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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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第1页）

&esp;&esp;5张国硕：《盘庚迁都来龙去脉之推断》，《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sp;&esp;2004年第6期。

&esp;&esp;6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沮北商城宫殿区i号基址发掘

&esp;&esp;简报》。

&esp;&esp;7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esp;&esp;8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队：《1987年安阳小屯村东北地的发掘》，《考古》

&esp;&esp;1989年第10期。

&esp;&esp;9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石璋如:《北

&esp;&esp;组墓葬》（1970年）、《中组墓葬》（1972年）、《南组墓葬附北组墓补遗》（1972年）、《乙区基址上下的墓葬》（1976年），均为（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出版。

&esp;&esp;10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

&esp;&esp;11石璋如：《殷墟建筑遗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59年；陈志达：《殷墟》，文物出版社，2007年。

&esp;&esp;12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esp;&esp;13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t550号大墓》，（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76年，第25页。

&esp;&esp;14以上详见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

&esp;&esp;15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o1550号大墓》。

&esp;&esp;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墓穴中央挖有方形墓室（椁室），二层台上有大量殉人尸骨，这些尸骨在底片上进行了描色以便观察。

&esp;&esp;17图片来自“中研院”史语所。

&esp;&esp;18安阳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以下引用该报告的文字和图片不再单独注明出处。

&esp;&esp;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第45页。

&esp;&esp;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88、97页。

&esp;&esp;唐际根、汤毓赞：《再论殷墟人祭坑与甲骨文中羌祭卜辞的相关性》，《中原文物》2014年第3期。

&esp;&esp;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第12期。

&esp;&esp;同上。

&esp;&esp;于省吾先生认为，“奚”字“象人的顶部，发辫直竖，用手捉之”，而“皴是从戌奚声的形声字，系用斧钺以斫断奚头，是杀戮之意”。参见于省吾《殷代的奚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1期；胡留元、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8页。

&esp;&esp;姚孝遂:《商代的俘虏》，《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371页。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泡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esp;&esp;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82—1984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esp;&esp;同上。

&esp;&esp;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esp;&esp;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5-166页。胡厚宣还划分出了武丁之前的三位商王盘庚、小乙和小辛的卜辞，也有少量人祭记录，共100人。但殷墟卜辞的时代划分尚未有公认的完整方案，有学者认为殷墟甲骨中没有早于武丁的，这些卜辞应属于武丁及之后。

&esp;&esp;学者董作宾的《殷历谱》首先提出了祖甲、帝乙、帝辛时期的周祭现象，他称之为殷商的“新派宗教”。另参见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27—467页。

&esp;&esp;商人的思维与国家

&esp;&esp;商王朝留下了众多遗址、文物以及累累白骨，那么，这个身居华夏文明源头的王朝是如何运作的？商王如何解释自己的权力来源？他的臣民对此又是如何理解的？

&esp;&esp;商朝已经有了文字，即使按最严格的“文明”标准，它也完全符合。商代甲骨文和后世的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这自然会给现代人释读甲骨文带来天然的便利，但也会有误导，容易让现代人以为商朝的文化和政体很容易理解。其实，它和西周之后的华夏文明很不一样，和战国之后的中国更是判若云泥。

&esp;&esp;假设一位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如孟子或者荀子，亲身访问商朝，其所见所闻将会彻底颠覆那些从史书中获得的认识。现代考古学也只是揭开了真实商代的一个小角，不仅如此，如何解读考古发现甚至复原真正的商文化，却是更加困难的工作。

&esp;&esp;冷酷而暴力的世界观

&esp;&esp;殷墟虽然出土了十多万片甲骨卜辞，但它们都是商王针对特定问题的占卜记录，并没有宏观的自我陈述。相对而言，《尚书o盘庚》记载的盘庚王的迁都讲话在这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esp;&esp;盘庚的讲话中，频频出现“德”字，似乎商人已经有了一整套道德观念。其实，商人的“德”和后世的意思还不太一样，它不是客观的行为规范，而是具体的“给好处”之意。王的“德”是给臣民好处，它的反义词是惩戒，是“罪”和“罚”，两手都不可少：“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直到周公在西周初期发展出“敬德”的理念，“德”才逐渐被当作一种通行的价值观。

&esp;&esp;在商人的眼里，世界是冷酷的，充满暴力、杀戮、掠夺和不安全。他们不认为鬼神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或者说，商人本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自然也不会想象鬼神能有。商人认为鬼神会随时、随意给任何人降下灾难，大到灾荒和战乱，小到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都有鬼神在背后操纵，即便是商王也难免。

&esp;&esp;为获得鬼神的恩宠，或者不降祸，商王一直在向鬼神奉献大量祭品。但这仍不能保证有效。在甲骨卜辞中，商王频频占卜询问：“帝其降我旱？帝弗害年？唯帝令作我祸？唯帝肇王疾？帝其作我孽？”翻译成白话就是，上帝最近会不会降下旱灾？会不会损害年成？上帝会不会保佑我？会不会让某个异邦起兵攻击我？会不会让我生病？

&esp;&esp;除了上帝和大大小小的自然神，直接影响商王生活的是天界的列祖列宗。但凡商王有任何不适，包括牙痛、耳鸣或者噩梦，都要先预判是哪位先王或先妣在作祟，然后用占卜确认，并决定举行哪种祭祀，以消弭祖先祖神的愤怒。

&esp;&esp;上帝和先王不仅需要人牲在内的各种祭品，还垂涎着世间的活人，包括商王的夫人。武丁王最倚重夫人妇好，但她不幸早逝，于是武丁王占卜询问：“是上帝要娶妇好吗？还是唐（商汤）、大甲、祖乙、父乙（武丁之父小乙）要娶妇好？”

&esp;&esp;最后，占卜的结果刻在了甲骨背面，但似乎并不是上面列举的几位，而是商族建立王朝之前的第八代酋长上甲微。2

&esp;&esp;惟帝取妇好？（《合集》2637）

&esp;&esp;惟祖乙取妇？惟父乙？（《库》1020）

&esp;&esp;惟唐取妇好？惟大甲取妇？惟祖乙取妇？妇好有取上。王占

&esp;&esp;日：上惟甲。（《合集》2636）

&esp;&esp;商人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也表现在他们创造的甲骨文里。甲骨文里最常见的是和杀人有关的字，其意思不仅是杀戮，更是仪式化的杀人献祭。

&esp;&esp;戈，是商人使用最多的兵器，甲骨文写作才。而以戈为部首，又有一系列会意字，如伐，甲骨文写作任，在甲骨卜辞中出现极多。用戈砍一个人，是伐；砍两个人（象征多个），则是“歼二甲骨文写作4，至今繁体的“癞”字还保留着原字形。殷墟祭祀区出土的大量身首分离的尸骨，大都是伐祭的遗留。

&esp;&esp;殷商的人祭多用羌人，可能是为书写方便，占卜师甚至给“伐羌”专门造了一个字，甲骨文写作轩，字形是用戈砍一名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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