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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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虽然是近臣，可是不通庶务怎么能当好主政官员？

【要说翰林，就不得不先说说科举了。】

【唐代开科举时有数十科之多，进士只是其中一科，考的是诗词歌赋和时务，为啥呢？因为进士的目的就是选拔适合充任皇帝文字处理，顾问建议职务的人。

说白了，就是招秘书。

问题在于，这不是普通人的秘书，而是皇帝的秘书！

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首长的秘书那就是相当于半个首长，即使地位比他们更高的人也要客气恭敬。进士于是成为科举中最显贵、最清闲、提拔最快的一科，很快压倒其他科，成为科举的代名词。

而且，由于进士这一科设置的原意是招秘书，所以不管是唐宋考诗词歌赋还是明清考八股，都不涉及实务，仅仅是道德文章。即使是八股中的策论，也属于“键政”一类的清谈。

因为进士考试内容和职务需求是相匹配的。】

【到了唐玄宗时期，又从这些进士出身的文学侍从中选拔优秀人才，来充任翰林学士，专掌内命由皇帝直接发出的极端机密的文件，如任免宰相、宣布讨伐令等。

由于翰林学士参与机要，有较大实权，所以当时号称“内相”。

从这个时候开始，宰相等高官的升迁便有了两种路径。

一个是传统的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浊流迁转路线，一个是翰林学士型快速超擢的清流迁转路线。

“不历州县不拟台省”这句话是唐玄宗时期的名相张九龄说的，但跟张九龄同时期的奸相李林甫就完全没有州县的基层从政经历，走的都是“太子中允”、“国子司业”、“御史中丞”这种典型的清流路线，然后以“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始宰相生涯。】

【到了明代也是延续着这两条路。】

朱棣心里有些明白问题在哪里了，这个锅……怎么着都得算在他头上吧……

其实他觉得他的大胖儿子天天带着内阁那些人处理政务也挺好的，毕竟他自己在治政方面的能力有些欠缺。

【先说清流。

内阁的定位一开始也只是词臣，如果说的更准确一点，就是广义上的“翰林学士”，是纯粹辅助皇帝履行“代王言”的职能。

朱元璋当初废除宰相设置这些大学士顾问的时候，明明白白说的就是“辅官”。大明朝廷的政治运转，等于是把传统的宰相权力进行拆分。在明廷中，最终决策权在皇帝、批红权下放给司礼监、六部有政策执行和方案粗拟之权，科道系统有封驳监察权。

这套制度下，皇帝成了实际上的掌舵人，内阁是出谋划策、整理文书的“师爷”，约等于我们今天的办公厅、秘书室、侍从室之类的机构。

所谓的阁老、内阁大学士，本质上还是“学士”，是词臣，是皇帝的政治秘书。

所以你们看，内阁的最开始的出身是和翰林一样的，他们都是一家人，弘治、万历两朝曾两次修《明会典》，就直接把内阁放在翰林院的下属。】

朱元璋狠狠点头，简直说到他心坎上了！

他心里就是这么打算废除宰相，瓜分宰相职责的。不然成天弄这么个“副皇帝”在身边，想变成权臣还不是轻而易举？

【而因为内阁这样的出身，所以它的选拔方式也是偏向于翰林院那种“做题家”的方式。

要先考中进士，才能取得入场券，更高级、更清贵的，那要属庶吉士。

庶吉士的选拔被称为“馆选”，一般是在进士科的第二和第三甲中进行选拔。一甲只有三人，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个人不用选，直接会被授予翰林修撰、编修的职务。

二三甲的进士想要参加馆选的，要在观政一个月内，向礼部呈交自己平时所作的诗、赋、论、策共十五篇。

礼部在审阅之后，会将这些作品进行编号整理，这一过程不会暴露考生姓名，然后交给翰林院。

翰林院在查阅之后，觉得可以就可以按号择人，然后再由礼部与内阁出题对考生进行考核，本次答卷的水平如果和先前送上来的文章水平相近，就算是通过了预选。

庶吉士的管理和考核非常严格，平时会有馆课，每月还有两次阁试。馆课就是日常的课业，由馆师每日检查督促。

阁试相当于月考，题目由内阁大学士所出，成绩要进行登记造册。在三年之后，庶吉士学成，就算是毕业了，称为“散馆”，之后就要给他们授职。

庶吉士们在毕业之后，会根据历次阁试的成绩定等，表现优异的就可以留在翰林院供职，其余的也可以在京师担任给事和御史等科道职位。

由于庶吉士都是这样优中选优，所以也因此成为阁臣的重要来源，被称为“储相”。】

朱棣：“……好复杂”

朱高炽轻轻咳了一声，小声提醒道：“父皇，其实洪武时期就有庶吉士啊，皇爷爷选取一部分进士进入六部观政学习，这些人就是庶吉士。”

朱棣不高兴，瞪了他一眼道：“这个朕知道！”

他感慨的是后面发展出来这一套复杂的考察、选拔制度。而且听天幕的介绍，后来的这些庶吉士怎么只待在翰林院里，没有进入六部学习？

【而另一条对应的所谓浊流，那就是普通的那些进士、甚至举人，从七八品的小官开始做起，一点点的熬资历、迁转，从地方到中央，再从中央外放到地方做长官，主政一方，最后熬个二三十年，能进入到六部做个侍郎或尚书。

由于明朝前期内阁还没有那么大威势，宰相的权力一部分分给了六部尚书和侍郎，所以这一路，也可以看做是非常传统的“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一种变形。

于谦就是在外地做了十九年的地方官，天南海北跑了个遍，熬死了两任皇帝，才在土木堡之变前刚刚调回京城当兵部侍郎。】

【在内阁刚成立的时候，作为一个顾问性质的秘书团，是决不允许与外廷发生直接公文往来的，大九卿的文件也不会上报内阁决策。那时候的内阁，主要是按照皇帝的意愿提出意见，并报司礼监披红后抄发六科、再要求相关部门执行。

当然啦，内阁怎么可能甘心呢？

前面咱们梳理过有明一代，以皇帝为代表的“君权”和以内阁为代表的“相权”之间互相斗争的脉络。

其实文官就是铁板一块么？那必然不是啊！

前面提到的所谓“相权”，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而采用的一个名词。实际上，明朝的内阁从未在法理和国家制度上有过真正的“相权”。

天启朝的内阁首辅、东林党大佬叶向高就说过：“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皆上窃君上之威灵，下侵六曹之职掌，终以取祸。”

内阁虽然能够通过各种票拟、草拟诏敕的方式影响皇帝决策，但说到底它的权力始终需要依附皇权，甚至在六部等外廷官员看来，内阁一开始代表的是内廷，是皇权，是皇帝管理他们这些官员的另类“通政司”。

这种冲突一直到嘉靖时期，靠着夏言、严嵩连续两个强势的内阁首辅，终于是“东风压倒西风”，把内阁置于六部之上，内阁才开始逐渐具有威严性，直到张居正时代，到达人生巅峰。】

【这也代表着清流路线逐步胜出，完全压倒了传统的履历地方浊流。翰林出身的官员自然也是一路水涨船高，尤其庶吉士，成了第一等的“人上人”，傲视群雄，再也不是服侍皇帝的词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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