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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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第1页）

&esp;&esp;文丁王在位时间不长，可能只有十一年。在他驾崩前不久，季历到殷都献俘，却诡异地被杀死。《竹书纪年》的记载是：“文丁杀季历。”此外，没有更多信息。事实上，文丁王和季历可能都是死于商朝内斗。下一位商王是文丁的儿子帝乙（第二十九王），他一上台就废除了商朝传统的祭祀方式，改用了一套被现代研究者称为“周祭”的制度。

&esp;&esp;当然，这个周祭和姬周族毫无关系。它的特点是不再祭祀上帝及山岳河川、龙、凤、四方等自然神，只祭祀历代先王；而且，统一规定给各位先王献祭的时间和方式，形成一张一年周期的巨大值日表，不必再临时占卜决定。而这限制了占卜师和祭司的权力。

&esp;&esp;“周祭”是商代第二十四王祖甲最先发明的，被董作宾先生称为商人的“新派”宗教。但祖甲死后，旧宗教迅速回潮，直到末代二王帝乙和帝辛（纣王）时期，新派的“周祭”才算正式确立下来。新派宗教甚至不仅称先王为“帝”，也称在世之王为帝，所以商朝末代两王的称号分别是帝乙和帝辛（纣王）。按照商人的传统宗教，这肯定触犯了天界上帝的独尊地位，几乎是大逆不道的僭越。

&esp;&esp;商朝上层的这场宗教改革可能伴随着宫廷内的派系斗争和政变。文丁王的死因难以确定，但季历属于老王亲信，自然是新王帝乙的对立面，所以他很可能是与文丁王的势力一起被消灭的。帝乙初年重启革新，新旧两派争的就不仅是仪式，也是权力分配。老派宗教祭祀的各种自然神，可以包含一些非商族起源的神灵，这为商王拉拢异族提供了操作空间。新派却是一个更加保守的王族小群体，排斥一切没有商王族血统之人，因而季历这种当红的蛮族酋长自然下场堪忧。

&esp;&esp;季历死时，周昌可能还不到十岁，应当会有老练的家族成员“辅政”。《竹书纪年》记载，帝乙二年，“周人伐商”。这显然是不自量力之举，所以，现实地看，也许是周人不得已介入了商朝内战。

&esp;&esp;周族的直接领导是老牛坡的崇国，而武乙王也数次亲征关中，应该和崇国关系非常密切。也许在文丁王死后，崇国曾纠集周之类的番邦介入朝廷内战，但帝乙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这次勤旧王之举也就只能是半途而废。

&esp;&esp;帝乙似乎没有报复西土的这些侯和伯的举动。他和父亲不一样，对西部的扩张事业可能并不感兴趣，只要羌人俘虏能一直按期送到殷都献祭给列祖列宗就行了。而且，像周这种蛮族的首领也很可能不再有获得重用的机会，并被禁止进入殷都，毕竟崇国这种西土侯国足以管理他们。所以，在甲骨卜辞里，帝乙上位之后的三四十年中，周族上层再没有获得商王赏识的记录。

&esp;&esp;幼年的周昌只能安于他的西土生活。这个小邦又经历了四十余年沉寂的时光，直到因为周昌晚年发生的某些事变，才再次进入庞大商朝的视野。彼时，商王已经换成了帝乙的儿子帝辛，也就是后世著名的商纣王。

&esp;&esp;注释

&esp;&esp;1《史记o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修辱之。为革囊，盛血，昂而射之，命日‘射天

&esp;&esp;2白川静注意到了周人崇拜天的现象，他认为武乙侮辱天神是为了“侮辱周人之信仰”。但本书认为，在武乙时代姬周族还非常弱小，商朝人恐怕不会注意到它有什么信仰，更不至于蓄意侮辱其信仰，史书也没有记载武乙辱神之事发生在关中。如武乙想侮辱周族，用后稷做靶子似乎更合适。武乙之事从发生到记录成文，中间经历了较长的流变，从西周开始，宗教观念里的帝与天已经混淆不分，所以才会把武乙羞辱的上帝记录成天神。［日］白川静:《西周史略》，袁林译，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esp;&esp;3见《孔丛子o居卫第七》。该书是西汉初年作品，司马迁写《史记》时可能部分取材于此。

&esp;&esp;4高亨认为，“依”通“殷”，此爻内容可能涉及为殷商而搬迁，“武乙与古公亶父年代亦相值，则《易》所记盖武乙亶父故事，所谓公即古公亶父欤？”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281页。

&esp;&esp;5这里的“古公亶父”，曾被认为是亶父的全称。也有学者认为，“古”是表示追溯的“当年”之意，“公亶父”是称呼，其中“公”又表示长者尊称，“亶父”是日常用的称呼。

&esp;&esp;6益卦之“用凶事，无咎，有孚”。

&esp;&esp;7也许他们本是同一个部族，只是后来的古文字用了两种写法而已。

&esp;&esp;8尹盛平：《西周史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1页。

&esp;&esp;9西晋时期，有人盗掘战国魏王墓，挖出了很多竹简，当时的学者释读和整理了这些竹简，定名为《竹书纪年》，但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此书失传，只有被唐宋著作引用过的一些句子保留了下来。

&esp;&esp;10《史记》等传世史书写作“太丁”，“文丁”是甲骨卜辞的写法。

&esp;&esp;11但在春秋时期，黄帝的传说被制造出来之后，任姓和姬姓都被列为黄帝之子。这可能是后世周人在抬高自己母系先祖的地位。见《国语o晋语四》：“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姑、假、依是也。”

&esp;&esp;12刘向《列女传》卷一：“大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中女也。王季娶为妃。大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法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圣，大任教之，以

&esp;&esp;一而识百，卒为周宗。君子谓大任为能胎教。”

&esp;&esp;13来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商周年表》。参见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第630页。

&esp;&esp;14董作宾：《殷历谱》，（台北）“中研院”影印本，1964年。

&esp;&esp;周文王地窖里的秘密

&esp;&esp;上古时代的历史人物的家宅，极少有机会被发掘到，或者即使发掘到了，也缺乏相应的记载。比如，殷墟发掘了很多宫殿基址，但我们无法确定商王们到底居住在哪座建筑。即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我们也无法指认他们住在遗址建筑的哪间殿堂。

&esp;&esp;只有周文王是特例。1976年，他居住的宅院被完整地发掘了出来，而且有甲骨卜辞为证。这座宅院不仅展示了周族首领的生活空间，还隐藏着文王的惊天秘密：和诸神共谋的翦商事业。

&esp;&esp;让我们从青年时代的文王开始。

&esp;&esp;文王是纣王的姑父？

&esp;&esp;渭河上喧嚣了起来，很多条小木船被系在河中，上面铺有木板，一座浮桥就这样搭了起来。青年族长周昌，后来的周文王，带领着族人在渭河边迎接从东方远道而来的新娘，隆重地宣扬这场婚姻带来的荣耀。新娘来自姒姓的莘国，后人称为“大姒”。

&esp;&esp;《诗经o大明》曰：“文王初载，天作之合。”这是上帝（天）亲自撮合的婚事，而这位来自大国的女子简直就像是天帝的妹妹：“大邦有子，何天之妹。”文王晚年创作的《易经》有两个卦的爻辞出现了“帝乙归妹”，意思是时任商王帝乙（纣王之父）下嫁了妹妹：“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按照这种说法，文王成了帝乙的妹夫，纣王的姑父。

&esp;&esp;不过，这显然不是事实，因为姒姓并非商朝王族，更不可能是商王帝乙的妹妹，估计周人自己也不会当真。那么，大姒的莘国在何处？有旧说是今陕西省合阳县，但未必成立，因为合阳县和周原都在渭河北岸，往返不需要渡过渭河。莘国应当和挚国类似，也在河南地区，新娘的车队从豫西古道驶向关中，然后向北渡过渭河，才抵达周原。

&esp;&esp;莘国姒姓，据说是夏王室后裔。这个小国似乎以女子著称。商代开国君王商汤的夫人出自莘国，再后来，周昌被商纣王囚禁，臣僚们为营救主公，搜罗各种名贵礼物进献商纣，其中就“有莘氏美女”。也许正是文王的夫人出自莘国，才引发了后来各种附会的历史创作。

&esp;&esp;和文王母亲的挚国相比，莘国的知名度更高一点。这也是周族势力上升的体现，它已经是西土一个颇有前途的新兴小邦国。莘国嫁来的有姐妹两个，所谓“缴女维莘“缓”，连续、不止一个之意。周昌还暗中怀疑，好像姐姐的衣服不如妹妹高级：“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易经》归妹卦六五）妹妹可能嫁给了周族另一个重要人物召公爽。召公责的年龄比周昌小，在周昌晚年以及武王的灭商事业中，作用非常重要，他的头衔是“太保”，意为“国君的监护人”。

&esp;&esp;商周时代，职位多是世袭。召公爽的父亲可能辅佐过少年周昌，才使自己的家族得到了“太保”的殊荣。正如前文所述，周昌童年丧父，过早地登上了族长之位，2应当有长者替他管理周族事务，召氏家族的可能性很大。

&esp;&esp;召公家族虽也是姬姓，但和周昌家族似乎没有太近的亲缘，至少史书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3武乙王时期的卜辞经常出现讨伐“刀方”的记载，陈梦家认为刀即是“召”，4本书推测，“刀方”可能是召公所属的召部族，他们因遭受来自商人的沉重打击，侥幸残存的成员（如召公爽的祖父辈）后来投靠了周族。这位没能进入史书的召公爽之父，这里可以暂时称其为“召祖”。

&esp;&esp;召氏有和商人长期作战的经验，召祖也比较熟悉商朝的情况，并辅佐少年周昌直到成年。周昌的婚事很可能也是召祖奔走操办的，还顺便给自己的儿子、后来的召公爽娶了一位莘国公主。周昌因此又和召公责成了连襟。

&esp;&esp;《易经》归妹卦显示，妹妹的嫁妆似乎更丰厚。也许是因为她在娘家更受宠爱，也许是因为召祖在周族“辅政”多年，女方家族更重视这位实权人物。来自东方的新娘也造成了召公爽家族的某种商化，比如，他或者他的孩子就有名“辛”的，而用生日的天干作为名字是商人的习俗。5

&esp;&esp;结婚后的周昌很快便开始“亲政”，新一代周族人的历史就此开启。

&esp;&esp;和父亲季历相比，周昌的夫妻生活要幸福得多。这部分是因为周族上层已逐步商化，族长家也阔绰起来，有了体面的大宅院，族长夫人已不用再把猪圈当厕所。

&esp;&esp;周昌这一代的首领和东方贵族的交流已经没有大的障碍。他以多子著称，有所谓“文王百子”之说。仅他和大姒生下的儿子就有十个左右，此外，还可能有几个庶出的儿子，但没有任何女儿的信息。

&esp;&esp;商王帝乙可能在位二十六年，6然后由儿子帝辛继任，这便是末代商王纣。他名为“受”，也称“辛受”。“纣”可能是后世周人给他的贬义称呼。

&esp;&esp;这一次商王更迭时，周昌大概三十岁稍多，而周族人最重要的工作仍是为商朝征战和捕俘。从《易经》的一些内容来看，周昌年轻时经常带领族人远征羌戎部落，积累了很多捕俘经验。不过随着儿子们逐渐长大，周昌开始脱离征战厮杀，由长子伯邑考和次子周发（后来的武王）更多地承担军事工作。

&esp;&esp;伯邑考后来死于殷都，在史书中，他的信息很少。文王诸子都是单字名，比如，武王叫发，周公叫旦，只有伯邑考的名字比较奇怪。其实，这背后有很多隐情。

&esp;&esp;他原名应该叫邑。“伯”，表示他是嫡长子，这是周人的家族排行用语（伯仲叔季）；“考二意为父亲，但伯邑考没有后嗣，实是后世周王室祭祀时对他的尊称。从这个不同寻常的称呼也可以看出来，他本应是周昌的继承人。

&esp;&esp;《诗经o大明》曰：“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j这里，长子（周邑）的名字被隐去，且暗示死在了外地（维行），二弟周发这才成为周族继承人。伯邑考之死是商周关系的重要转折，让文王的翦商决心从此不可动摇。

&esp;&esp;文王是何时萌生翦商之意的，已经无法确定，但至少在他有机会去往商都之前，对商朝的认识肯定非常模糊，应该不会有明确的计划。最早开启文王想象力的，是占卜。

&esp;&esp;当儿子们能够替自己分担一些工作后，周昌便开始研究占卜、祭祀、通灵等巫术。他这方面的兴趣，最初可能来自占算捕猎羌戎的方法，诸如在何时或何地设伏。甲骨占卜技术的起源很早，从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开始，华北地区就已经流行用牛或羊的肩胛骨占卜吉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周昌开始进入危险的禁区。

&esp;&esp;甲骨占卜的表面原理是观察骨头或龟甲上烧烫出的裂纹（兆纹），解读吉凶；但其深层原理却是通灵，即向某些特定的神灵询问神意。比如，商王会向历代先王或上帝提问，然后神的解答会表现在骨头的裂纹上。而比商王地位低的人，无权请教高级神灵，只能求助于低级的鬼神，比如自家先祖或本地土地神，乃至家里的灶神等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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