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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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第2页）

&esp;&esp;h29有大量炼铜残渣、孔雀石（铜矿石）、各种小片残铜以及石器和骨器，动物骨骼有大象、牛、猪、狗和鹿等，象骨主要是象牙和头骨，有牛角40余只，经统计，至少来自30多头牛。此外，还有一倒扣的泥制熔铜炉。

&esp;&esp;在iv区的祭祀坑中，埋葬牛角和牛头的数量最多。跟之前的偃师与郑州商城相比，小双桥商邑用猪祭祀的现象急剧减少，用牛献祭则显著增多，但祭祀坑中少有其他部位的牛骨，献祭者可能会分食牛肉，只把牛头和牛角埋入祭祀坑。

&esp;&esp;从发掘迹象看，iv区有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东西长50多米，南北宽近10米，可能是小双桥城邑的青铜冶铸区。在夏朝一二里头古城、早商的偃师和郑州商城以及晚商殷墟遗址中，青铜冶铸区和宫殿区都相隔一定距离，而小双桥的青铜冶铸区却和宫殿区紧密相连，说明冶铸铜从业者和王室宫廷关系更为密切。但奇怪的是，小双桥的冶铸铜区少有人祭现象，这和之前、之后都不一样。

&esp;&esp;综上，小双桥聚落存在时间不长，规模也不太大，但已发现很多人祭尸骨，说明中商王都的人祭数量空前增加。

&esp;&esp;目前小双桥的发掘还不太全面，已发现的平民聚落、作坊和正常墓葬较少，完整的青铜礼器也很少。最典型的青铜器是在“周勃墓”旁边发现的两件青铜方框形构件，有学者推测是安装在木梁柱头部的装饰物。

&esp;&esp;除了正面的兽面纹饰，方形青铜构件开方孔的侧面还有复杂图案，发掘报告称之为“龙虎搏象图”。龙形长而肥大，和二里头墓葬中的绿松石龙造型接近；“象”是长鼻兽造型，体型较小，但和大象有一定相似，结合iv区h29出土的象骨，小双桥人对大象应该比较熟悉。

&esp;&esp;方形青铜构件的纹饰拓片

&esp;&esp;此外，小双桥遗址的有些陶器和石器，与同时代岳石文化的器物比较相似，比如黑皮陶器（在iv区祭祀坑中还多次发现一种类似石锄的长方形穿孔石器，但具体功能不详）o《竹书纪年》中有“仲丁即位，征于蓝夷”的记载，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蓝夷属鲁中南地区的岳石文化，所以，中商王朝可能发动过征讨山东地区的战争。26不过，早在商朝开国时，岳石文化就是商文化的来源之一，到小双桥时期，很可能另有一批东方人群加盟中商，从而带来了新的陶器和石器风格。总体上，小双桥王室和东方族群的关系应当以和平合作为主。

&esp;&esp;和早商相比，小双桥时期的商朝比较衰弱，突出表现就是小双桥聚落缺乏庞大的城墙、宫殿建筑和仓储体系，晋南和湖北的商城也被放弃。但考虑到小双桥的商王朝能够建造所谓“周勃墓”这种巨大的夯土台基，举行人祭的规模也更大，说明商朝的人祭文化此时已基本定型。

&esp;&esp;考古工作者在小双桥也采取了粮食浮选法：颗粒数量仍是粟米占绝大多数，27折算成重量，粟米居首位，接下来的排名依次是小麦、水稻和黍米。这说明夏朝一二里头时期水稻独大的格局已渐行渐远，湿热气候的顶峰正在过去，黄河南岸逐渐回归旱作农业。

&esp;&esp;表六：小双桥遗址出土粮食颗粒及折合重量

&esp;&esp;粟

&esp;&esp;水稻

&esp;&esp;小麦

&esp;&esp;黍

&esp;&esp;合计

&esp;&esp;粒数

&esp;&esp;1409

&esp;&esp;94

&esp;&esp;127

&esp;&esp;51

&esp;&esp;1681

&esp;&esp;千粒重（克）

&esp;&esp;2

&esp;&esp;16

&esp;&esp;16

&esp;&esp;7

&esp;&esp;粒数占比

&esp;&esp;838

&esp;&esp;56

&esp;&esp;76

&esp;&esp;30

&esp;&esp;折合克数

&esp;&esp;28

&esp;&esp;15

&esp;&esp;203

&esp;&esp;036

&esp;&esp;669

&esp;&esp;重量占比

&esp;&esp;419

&esp;&esp;224

&esp;&esp;303

&esp;&esp;54

&esp;&esp;比起殷墟，早商和中商的考古起步晚，成果也很有限，比如，一直没在郑州和偃师商城发现王室和贵族墓葬区。从殷墟考古看，晚商最盛大的人祭场在王陵区内，所以我们目前见到的早商和中商的人祭场可能还不是当年的主体。

&esp;&esp;早商和中商共约三百年，在这期间，商人的人祭行为迅速增加，屠杀方式也越来越残忍，虽然可能有过用铜器代替人献祭的改革尝试，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商文明的基本特征已经定型：文字、青铜技术、巨大城池，以及崇尚暴力、热衷人祭的文化。此外，早商的神奇扩张和庞大的仓储设施也是独一无二的，只是那个时代的辉煌和野蛮已经无法完整复原。

&esp;&esp;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o谢拉赫认为，在“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阶段，社会开始变得更复杂，王权刚刚出现，统治者发现自己的统治体系还不够发达，急需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护权力，从而导致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的产生。28不过，为何战争与人祭可以铸牢新兴王权，吉迪却没有多谈。结合前文对新石器末期到中商这上千年人祭历程的梳理，本书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理论层面，王的大量献祭（意味着他获得神的福佑）是王权融合神权的标志;现实层面，战争让本国族的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从而更巩固了王的权力。

&esp;&esp;对于吉迪的论述，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背景：“早期国家”之前的部落甚至村落阶段，人祭行为已经广泛存在，原始时代的宗教（或者称之为“巫术”）并不缺乏人祭理念。比如，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华北地区，部落间的战争冲突颇为剧烈，多地孕育出“早期国家”的雏形，而且伴随着较多人祭现象。这有吉迪总结的“统治者希望获得牢固统治基础”的因素，但似乎战争本身是形成“早期国家”的主要原因，人祭则更像是战争的副产品。

&esp;&esp;吉迪的“早期王权倾向乞灵于人祭”的结论，虽符合大多数“早期国家”的特征，但也难免有例外。比如一度非常辉煌的“良渚古国”就并未发现人祭遗存，反倒是解体之后，人祭才在良渚文化的局部地区多了起来。29龙山时代，陶寺和石郎这两个古国几乎同时并存，石期的人祭很密集，陶寺则比较稀少，但后来却还是同步解体，也就是说，人祭宗教并没有能够保障石崩的持续繁荣。在当时的华北，像石郎这种热衷人祭的早期古国要占多数，但都没有逃脱衰亡的命运。

&esp;&esp;夏朝-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遗存也不太多，而且王室的人祭行为还要比民间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商朝初期，直到又过了近一百年，人祭行为才出现爆发式增长。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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