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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9章 汉纪五十二 孝献皇帝乙（第1页）

初平三年（公元年，壬申年）

春天，正月丁丑日，朝廷大赦天下。

董卓派牛辅带兵驻扎在陕县，牛辅又派校尉北地人李傕、张掖人郭汜、武威人张济，率领几万步兵和骑兵，在中牟把朱俊打得大败，接着在陈留、颍川各县烧杀抢掠，所到之处，几乎没留下一个活口。

话说荀淑有个孙子叫荀彧，从小就很有才名，何颙见到他，觉得他与众不同，说：“这可是能辅佐帝王成就大业的人才啊！”天下大乱后，荀彧对家乡的父老说：“颍川这地方，四面都能打仗，很容易遭战火，得赶紧离开。”但很多乡亲留恋故土，不愿意走，只有荀彧带着自己的宗族去投靠韩馥。可巧的是，那时候袁绍刚把韩馥的位子给抢了，袁绍用上宾的礼节招待荀彧。但荀彧觉得袁绍终究成不了大事，又听说曹操有雄才大略，就离开袁绍，投奔了曹操。曹操跟荀彧一聊，特别高兴，说：“你就是我的张良啊！”让荀彧当了奋武司马。那些留在颍川的乡亲，大多都被李傕、郭汜他们给杀了。

袁绍亲自出马抵御公孙瓒，双方在界桥以南二十里的地方干了一仗。公孙瓒有三万兵马，来势汹汹。袁绍让麹义带着八百精兵打先锋，又安排一千张强弩在两边掩护。公孙瓒看麹义兵少，就没当回事，直接派骑兵冲了过去。麹义的士兵都躲在盾牌下面，一动不动，等公孙瓒的骑兵到了跟前，不到十几步的时候，突然一起动攻击，喊杀声惊天动地，公孙瓒的军队被打得大败。袁绍这边斩杀了公孙瓒任命的冀州刺史严纲，还斩获了一千多敌人的级。袁绍的军队乘胜追击到界桥，公孙瓒收拢兵力回头再战，又被麹义打败，袁绍的军队一直打到公孙瓒的营地，拔掉了他的军旗，剩下的人都四散而逃。

之前，兖州刺史刘岱跟袁绍、公孙瓒都结盟了，袁绍把老婆孩子安置在刘岱那里，公孙瓒也派从事范方带骑兵去帮刘岱。公孙瓒打败袁绍的军队后，就告诉刘岱，让他把袁绍的老婆孩子送走，还另外吩咐范方：“要是刘岱不送走袁绍的家人，你就带兵回来！等我收拾了袁绍，就去收拾刘岱。”刘岱跟手下人商量，讨论了好几天都没个结果。后来听说东郡的程昱很有智谋，就把他找来问计。程昱说：“要是抛弃袁绍这个近在眼前的援助，而去指望公孙瓒那个远在天边的帮助，这就好比想请越国的人来救自己掉进水里的孩子，不现实啊。公孙瓒根本不是袁绍的对手，现在虽然打败了袁绍的军队，但最后肯定会被袁绍收拾。”刘岱听了程昱的话。范方带着骑兵往回走，还没到，公孙瓒就吃了败仗。

曹操的军队驻扎在顿丘，于毒等人去攻打东武阳。曹操却带兵往西进入山中，去攻打于毒他们的老巢。将领们都请求去救东武阳，曹操说：“要是敌人听说我们往西去打他们的老巢，肯定会回兵救援，东武阳的围困自然就解除了。就算他们不回兵，我们也能端了他们的老窝；而他们肯定没办法攻下东武阳。”于是就这么做了。于毒听说后，果然放弃攻打东武阳，往回赶。曹操就在内黄攻打眭固和匈奴的于夫罗，把他们都打得大败。

董卓让他弟弟董旻当左将军，侄子董璜当中军校尉，都掌管军事大权，董家的宗族亲戚在朝廷里到处都是。董卓侍妾怀里抱着的孩子都被封侯，还赏给他们金印紫绶。董卓的车马服饰都仿照皇帝的规格，还随意召唤三公府，尚书以下的官员都得亲自到董卓的府上汇报事情。董卓还在郿县修了个大堡垒，高和厚都有七丈，里面储存的粮食够吃三十年，他自己还说：“要是能成就大业，就能雄霸天下；要是不成，守着这个地方也能安度晚年。”董卓这人杀人不眨眼，将领们要是说话不小心说错了，当场就被杀掉，搞得大家都没法好好生活。

司徒王允和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尚书杨瓒一起密谋杀掉董卓。中郎将吕布，骑马射箭很厉害，力气也特别大，董卓知道自己对人无礼，平时出行都让吕布保护自己，还特别信任他，跟他誓结为父子。但董卓这人性格暴躁又狭隘，有一次吕布稍微让董卓不满意了，董卓直接拔出手戟朝吕布扔过去，吕布身手敏捷躲开了，然后赶紧赔礼道歉，董卓这才消气。从这以后，吕布心里就暗暗记恨董卓。后来董卓又让吕布看守内室，吕布却和董卓的婢女私通，心里越不安。王允平时对吕布挺好，吕布见到王允，就跟他说了董卓差点杀了自己的事，王允就趁机把诛杀董卓的计划告诉了吕布，让他当内应。吕布说：“可我和他有父子情分啊！”王允说：“你本来就姓吕，和他又没有血缘关系。现在保命都来不及，还谈什么父子情？他朝你扔手戟的时候，有父子情吗！”吕布就答应了。

夏天，四月丁巳日，皇帝生病刚好，在未央殿举行大会。董卓穿着朝服，坐着车进宫，一路上两边都布置了士兵，从军营一直排到宫殿，左边是步兵，右边是骑兵，围得严严实实，还让吕布等人在前后护卫。王允让士孙瑞亲自写了诏书交给吕布，吕布让同郡的骑都尉李肃，带着秦谊、陈卫等十几个勇士，假装成卫士，守在北掖门里面，等着董卓。董卓一进门，李肃就用戟刺他，可董卓里面穿着铠甲，没刺进去，只伤到了他的胳膊，董卓从车上摔了下来，回头大喊：“吕布在哪儿？”吕布说：“奉诏讨伐你这个贼臣！”董卓大骂：“你这个没用的狗东西，竟敢这样！”吕布立刻拿着矛刺向董卓，还催促士兵把董卓给杀了。主簿田仪和董卓的家奴跑过去扑到董卓的尸体上，吕布又把他们也杀了，一共杀了三个人。吕布马上从怀里拿出诏书，对将士们说：“诏书只说讨伐董卓，其他人一概不追究。”将士们都规规矩矩地站着，大声喊万岁。老百姓都在大街上唱歌跳舞庆祝，长安城里的男男女女都把自己的珠宝玉石、衣服拿去卖了，买酒买肉庆祝，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人。董卓的弟弟董旻、侄子董璜等董家老小，都在郿县被董卓的部下砍杀射死。董卓的尸体被扔在集市上示众。当时天气开始热起来，董卓又胖，身上的油脂流了一地，看守尸体的小吏做了个大灯芯，插在董卓的肚脐里点着，一直亮到天亮，就这样烧了好几天。袁家的门生把董家的尸体收集起来，烧成灰，撒在路上。董卓的堡垒里有两三万斤金子，八九万斤银子，各种绸缎、奇珍异宝堆得像小山一样。之后，朝廷让王允总领尚书事务，任命吕布为奋威将军，持符节，礼仪待遇和三司一样，封温侯，两人一起执掌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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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死的时候，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正好在王允那儿，听到这个消息，忍不住惊叹了一声。王允一下子就火了，大声呵斥他：“董卓是国家的大奸臣，差点就把汉朝给搞灭亡了。你身为朝廷大臣，应该和大家一样痛恨他，可你却念着他对你的那点私情，反而为他难过，这不是和他一起造反吗！”当场就把蔡邕抓起来交给廷尉治罪。蔡邕赶紧谢罪说：“我虽然不怎么忠诚，但古今的大道理，我耳朵听得多了，嘴巴也经常讲，怎么会背叛国家去向着董卓呢！我愿意受脸上刺字、砍脚的刑罚，只求能继续写完汉朝的历史。”很多士大夫都同情蔡邕，想救他，可都没成功。太尉马日磾对王允说：“蔡邕是难得一见的大才子，对汉朝的事情了解得很多，应该让他接着写完后史，这可是一代的大典啊；而且他犯的罪其实不算严重。杀了他，恐怕会让大家失望吧！”王允说：“以前汉武帝没杀司马迁，结果司马迁写了诽谤朝廷的书流传后世。现在国家正处在衰落的时候，到处都是战乱，不能让奸佞之臣在年幼的皇帝身边执笔，这样既对皇帝的圣德没好处，还会让我们这些人被他嘲讽议论。”马日磾退出来后，对别人说：“王允恐怕要绝后了吧！好人是国家的纲纪，史书的编修是国家的大典；破坏纲纪，废弃大典，他能长久吗！”最后蔡邕就死在了监狱里。

评价

这段关于初平三年（公元年）的历史记载，生动展现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政权动荡的关键转折期，其中诸多事件和人物选择至今仍具深刻的历史启示意义，可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现代视角的评价：

乱世中的生存智慧与战略抉择

荀彧的远见与“跳槽”逻辑：荀彧早年预判颍川“四战之地”的风险，力劝乡人迁徙，在袁绍势力鼎盛时却选择转投曹操，体现了越时代的战略眼光。他的决策基于对“雄主”本质的判断——袁绍虽强却“终不能定大业”，而曹操的“雄略”更符合乱世中统一秩序的需求。这种“择主而事”的逻辑，打破了传统地域、身份的束缚，本质是对“治理能力”的理性选择，类似现代职场中对“平台潜力”的评估。

刘岱的摇摆与程昱的清醒：兖州刺史刘岱在袁绍与公孙瓒之间的犹豫，折射出弱小势力在强权夹缝中的生存困境。程昱以“假人于越以救溺子”的比喻点破本质——依附远弱而弃近强，是舍本逐末。这一决策不仅避免了兖州的覆灭，更揭示了乱世中“实力对比”远比“盟约道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类似现代国际政治中“地缘利益优先”的逻辑。

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与正义的复杂性

董卓之死：暴力循环的开端：董卓的倒台是民心所向——其“车服僭拟天子”“虐杀无度”的暴政，早已突破君臣伦理的底线，百姓“歌舞于道”的反应，印证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朴素正义观。但诛杀董卓的过程依赖吕布的背叛（“私于傅婢”“掷戟之怨”），本质是权力集团内部的暴力清算，而非制度性的纠错。这种“以暴制暴”的模式，为后续李傕、郭汜之乱埋下伏笔，揭示了“缺乏规则的权力斗争只会制造新的混乱”。

蔡邕之死：道德洁癖与文化灾难的冲突：蔡邕因“惊叹”董卓之死而被王允处死，是典型的“政治正确压倒专业价值”的案例。王允以“防佞臣讪议”为由拒绝赦免，本质是将个人道德判断凌驾于文化传承之上——蔡邕的史学价值（“续成汉史”）与他对董卓的“私恩”本可分离，却被简化为“忠奸对立”。马日磾“灭纪废典，其能久乎”的感叹，恰是对这种短视的批判：一个政权若容不下专业人才的“灰色地带”，终将因文化断裂而失去根基。

军事与政治的互动：细节决定成败

界桥之战：战术创新的价值：袁绍与公孙瓒的界桥之战，麹义以“八百精兵+千张强弩”大破三万骑兵，关键在于利用地形（伏楯不动）、把握时机（十数步内同），打破了“骑兵无敌”的固有认知。这印证了“以少胜多”的核心在于“针对性战术设计”，而非单纯兵力对比，类似现代战争中“不对称作战”的思维。

曹操的“围魏救赵”：逆向思维的应用：曹操在东武阳被攻时，不救反而直捣敌军本屯，利用“敌军回援”的心理破解围困，展现了对“主动权”的精准把握。这种“跳出局部看全局”的思维，在资源有限的乱世中尤为重要——不被眼前危机牵着走，而是通过调动对手实现破局，体现了顶级军事家的战略定力。

历史的启示：秩序崩塌与重建的阵痛

初平三年的核心矛盾，是旧秩序（东汉皇权）崩溃后，新秩序（割据势力）尚未形成的“真空期”。董卓的暴政、吕布的背叛、王允的偏执、荀彧的选择，本质都是不同群体在“规则失效”后的生存策略：有人追逐暴力（李傕、郭汜），有人依附强者（刘岱），有人赌定未来（荀彧），有人固守道德（王允）。

这段历史的现代意义在于：乱世的本质是“价值体系的重构”，个体或群体的命运不仅取决于实力，更取决于对“趋势”的判断——是被旧秩序的惯性裹挟，还是主动参与新秩序的塑造。而最终胜出者（如曹操、荀彧），往往是既能认清现实的残酷，又未完全抛弃底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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