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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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第2页）

&esp;&esp;在周人活动区，最大的河流是渭河，他们虽曾在其上“造舟为梁”（用船架设浮桥），但黄河的水量更大，也更宽，造设浮桥并不现实。《易经》六十四卦中有十卦的卦爻辞出现“利涉大川”或“不利涉大川”，可见文王一直在研究渡河的时机与方法。最后两卦即济和未济的爻辞中还有“曳其轮”的描述，说的就是马车渡河的场景。而这很可能来源于商人的经验。

&esp;&esp;文王曾经往返于周原和殷都，也曾追随纣王的军队出征南土，应当见过商人军队渡黄河的景象。当时的船还比较小，难以运输马车，所以，即济卦初九爻辞中的“曳其轮”可能是指：先把木材捆绑在车上，然后把马匹拴在后面，让马车像木筏一样漂渡过河；而“濡其尾”说的是车马渡河和马尾浸泡在水里的场景。即济卦的上六爻和未济卦的上九爻还有“濡其首”的描述，应该说的也是马在渡河。

&esp;&esp;除了用舟筏或涉水渡河，文王可能还考虑过另一种可能性：趁冬季黄河结冰时过河。坤卦初六爻曰：“履霜，坚冰至。”但在文王的时代，气候还比较湿热，黄河下游河段不太可能会结冰，即便有结冰，怕是也难以承受人马o因此，文王还曾考虑取道陕北，迈过结冰的黄河，然后穿越山西，远征殷都。

&esp;&esp;其二，周族的规模很小，仅凭自身是无力对抗庞大的商王朝的，所以，它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军。

&esp;&esp;《易经》的蹇卦和解卦成对，内容皆与派使者联络西南的盟友有关。蹇卦的卦辞有“利西南，不利东北”，解卦的卦辞则有“利西南”。以周原为坐标，殷都在东北方，而西南方（今陕西汉中、甘肃陇西及四川地区）则有大量土著部族，是文王重点争取的目标。所以，坤卦的卦辞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到后来周武王灭商时，盟军中确实有蜀、鬃、微、卢、彭和濮等西南部族。

&esp;&esp;此外，关于东北和西南前途的比较，皆出现在上述三卦的卦辞而非爻辞中，说明这个问题在文王心中格外重要。

&esp;&esp;其三，一个关键的军事策略：“利建侯。”“

&esp;&esp;“侯”的甲骨文字形像哨所望楼里面有一支箭，它有两层意思：一是军队派出的侦察哨；二是为王朝担任戍卫任务的侯国，所谓“诸侯”。在《易经》中，“建侯”应是第一层意思：豫卦的卦辞是“利建侯行师”，“建侯”和“行师”连用，显然是指在行军的时候派出侦察斥候。

&esp;&esp;文王还曾经观察和学习商人的战争技术，比如师卦，记录的主要是文王随纣王南征夷人的内容，其中，初六爻的“师出以律”，说的就是军队出征要有严格的纪律。这是商朝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而周人以前只有部落规模的战斗，所以在壮大势力的过程中，必须学习商朝的军队编组和管理。

&esp;&esp;其四，文王试图把商人的铸铜技术引进周原。

&esp;&esp;《易经》的蒙卦记录的是文王在殷都和商朝上层的交往，其中，六三爻曰：“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金夫”，可能指的就是铸铜技师，所以这句爻辞的意思是说，文王要亲自去见这位技师，倘若不表现得谦和一点，就无法获得利益。可见，文王在殷都的诸如此类活动对周族的成长壮大皆有重要作用。

&esp;&esp;飞鸟是敌人

&esp;&esp;在《易经》中，还曾经数次出现关于鸟类的记载，且内容都有些诡异。

&esp;&esp;比如，小过卦：

&esp;&esp;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esp;&esp;初六：飞鸟以凶。

&esp;&esp;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esp;&esp;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esp;&esp;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esp;&esp;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音。

&esp;&esp;其中，小过卦日：“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大意是说，祭祀，占卜结果有利。可以做小事，不可以做大事。飞鸟会向其传送声音。不宜向上，宜向下，大吉。

&esp;&esp;初六爻的“飞鸟以凶”是说飞鸟带来坏运气；六五爻的“公弋，取彼在穴”是说用“弋”（系着丝线的箭）射鸟，鸟进入了“穴”中，但还是被“公”（文王）找到了；上六爻的“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管”i?则是说，没有遇到，错过了，而遇到飞鸟乃凶险之兆。

&esp;&esp;文王对于“飞鸟”的奇怪态度，应该和商族人对鸟的崇拜有关。“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认为，鸟是商族的保护神，为上帝传递消息的信使，所以在甲骨卜辞的记载中，商王经常用牲畜及人牲向“鸟”献祭。而这显然会让心存翦商之念的文王产生疑心和恐慌，把飞鸟视作凶险的信号，所谓“飞鸟遗之音”，即是担心鸟类会察觉到自己的谋逆行为，并用某种方式传递给商纣王。

&esp;&esp;既然飞鸟会是商王的耳目和帮凶，周昌就要采取禳解法术，比如，射猎飞鸟。除了上文的“公弋，取彼在穴”，《易经》中还有好几处用弓箭射鸟的记载。解卦上六爻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意思是说，公在高高的城墙上射隼，成功猎获，一切均顺利。“公”是周人的词，《易经》中的“公”显然是指文王本人或周族先君。而“射隼”颇有巫术色彩，因为隼是小型猛禽，没有食用价值，一般不会是捕猎对象。文王从未试图塑造过自己的勇武形象，一直强调的是文德，这从他自定的尊号“文王”就可见一斑。所以，这种在高墙上射隼的表演，很可能是一种用巫术对抗魔法的行为，目的是祛除“飞鸟以凶”的超自然力量。

&esp;&esp;“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的“用”字也颇有意义，这里或可译为“用这种法术&ot;。倘若没有这个“用”字，这句爻辞就是一个叙事和陈述句，但有了“用”字，它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记录，还含有记载巫术的施用方法和功效之意。

&esp;&esp;另一个和鸟有关的是旅卦，其爻辞记录的主要是旅行中发生的各种怪异事件，比如，旅舍遭遇火灾，童仆逃走，携带的钱财失而复得。其中，六五爻曰：“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前两句容易理解，说的是射猎野鸡，射丢了一支箭，但末句的“终以誉命”则非常难以解释。雉是野鸡，属于常见猎物，射雉而丢失一矢也是常见之事，但下一爻（上九）就不一样了：“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眺。丧牛于易。凶。”如前文所述，“丧牛于易”是关于商朝先君王亥的著名故事，而且在历代商王祭祀王亥的甲骨卜辞中，“亥”字的造型中都有一只鸟。由此可见，王亥身上很可能有某些鸟神的元素，而“鸟焚其巢”正和王亥的悲剧相呼应：旅人先笑，而后号啕大哭，似乎是王亥被杀于易地的悲剧片段。

&esp;&esp;要而言之，这些卦爻辞后面隐藏的，应该是文王试图寻找祛除“飞鸟以凶”的法术，以给商朝造成致命一击的思虑。

&esp;&esp;明夷卦中的箕子

&esp;&esp;在《易经》中，明夷卦也和鸟有关。“明夷”的卦名难以理解，它的卦象是离卦在下，坤卦在上，即火在地下，类似“黎明前的黑暗”之意。卦辞很简单:“明夷，利艰贞。”是指明夷卦适合占算艰难的情况。比如，明朝灭亡后，不甘做清朝臣民的黄宗羲就写了本《明夷待访录》，其字面意思大概是说，忍一忍，总会有转机的。

&esp;&esp;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esp;&esp;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esp;&esp;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esp;&esp;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esp;&esp;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esp;&esp;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人于地。

&esp;&esp;明夷卦内容非常隐晦，其中最诡异的内容在爻辞。

&esp;&esp;初九爻曰：“明夷于飞，垂其翼。”显然是某种鸟，“于飞”在《诗经》中出现过十多次，都是关于鸟的，有凤凰、黄鸟、鹭和鸿雁等。

&esp;&esp;六四爻曰：“人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这可能是说某种东西进入了鸟的左腹，可以获取它的心。不知道这是不是暗喻文王在商朝有内线，可以获得纣王的动态。

&esp;&esp;六五爻曰：“箕子之明夷，利贞。”看来，这好像是说箕子正是文王在商朝的内应。最初，周昌之所以能获准拜见纣王并进入殷都，正是因为箕子的批准。联系史书所载的箕子对纣王的不满和周昌的翦商目标有一定交集，或许早在周昌在殷都期间，两人就已经暗通款曲。

&esp;&esp;初九爻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j前面一句，还是用来隐喻商王朝的那只鸟，说它在飞，但翅膀已经无力挥动；后面两句，则意为君子（周昌或他的亲友）急着赶路，三天没吃饭，此行不顺利，主人很有怨言。这像是箕子从殷都发来的密信，“主人”代指商纣王，“三日不食”指传信人连续有三天没顾上吃饭。考虑到殷都到周原的里程不止三天，这里说的可能只是没吃上饭的时间。

&esp;&esp;九三爻中有“南狩”，记录的应该是周昌随纣王的某次南征，很可能箕子也参加了。

&esp;&esp;上六爻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这也像是关于鸟的内容。

&esp;&esp;总体来说，明夷卦各爻辞非常晦涩，越是和翦商事业密切相关的，就越是隐约其词。

&esp;&esp;在商朝上层，文王的内线应该不止箕子，如前文所述，可能还有苏妲己和王子武庚，但《易经》中并没有出现他们的名字，至少没有公然出现。这也可能是文王用了某种后人看不懂的隐语来指代。相比于箕子而言，苏妲己和武庚更需要保密。

&esp;&esp;从现代人的视角看，文王周昌为翦商而推演的“理论”，或许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esp;&esp;一，宗教的，即他对商人“上帝”概念的重新诠释和利用。文王的身份类似犹太教的摩西、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身兼部族政治首领与神意传达者两重职能。

&esp;&esp;二，巫术的，即他在《易经》里对商朝施展的各种诅咒、影射与禳解之术。在上古初民时代，这些行为往往和宗教混杂在一起，不易区分。

&esp;&esp;三，理性的，或者说世俗的，即各种“富国强兵”的策略和行师用兵的战术。

&esp;&esp;但这只是基于“现代”立场的分类，在上古时代，神权充斥人间，巫术杂糅知识，三者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线。如果己方和对方都相信神灵巫术可以改变现实，那它们就真的足以改变现实，而且在认知水平上，文王的周邦和纣王的商朝并没有本质差别，甚至商人对鬼神世界的沉迷程度还要超过周人。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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