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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小科普（第2页）

因为造纸术的不成熟，要推进法治，那么种多少竹子做竹简都不够用的。其他麻烦就不需要多说了，任何一件技术细节都是拦路虎。

就好像一张纸上几乎全是黑，有人问哪里黑，那就没法回答了。总之，到处都是，揪住某一项没有意义。

朝廷（包括魏吴蜀都是，蜀国情况稍好也是人治的因素）对于地方上的事务，管得很少，就说最简单的：没有足够的“公务员”去办事！

为了维持稳定，只能依靠地方大族去处理那些麻烦。为了打仗，一切以稳定和大局为主。

第2点，估计就会有人看不懂了。

先说先军主义财政，顾名思义，就是一切以打仗为主。收税的目的，就是为了打仗，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收税就没有什么固定章程可言，能多收就多收。

这就导致传统的编户齐民，收自耕农税收的模式变得很不稳定。换言之，就是因为一郡一县的户口变化太大，传统模式已经没什么好折腾的了。

所以，朝廷筹措战争物资，偏向于屯田收集军粮，世家大户上供（为打仗出人出力），以及盐铁等生活必需品专卖等等。

什么自耕农税率10%，什么县吏去农户家收税之类的，嗯，这种想象的情况与现实相去甚远。

换言之，孱弱的地方管理机构，没那么多闲工夫去折腾这些破事，那是明清小地主时代场景。

因为三国后期和西晋初期，时而战乱，时而又相对安定，所以国家对于战争的需求时而紧张，时而又松弛，这就导致三国乃至西晋，在财政改革方面屡屡受挫。

想松没法松下来，一直紧绷着又很难受。

所以这就导致几十年间社会层面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远远低于后来的隋唐。

第3点有些意思。

三国后期乃至西晋，说世家大户夺权成功，这个应该争议不大。传统势力宦官和外戚，都已经退场了，没有掌握大权。蜀国那个畸形的体质就不去深究了，有其历史特殊性。

曹魏九品中正制后，世家上位再无阻碍，司马家作为世家大族建立西晋，便是标志之一。

东吴那边情况虽然不一样，但是世家大族垄断政治资源和决策权，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并没有什么好说的，有意思的是后面一句：世家大族虽然已经夺权，但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夺权。

他们这些人，依旧是“赌客”的思维，而不是赌场的思维。

所以看西晋历史，会有一种浓厚的割裂感。一方面世家大族掌控了权力，一方面，他们又互相倾轧你死我活。

以至于把赌场弄关门破产了。

一直到东晋的时候，这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才相对成熟，熟练的玩起了类似周天子诸侯的那种稳定模式。

所以东晋是老登的时代，而三国后期乃至西晋则是疯癫离奇，和不断探索新玩法的过渡期。

有些读者的评论我看了，有的可能是同行在阴阳，有的只是不太了解这个时代。

总之我都不想反驳，争个对错没有意思。

对社会背景，历史背景深入了解后，同一件事就会有不同的结论。站在不同的楼层上，看到的可能是不同的风景，虽然风景本身就摆在那里，只是观察角度的不同而已。

今天就科普到这里，后面几个问题下次再说。

;先说一下以后的更新时间，改在中午12点，毕竟凌晨这个更新时间太阴间了。

然后做一点点小科普，虽然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是在努力克制说废话的**，也就是避免与读者争论对错输赢。

魏晋交替的时代，这是一个怎样的世道呢？我想通过以下几点来说：

1、完全人治，不存在丝毫法治要素的政治环境。

2、先军主义模式的财政与编户齐民传统税收之间的来回摇摆。

3、已然夺权成功的世家，及未意识到自己已经夺权成功的穷折腾。

4、商品经济的极度萎缩与庄园生产效率极度提升之间的魔幻错位。

5、名望优先，精神堕落，趋炎附势的整体社会氛围。

我一条条来说，不一定在这篇说完。

第1点很好理解，不过还是要具体展开说说。

在这个时代，因为生产力和战乱的关系，法治的成本极高！高到什么程度呢，无法想象。

因为造纸术的不成熟，要推进法治，那么种多少竹子做竹简都不够用的。其他麻烦就不需要多说了，任何一件技术细节都是拦路虎。

就好像一张纸上几乎全是黑，有人问哪里黑，那就没法回答了。总之，到处都是，揪住某一项没有意义。

朝廷（包括魏吴蜀都是，蜀国情况稍好也是人治的因素）对于地方上的事务，管得很少，就说最简单的：没有足够的“公务员”去办事！

为了维持稳定，只能依靠地方大族去处理那些麻烦。为了打仗，一切以稳定和大局为主。

第2点，估计就会有人看不懂了。

先说先军主义财政，顾名思义，就是一切以打仗为主。收税的目的，就是为了打仗，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收税就没有什么固定章程可言，能多收就多收。

这就导致传统的编户齐民，收自耕农税收的模式变得很不稳定。换言之，就是因为一郡一县的户口变化太大，传统模式已经没什么好折腾的了。

所以，朝廷筹措战争物资，偏向于屯田收集军粮，世家大户上供（为打仗出人出力），以及盐铁等生活必需品专卖等等。

什么自耕农税率10%，什么县吏去农户家收税之类的，嗯，这种想象的情况与现实相去甚远。

换言之，孱弱的地方管理机构，没那么多闲工夫去折腾这些破事，那是明清小地主时代场景。

因为三国后期和西晋初期，时而战乱，时而又相对安定，所以国家对于战争的需求时而紧张，时而又松弛，这就导致三国乃至西晋，在财政改革方面屡屡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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