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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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第1页）

&esp;&esp;但在华北，改造平原湿地的工作，起步虽晚，却更有成效和持续性。原因何在？

&esp;&esp;其一，可能是因为比起南方，华北降雨较少，更容易排涝，且粮食作物更多元，既有水稻，也有旱作的黍、粟、豆和麦，这样的话，改造初期的湿地适合种植水稻，但随着气候暖湿程度的减弱，二里头这种“稻作殖民地”会逐渐回归旱作，同时，稻田灌溉技术被保留下来，继续用于粟、麦等北方作物，而这对于旱作农业的增收有重要作用o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继夏朝之后，商朝和周朝都建立在华北的平原地带，并奠定了此后直至秦汉的“华北优势”。

&esp;&esp;当然，和后世相比，新碧-二里头的人口基数仍然很低，改造湿地平原的工作也很有限。新碧属于豫西山地与河南平原的交界带，地势相对低平，向东就是广阔的大平原-古湿地，但新碧人却没有东进，而是选择了洛阳盆地的二里头，究其原因，这很可能是因为：洛阳盆地面积有限，二里头周边的微环境更容易改造；他们当时的人口规模也还不足以全面开发大平原。

&esp;&esp;其二，新碧人有机会扩展稻作农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从陶器器型看，新碧属于主要分布在淮河、汉江流域以及长江中游北岸稻作区的煤山文化，且位于煤山文化的最北边，稻作和旱作农业的杂糅地带。正是在此基础上，新碧人用水稻开发了二里头。

&esp;&esp;其三，新碧人并不是从南方的煤山文化中心区搬迁而来的移民，因为没有发现他们饲养水牛的证据。水牛是热带、亚热带动物，直到今天，也还是只能生活在秦岭-淮河以南地区。新碧和二里头出土过很多人工饲养的牛骨，但都属于黄牛，没有水牛，说明他们并非从南方迁徙而来。新碧人的先祖应当是以旱作为主的本地土著，后来因被南方蔓延来的煤山文化同化，从而学会了水稻种植。二里头出土过犀牛和鳄鱼的骨头，可见当时华北的气候比现代更湿热。至于为何水稻比水牛先传播到黄河流域，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esp;&esp;游龙的王朝

&esp;&esp;距今4000年前，河南平原上有大量水泊湿地，所以新碧人可能是一个生活在湿地中的部族，能很快适应南方传来的水稻农业。另外，二里头-夏朝人有崇拜龙的习俗，应当也和他们曾经的滨水生活有关，因为上古传说中的龙都是水生，形体与蛇接近。

&esp;&esp;顾颉刚早已发现，“禹”字从“虫”，也就是蜷曲的蛇形，而在古史中，禹的父亲名“稣”，字义是某种水生之物，据说稣死后变成了黄龙。（《山海经o海内经》郭璞注）夏朝王室族姓为“姒、在后世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它的“以”部的写法就是蜷曲的蛇形。11

&esp;&esp;这些古史中的信息应当不是偶然，因为在考古中也能找到呼应。二里头的显贵墓葬经常随葬绿松石的龙形器或饰牌。其中最典型的，是一座二期墓葬，编号2002v3。口墓主上身放着一条绿松石镶嵌的“龙形器”，全长约70厘米，由两千多片细小的绿松石片组成，呈游动的蛇形，从墓主肩部延伸到腰部。龙头用两枚白玉珠做眼，球状绿松石做成蒜头鼻，鼻梁是三节柱状青玉和白玉。这些复杂的绿松石结构可能是粘贴在纺织物上面的，类似挂毯，覆盖在墓主上半身。出土时，有机物已经腐蚀消失，绿松石嵌片尚保持原位。这位墓主被埋葬在当时的一座大型宫殿院内，还有其他高级随葬品，显然是王室成员的级别。由此亦可见，绿松石龙很可能代表的是夏-二里头人的图腾。

&esp;&esp;后来，二里头显贵的丧葬习俗发生了一些改变，绿松石镶嵌的大龙变成了巴掌大小的铜牌饰，上面用绿松石拼成一只俯卧的动物，但造型比较抽象，不太容易辨认是什么。但有二期2002v3中的龙形器先例，学者认为，这些铜牌饰的造型也是龙。0

&esp;&esp;龙一直是二里头高等级墓葬的标志，迄今发现龙形器和铜牌饰的高等级墓不超过五座。另外，龙形图案不止有墓葬中的绿松石饰物，很多陶器上也有龙或蛇的花纹和造型。

&esp;&esp;2002v3绿松石龙形器14

&esp;&esp;二里头发现的龙蛇纹饰”

&esp;&esp;在二里头之前，龙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中，经常出现玉雕龙，稍后的凌家滩和良渚文化中也有玉龙，陕北石郎古城（比二里头古城早三四百年）的石墙有浮雕龙形图案。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形器造型和石窕皇城台的浮雕龙接近：石郎浮雕龙的头部为圆弧形，二里头的初看是方形，但实际上方形只是基座轮廓，其中包含的龙头仍是圆弧形。石眼的龙元素并不多，到二里头则蔚为大观。

&esp;&esp;石期皇城台大台基8号石雕龙拓片

&esp;&esp;比较起来，二里头的龙的规格更高，出现在最为显赫的墓葬，且俯卧在墓主上半身。这是其他文化里的“龙”没有的“待遇”。可见，二里头-夏朝王室和龙的关系更密切，或者说，龙是他们的象征和图腾。

&esp;&esp;在《易经》的《乾》卦中，也多次出现龙。如“潜龙”，即潜在水下的龙；“或跃在渊”，省略的主语也是“龙”；龙还可以飞，所谓“飞龙在天”。

&esp;&esp;初九：潜龙勿用。

&esp;&esp;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esp;&esp;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esp;&esp;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esp;&esp;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esp;&esp;上九：亢龙有悔。

&esp;&esp;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esp;&esp;从《易经o乾》的爻辞可知，古人观念中的龙主要生活在水中，但也会一飞冲天。

&esp;&esp;二里头人有稻作和龙崇拜，这让他们在普遍萧条中建立起繁荣的聚落；然而，要超越昔日龙山时代的古国，他们还需要其他的技术，比如青铜。

&esp;&esp;注释

&esp;&esp;1《史记o五帝本纪》。现存关于大禹的记载，主要来自《尚书》、战国诸子和司马迁的《史记》。

&esp;&esp;2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1999—2006）第一册，文物出版社，2014年，

&esp;&esp;第150页。有关二里头考古的基本信息及图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书，

&esp;&esp;不再详注。

&esp;&esp;这里采用的是较低的稻米千粒重数值，二里头稻米和粟米颗粒重量比实际应远超过八倍。二里头浮选结果并未介绍粮食颗粒的平均体积、重量，但王城岗遗址的浮选有体积:粟粒“均呈近圆球状，直径多在12毫米以上”，稻米“平均粒长是447毫米，平均粒宽为241毫米”，计算可知，粟米平均体积约09立方毫米，稻米平均体积近20立方毫米，是粟米的20倍，所以8倍的重量估值属于相当保守。参见赵志军《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

&esp;&esp;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1999—2006》第三册，第1301页。这是等比例显示的图片，在有些浮选统计论文里，各种粮食照片的比例不同，显示的颗粒大小都近似，更容易使人忽视千粒重问题。

&esp;&esp;赵志军：《偃师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和讨论》，《农业考古》2019年第6期。

&esp;&esp;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新密新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522、523页。新碧一期数据中粟和黍被合计在一起，但这两者的千粒重相差较大，难以进行合并折算，所以这里只用了第二期数据。

&esp;&esp;根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1999-2006）第四册彩版一改绘。

&esp;&esp;赵志军：《偃师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和讨论》。

&esp;&esp;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考古发掘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esp;&esp;袁飞勇：《煤山文化研究》，武汉大学2020年博士论文。关于新碧陶器所属文化类型及分布范围，学术界有不同的划分方式，本书采用的是较广义的一种。

&esp;&esp;杜金鹏、许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2、137页。常淑敏：《二里头王都的龙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年硕士论文。

&esp;&esp;2002是发掘年份，v是发掘区编号。

&esp;&esp;王青、赵江运、赵海涛：《二里头遗址新见神灵及动物形象的复原和初步认识》，《考古》2020年第2期。

&esp;&esp;朱乃诚：《二里头绿松石龙的源流：兼论石郎遗址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的年代》，《中原文物》2021年第2期。

&esp;&esp;同上。

&esp;&esp;同上。

&esp;&esp;二里头：青铜铸造王权

&esp;&esp;在“夏都二里头”遗址公园尚未兴建时，作家兼媒体人许知远曾带着摄制组造访二里头，由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给他讲解古老的王宫基址以及3800年前的城建规划大路。

&esp;&esp;王权的威势如坚硬的夯土，似乎已经写入文化基因，注定主导其后近4000年的中国。镜头前的许知远茫然自语：“是宿命，难道——无法走出去么？”

&esp;&esp;不过，回到二里头初创的时代，当事人面临的问题可能完全不同。在二里头之前的一千多年里，从江南到华北，已经出现若干辉煌古国——石家河、良渚、南佐、陶寺、石穿、清凉寺……它们一度建立大型的城邑，距离“文明”和王朝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然而经过短暂的繁荣，又都自然解体，复归简单无为的部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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