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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7章 南梁竟陵壮公曹景宗 那个在华光殿抢韵猛男的自我修养（第2页）

等到韦睿的部队赶到，曹景宗才像是吃了定心丸。韦睿来的时候走的是阴陵小道，沿途都是山涧溪谷，他命令部下飞桥架路，昼夜兼程，硬是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了钟离前线。据说曹景宗见到韦睿的时候，一改往日的狂傲，亲自出营迎接，恭恭敬敬——这大概是他这辈子为数不多的“规矩”时刻。

两人合兵一处，进屯邵阳洲，在距离魏军城堡仅百余步的地方扎下营寨。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举动，等于把刀尖直接抵在了对手的喉咙上。韦睿的部队连夜筑城，天还没亮，营垒就已经立起来了。北魏主帅元英远远望见，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最后用手杖敲着地面叹道“是何神也！”

接下来，曹景宗打出了他在这场战役中最高光的时刻。魏军猛将杨大眼，在淮水北岸筑城，保障粮道畅通，并经常派人出来劫掠梁军放牧割草的人。这杨大眼是什么人？《魏书》说他“少有胆气，跳走如飞”，据说能用绳子绑着三丈长的布条跑，布条竟能直直地飘起来——这奔跑度堪比短跑健将。更夸张的是，他打仗时“冲突坚阵，人马辟易”，如同人形坦克。

面对这样一个猛人，曹景宗不闪不避，反而正面硬刚。他亲自招募了一千多名敢死之士，坐着小船，径直渡河到杨大眼城南数里的地方，开始大摇大摆地筑垒。这简直是骑在对方脖子上拉屎！

杨大眼哪受过这种气？立刻率精锐骑兵来攻。曹景宗身先士卒，亲自参与筑城——你想象一下，一个方面军统帅，撸着袖子跟士兵一起搬土垒石，这画面在讲究身份的南朝将领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当杨大眼的骑兵冲到阵前时，曹景宗一声令下，敢死队如猛虎下山，硬生生把北魏最精锐的骑兵打了回去。

这座在敌人眼皮底下建成的营垒，后来被命名为“赵草城”。《资治通鉴》记载了这个名字——为什么叫“赵草城”？因为筑城时多用草苫和泥土，就地取材，快成型。此城一立，梁军的后勤线彻底稳固，放牧割草的人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这一手反客为主，彰显了曹景宗人一等的胆魄和决断力。后来的军事评论家常把这一手与汉代名将霍去病的“封狼居胥”相提并论——都是在敌人的地盘上钉下一颗钉子，然后告诉你我就在这儿，你能把我怎样？

决战的时机终于到来。天监六年（5o7年）三月，淮水暴涨。这恰好印证了萧衍此前的判断——不急于进攻，等天时地利人和。萧衍早已准备好的、与魏军浮桥同高的火攻大船，此时派上了用场。《梁书》记载，这些大船“高与桥等”，装满了干柴和引火之物，趁着水势和风势，如离弦之箭般撞向魏军横跨淮水的浮桥。

关于二桥的分工，《梁书·曹景宗传》记载“景宗与睿各攻一桥。”虽然具体谁攻南桥谁攻北桥，史书记载略有出入，但可以确定的是，两人分工协作，同时起了总攻。刹那间，火船撞上浮桥，风助火势，烈焰冲天。梁军水陆并进，杀声震天。曹景宗率军冲击北面的浮桥，韦睿在南面呼应，两路夹击，将北魏数十万大军切割在淮水两岸，尾不能相顾。

北魏大军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他们前面是固若金汤的钟离城，背后是滔天洪水与熊熊大火，两座浮桥一断，数十万大军被分割包围，陷入了绝境。杨大眼烧毁西岸营地，狼狈逃窜。主帅元英弃城而走，其部下争相跳水逃命，被淹死、踩死的不计其数。《梁书》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的惨烈“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淮水为之不流。”——淮河里填满了尸体，河水都被堵住了，这画面光是想象就让人脊背凉。

梁军乘胜追击，“生擒五万余人”，缴获的军资器械、牛马驴骡“不可胜计”。昌义之也从钟离城里杀出来，追击元英一直追到洛口。这位守了几个月孤城的硬汉，见到援军得胜的那一刻，据说悲喜交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念叨“更生，更生！”——我又活过来了。

钟离之战，是南朝对北朝前所未有的一场歼灭性大胜。这场胜利，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昌义之以三千人死守钟离是前提，韦睿的运筹帷幄、构筑工事、夜筑营垒是保障，而曹景宗的勇猛突击、正面硬撼、渡河筑赵草城，则是粉碎敌军意志的那一记重锤。他们就像一把利剑的双刃韦睿是沉稳的剑柄，掌控着方向和节奏；曹景宗是锐利的剑锋，直刺敌人要害。缺了谁，都无法完成这石破天惊的一击。

曹景宗在这其中，绝非某些后世叙事中的“配角”，而是当之无愧的方面军统帅，承担了最危险、最能提振士气的攻坚任务。要知道，在整个战役中，名义上“受景宗节度”的韦睿所部，承担了更多的工程作业和侧翼协调；而曹景宗本部则始终是正面主攻的那条线，顶住了杨大眼这样万人敌级别猛将的反复冲击。这分工，恰好把这二人的长处挥到了极致。

第五幕华光殿上，一诗封神

钟离大捷的消息传回建康，整个京城都沸腾了。从萧衍以下，满朝文武弹冠相庆。梁武帝萧衍在华光殿大摆庆功宴，丝竹齐鸣，觥筹交错，一派太平盛世的和谐景象。

按照当时上流社会的规矩，这种场合少不了要“连句赋诗”——在座诸位每人分一个字做韵脚，当场赋诗一，写得好的赢得满堂彩，写得差的沦为笑柄。负责分韵的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这位沈约是什么人？他官至尚书令，是“永明体”诗歌的开创者之一，与谢朓、王融并称“竟陵八友”，是名副其实的文坛盟主。而且他还精通音律，创“四声八病”之说，相当于中国最早的音韵学大师之一。让他来分韵，权威性毋庸置疑。

大概是沈约觉得曹景宗一个武夫，肚子里能有几滴墨水？参与这种高级文化娱乐活动纯属浪费时间，于是很自然地，在分韵的时候把他跳过去了。在沈约看来，这也许是出于好意——与其让曹将军当着百官的面出丑，不如让他安安稳稳喝酒吃肉。

可曹景宗不干了。他喝得有点上头，借着酒劲，当场“意色不平”——这四个字出自《南史》，画面感极强脸色通红，眉头紧皱，满脸写着“凭什么没有我”六个大字，非要赋诗一。萧衍对他太了解了，知道这家伙的驴脾气又上来了，赶紧打圆场说“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老曹啊，你本事大得很，会打仗、会骑马、会射箭，干嘛非要在写诗这件小事上较劲呢？给你个台阶，赶紧下来吧。

可曹景宗已经醉了，哪管什么台阶不台阶，“求作不已”——这四个字也很传神，意思是死缠烂打、软磨硬泡，不达目的不罢休。萧衍无奈，只能让沈约把剩下的韵脚分给他。此时，容易写的平声韵脚早就被文臣们瓜分完了，沈约大概也想看他出丑，便把最后剩下的两个仄声韵脚给了他。这两个字是什么？是“竞”和“病”。

在座的所有文臣心里大概都“咯噔”了一下。“竞”是去声，“病”也是去声，都是第四声，极其难押。更要命的是，这两个字的意思都很窄。“竞”无非是竞赛、竞争，“病”无非是疾病、弊病。你能用这两个字写出什么好诗来？在座那些饱读诗书的才子们，扪心自问一下，换自己上，估计也得憋出一头汗。

所有人都停下酒杯，带着或戏谑、或好奇、或不屑的眼神，看着这个被酒劲冲昏头脑的鲁莽将军。大殿里一时安静下来，只等着看他如何出丑。

只见曹景宗提起笔，几乎不假思索，挥手而就。四句诗一气呵成，墨迹未干便掷笔大笑。这就是那流传千古的《光华殿侍宴赋竞病韵》

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

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一瞬间，整个华光殿鸦雀无声。让我们来认真品一品这诗。它没有任何生僻的典故，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用最直白、最质朴的语言，描绘了一个画面出征时，家中儿女悲伤哭泣；凯旋时，鼓乐齐鸣，竞相欢庆。两句诗，一悲一喜，一抑一扬，从儿女情长猛然翻转到英雄气壮，这种大开大合的手笔，正是他征战生涯的真实写照。他没有沉溺于离别的伤感，而是用一种近乎豪横的方式告诉你离别时流的泪，回来时都要用胜利的鼓声还回来。然后，是最后那句石破天惊的一问借问路边看热闹的人啊，我这番功业，比起当年的霍去病来怎么样？

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自信！霍去病是什么人？那是西汉最耀眼的天才将领，十七岁封冠军侯，十九岁打通河西走廊，封狼居胥、饮马瀚海，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二十四岁病逝，却已经被后世奉为战神。曹景宗在满朝文武面前，在文坛盟主沈约面前，在皇帝萧衍面前，大剌剌地自比霍去病，而且是用一种理直气壮、毫不心虚的口吻。

更绝的是，他用的还是“竞”和“病”这两个被沈约认为极难驾驭的韵脚。结果他用得浑然天成——“笳鼓竞”写尽了凯旋的盛大排场，“霍去病”更是神来之笔，把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巧妙地嵌进去，不但押了韵，还造成了强烈的对比冲击。霍去病二十四岁就病死，而曹景宗用这个“病”字反问我能不能比肩他？他的人生如此耀眼又如此短暂，而我的功业，是否也能像他一样，刻进史书的丰碑？

这不是在写诗，这是在用诗下战书。向霍去病下战书，向在座的文人下战书，也向历史下战书。那些饱读诗书的文臣们集体傻眼。他们构思半天，可能还在“竟陵”“风景”“感病”之类字眼上打转，而曹景宗却用一种他们想都不敢想的雄浑笔力，把武将的豪情壮志抒写得淋漓尽致。沈约估计脸都绿了——他本想用两个最难押的韵脚让这个武夫出丑，结果反手就被教做人。

萧衍也大为叹赏，“诏令付国史”——这四个字很重，意思是皇帝亲自下令，把这诗和这件事写进本朝的官方史书。曹景宗这一下，不但抢了韵，还直接抢进了国史。

这诗，也成了曹景宗一生最传神的注脚。他不是不会写，他只是不想像你们那样写。你们写的那些“风花雪月”“清谈玄理”，他可能压根看不上。他写诗，写的就是刀头舔血的生涯，写的就是马革裹尸的豪情。当舞台不给他的时候，他会自己抢过来，然后，惊艳所有人。

不过，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背景值得交代。曹景宗之所以对“儿女悲”感触如此之深，是因为他的家庭生活也确实不容易。他的儿子后来因为犯法被他亲手杀了——这件事《南史》有记载，只说“子坐罪，景宗杀之”，细节不详，但足以说明这个人的治家风格和治军如出一辙霹雳手段，绝不容情。这样一个连亲生儿子都能下手的父亲，大概对“儿女悲”这三个字的重量，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切肤之痛。

第六幕余音——一个不完美的英雄

钟离战后，曹景宗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他的爵位从侯进为公，拜侍中、领军将军，成了梁朝军事系统里的顶梁柱。侍中一职在南北朝时期是极为尊崇的加官，相当于进入了最高决策层；领军将军则掌握禁军，拱卫京师——萧衍把这两个位置给他，足见对他的信任。

然而，性格决定命运，这话用在曹景宗身上再贴切不过。他依旧好酒贪杯，生活奢靡，部曲横行。那些史书上关于他的“黑料”也从未断绝。萧衍对他的态度，既倚重又无奈——用他的时候是国之重器，不用的时候就是个定时炸弹。他始终没能、或许也不想，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符合士族标准的、温驯的台阁大臣。说句公道话，他那暴烈张扬的性格，也根本装不进那个精致的官僚体系里。

天监七年（5o8年），曹景宗被任命为江州刺史。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在当时是连接长江中下游的战略要冲，让他出镇此地，说明萧衍仍然把他当作镇守一方的王牌。可就在赴任的路上，他因病去世，年仅五十二岁。五十二岁，放在今天也许不算高寿，但在那个平均寿命不过四十出头的动荡年代，也算活得够本了。更何况，他这一生，把别人几辈子都经历不完的精彩，浓缩在了这五十二个春秋里。

梁武帝萧衍闻讯，下诏追赠他为征北将军、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并赐谥号。这个谥号，取得极其精妙，妙到毫巅，堪称史官的神来之笔。这个谥号是“壮”。

第七幕历史评价

《梁书》与《南史》对曹景宗的评价，恰似一枚铜钱的两面，一面刻着赫赫战功，一面铸着斑斑劣迹。

史书中最精妙的评价，莫过于那个谥号——“壮”。按《逸周书·谥法解》“兵甲亟作曰壮”“死于原野曰壮”“武而不遂曰壮”。三重含义，层层嵌套。说他“兵甲亟作”，是从雍州起兵到钟离大捷，打满全场硬仗；说他“武而不遂”，则是勇猛有余而谋略不足，能决胜千里却不能约束部伍、管住欲望。一个“壮”字，既是对其战功的最高褒奖，也藏着梁武帝萧衍那句耐人寻味的叹息“若孤军独往，必见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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