之。

对比教员当年的扫盲和现在欧美国家的快乐教育。哎，愚民真的很容易，但是要重塑一个民族的思维，太难太难。教员花了近三十年，才让国家近八成的人民识字，会写自己的名字。

“民智未开”从不是人民的原罪，而是统治者的选择。“民智未开”是一种傲慢的自我抬高，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描述一个历史阶段，仿佛仅仅是教育水平不够、知识传播不广。然而它真正的语境，往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俯视，是把人民当成尚未开化的野人、一张白纸的工具性看待，是对现实中人民选择、人民行为的不满套上的标签。说白了，“民智未开”在很多人嘴里，其实是“人民愚昧”的礼貌说法，是一种“我比你聪明”的隐含逻辑。

很多人热衷于使用这类说辞，其实是一种借词遮蔽。他们不是在真诚地讨论如何普及教育、促进启蒙，而是在为自己认定的“失败”找借口——为什么群众没支持我？因为他们民智未开；为什么主张没成功？因为他们太愚昧；为什么我说得明明那么有道理，他们不接受？因为他们没觉醒。

看似是判断社会问题，实则是给自我优越找理由。

“人民愚昧论”是最早也是最粗暴的权力借口。从来没有哪个王朝不说自己是在“教化”人民。所有的统治者、改革者、教士、书生，在面对不愿意配合的百姓时，都喜欢诉诸一个万能的理由：百姓愚昧。他们不支持，是他们看不懂；他们反抗，是他们认知浅薄；他们不接受管理，是他们不识好歹。

这套逻辑非常方便。它不仅掩盖了政策自身的荒谬，也省去了检讨制度的麻烦。凡是群众不满意，那一定是群众的问题；凡是基层不理解，那一定是百姓脑子不够用。这样一来，所有的失败、矛盾、冲突、反抗、误解，统统都能丢到一个“人民愚昧”的大筐里。

但人民真的那么愚昧吗？他们真的不识是非、看不懂未来、不会判断利弊吗？不，他们只是不接受你所设定的“未来”；他们有自己的现实、经验和价值，而这些价值不符合你的利益时，你就说他们“愚昧”。这不是理性分析，这是傲慢污名。

认为“民智未开”，其实预设了一个线性历史观：过去是黑暗的，未来是光明的；过去的人是愚昧的，现在的人是聪明的。人类的每一步展，仿佛都只是“启蒙-觉醒-进步”的三段论。但这种线性时间观，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

真正的历史从不以“智力程度”来划分价值。唐代的农民、宋代的商人、明代的佃户、清代的矿工，他们的认知、判断、行动，都来自于复杂的经验体系。他们或许没有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但他们对日常世界的理解绝不“未开”。

“民智未开”的说法，遮蔽了历史的丰富性。它把人民的行为模式简化为“愚昧”，把历史上的选择简单地归咎于“无知”，这既不公正，也不准确。很多历史的“倒退”“动荡”与其说是人民认知不到位，不如说是制度选择压抑了人民的理性空间。

把群众看作“待启蒙者”是隐性权力逻辑。“启蒙”这个词听起来高尚，实则背后是浓厚的“谁启蒙谁”的主导权问题。谁来定义什么是开明？谁有资格说别人“未开”？谁有权力决定“什么叫理性”？答案往往不是群众自己，而是那一小部分掌握资源、控制话语、居于上位的群体。

于是，启蒙变成了支配；教育变成了控制；传播变成了说教。一旦你把人民看作“尚未觉醒的群体”，你就可以正当化所有的操控、引导、筛选、压制。因为他们不懂嘛，所以你替他们决定；因为他们没开化嘛，所以你替他们规划；因为他们愚昧嘛，所以你替他们说话。

人民成了一个必须“被代表”“被引导”的角色，而不是一个拥有主体意识、可以表达利益的公民。这种逻辑的终点不是进步，而是伪装成善意的集权。

历史上很多时候，人民并非不懂政治，只是他们选择不表达、不参与、不抗争。这种选择不是“愚昧”，而是一种深层的判断，是基于环境、压力、风险与代价的策略性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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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所谓的“愚昧群众”其实非常清楚当权者的目的，但他们知道说出来没用、反抗下去会死、坚持到底得不偿失，于是选择苟且、屈从、妥协。这种“看似沉默”的行为，其实背后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生存算法：谁值得信任？哪种策略风险最低？在哪些时机可以松口气？

“你看他们什么都不说，所以他们不懂”，这是最典型的误判。他们不是不懂，而是不想说。不是不想活得更清醒，而是现实不允许。不是没脑子，而是知道“说话没用还招祸”。

即便在今天，“愚民论”的幽灵依旧萦绕不去。很多知识分子依然本能地相信，普通人是被操控、被洗脑、被情绪引导的一群人，他们无法理解复杂问题，不具备公共理性，不值得参与政治。而精英、学者、媒体人才是“理性”的代表，才有“讲道理”的资格。

这种偏见导致了严重的公共话语不对等。很多公共议题从未进入人民的真实语境，只是在专家之间自说自话；很多政策从未经过底层的需求评估，只是在权力中被草率定型；很多声音从未被认真倾听，只是被贴上“反智”“民粹”的标签扔进垃圾桶。

精英之所以害怕群众的声音，并非群众愚昧，而是精英知道：一旦群众真的表达自己，他们那一套遮遮掩掩的秩序、特权、安排，就不再稳定。于是最简单的压制方式就是：说他们“愚昧”。

我们太容易把“知识”当作“理性”的唯一来源，认为只有读书的人才懂事，只有考得好的人才清醒。但现实中，最真实的判断力常常来自于经验。人民的判断不是来自“哲学导论”，而是日复一日的生存碰撞。

农民知道一场政策变化会不会害他家断粮；工人知道管理层口头激励是否只是空头支票；小贩知道地方官员的“整顿市场”会不会只是换个摊位收保护费。这些判断，精准、迅、有效，但往往不被看作“理性”，因为不带书卷气、不按规矩走。

人民的理性不是你训练出来的，是他们用无数次“吃亏”换回来的，是他们在制度夹缝中挣扎出来的。这种理性不说教、不理论、不高调，但实用、精准、稳健，是现实世界真正能依赖的智慧。

把人民看作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古代治理最大的问题不是人民不够聪明，而是治理机制总把人民当成“问题”。哪里出事了？看群众哪里没管好；哪里政策推不动？怪群众不理解。哪里改革失败？说群众不配合。“群众”成了万能背锅侠，人人都能拿来说一句。

但恰恰是这种态度，让制度越来越闭塞，舆论越来越极化，政策越来越自说自话。你不能一边说要“为人民服务”，一边把人民当做障碍物；不能一边说要“听民意”，一边把民意过滤得干干净净。

人民不是负担，而是根基。治理不是替代人民，而是信任人民、协商人民、尊重人民。否则你建再多制度、学再多理论，也只是纸上谈兵。

“民智未开”是一句轻飘飘的口头禅，却隐藏着沉甸甸的傲慢与遮蔽。当你指责别人愚昧时，请先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太懒、太高、太盲，才看不到人民真实的面貌？是不是你自己活在象牙塔太久，把别人的真实生活当作幻想？是不是你从一开始就没想听，才说别人听不懂？

人民不是“没开窍”的问题人，而是“被压制太久”的沉默者。他们的智慧从不依赖谁来开灯，只要环境允许，他们会自己点火、走路、建房、开天。

最可怕的不是民智未开，而是有人自诩为“智者”，却早已闭目塞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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