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成为末代皇帝(秦淮上春山)_第26章革命激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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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革命激荡2（第1页）

1906年至1911年期间，湖北成立了大量的革命小团体，有日知会、天锡会、安郡公益社、神州学社、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等。

当时在各地新军中推广的革命活动，最有成效的便是武汉革命党人，其中最大的革命团体便是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是由科学补习社、日知会、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等革命小团体演变而来，社长为蒋翊武。该社成立不久后就拥有会员约三千人。因不满同盟会总部只顾在华南边境发动起义，1907年秋，一些原籍长江中上游的同盟会员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共进会。1908年10月，孙武、焦达峰等人回国，在汉口秘密设立机关并发展组织，1910年冬，便拥有会员两千余人。

1911年初，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袖进行了秘密会谈，商量起义事宜，确定文学社社长蒋翊[yi]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为临时总司令部。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宣传教育下，1911年秋，一万七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有近三分之一都参加了革命组织，另外，武汉周边各县，革命党人还联络一批会党、农民、士兵和学生。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将在1903年推行“新政”时开始兴建的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这些铁路是由招商局集商股成立的铁路公司所有，但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获取列强的支持，它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出卖给列强。清政府这种行为引起了全国公愤，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保路运动。保路运动最先在湖南兴起，长沙、株洲等地相继爆发游行示威活动，随后保路风潮在湖北、广东、四川也蔓延开来，以四川最为激烈。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会上确立“破约保路”的宗旨，并通电全国，斥责清政府的卖国行为。会后还派人到全省各地宣传，通知各州县成立分会，保路同志会很快发展到全川142个州县，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就有10万人成为会员。

保路运动的迅速发展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下令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张澜等人，消息传出后，参与保路运动的数千名请愿的民众涌向督院街督署院内向总督请愿，但赵尔丰命军警开枪射击请愿民众，造成数十人死亡。“成都血案”爆发后，和平的保路运动开始转为武装斗争，成都附近的同志军开始围攻成都，其他各地的同志军也相继起义。清政府得知成都被围以及各地起义的消息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协助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同时，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湖北新军被调入川，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机会。

大批湖北新军入川后，清军在湖北防御力减弱，湖北革命党人便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武昌发动起义。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并决定请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主持起义大计。9月24日，起义领导机关举办联席会议，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由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总理为刘公，刘尧澄、彭楚藩等人为军事筹备员，并决定于10月6日（农历中秋节）发动起义。同日，南湖炮队党人暴动未果，湖北当局有所察觉，遂下令收缴新军弹药，增加市面军警力量加紧盘查，并决定让新部队提前过中秋节，10月6日那天不放假。

9月28日，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由于准备不足，希望将起义时间延迟至10月16日，且黄兴、宋教仁未能赶到武汉，指挥部遂决定起义时间延期至10月16日，在湖南、湖北两省同时发难。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置炸药时不慎因其爆炸，机关暴露，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稿、旗帜、符信等全被俄国巡捕查抄，革命党人刘同等六人也被抓捕并被引渡至湖北当局。同日，蒋翊武自岳州赶回武昌，在小朝街机关部下达起义命令，决定当夜十二点城内外各营同时起义，以南湖炮队炮声为号。但小朝街机关当日就被清军警破坏，刘复基、彭楚藩等八人被捕，蒋翊武逃出城外，当晚又有多处党人机关被破坏，杨洪胜等四十余人被捕。

10月10日，湖广总督瑞澄下令杀害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并且当日又有十余名革命党人被捕，湖北当局下令军营官兵一概不得出营，并晓谕党人自首。在失去了指挥机关后，革命党人依然决定在当晚发动起义，商定以枪声为号。当晚，武昌城外清军混成协辎重营党人燃火发难。城内新军工程第八营的党人鸣枪起事（辎重营和工程营发难先后顺序有争议），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清军官兵，占领楚望台军械库。随后，城内外各标营党人集结楚望台，人数多达三千余人，原日知会员、队官吴兆麒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

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

;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同时命令已入城的炮八标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总督署发其轰炸，但进攻连连受挫。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攻击，终于突破清军防线，他们在督署放火指引炮兵轰炸督署，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治张彪仍在抵抗。经过反复进攻，督署和司令部终被攻破，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城都被起义军接管。

10月10日深夜，得知起义情况后，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的同盟会成员何子渊的六弟何贯中，与同寝室同学李济深等人，组织军校学生炸毁了学校附近的浏阳铁桥，阻断清军南下镇压起义的道路。10月11日，起义军将士在湖北咨议局建立革命军政府，他们认为军政府需要社会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出资号召，于是邀请咨议局议员和地方绅商举行会议，推举清朝二十一混成协（旅）的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同日，汉阳党人起义，占领汉阳全城，10月12日，汉口也为党人占领，至此，武汉三镇全部为革命军所控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猝不及防。湖广总督瑞澄谎报“地方安谧”，次日即奏报武昌失守，清廷内外震动。武昌起义的炮声彻底打破了清廷的幻想。消息传来，宫中一片大乱。摄政王急得团团转，隆裕太后整日以泪洗面，大臣们各怀心思，朝堂上乱成一锅粥。革命的火焰迅速蔓延，各省纷纷响应，清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我坐在龙椅上，看着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我虽年幼，却也明白，这个古老的王朝即将走向末路，而我这个皇帝，也即将成为历史的注脚。在我登基成为皇帝的这三年里，这陆续三次的重大革命起义，我虽无力改变局势，却像一个旁观者，见证了旧时代的落幕和新时代的曙光。我深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无法阻挡。

武昌起义爆发后，1911年10月12日，清廷做出反应，摄政王载沣紧急召集奕匡、那桐、徐世昌等重臣商议，初步决定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海军大臣萨镇冰率领水军赶赴湖北平叛。但荫昌并无实战经验，且北洋军实权仍在袁世凯旧部（如冯国璋、段祺瑞）手中，导致指挥失灵。10月15日，面对这一形势，湖北军政府决定，首先扫荡汉口敌军，然后向北推进，阻止清军南下。10月18日，双方投入战斗，汉口革命军进攻刘家庙，次日革命军占领刘家庙。此后，清军对刘家庙展开数次反攻，10月27日，清军收复刘家庙，革命军退守大智门一带。双方便在此互相胶着对峙。

朝廷得知双方军事胶着，新军竟无可奈何？对此清廷内部对是否起用袁世凯产生分歧。奕匡、那桐、徐世昌等力主启用袁世凯，认为其掌控北洋军，是唯一能镇压起义之人。载沣虽疑虑重重，但面对革命军迅速蔓延的压力，被迫于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却以“足疾未痊”为由拒绝，提出六大条件：1明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开放党禁4宽容武汉起事人员5授予前方军事全权6保证粮饷供给。这些条件实质是要夺取清廷军政大权，迫使载沣退位、奕匡内阁下台。清廷无奈妥协，摄政王载沣于10月27日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所有赴鄂军队；11月1日，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全面掌控清廷实权。

汉口保卫战期间（10月18日到11月27日），10月22日，湖南、陕西两省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同月内，江西、山西、云南也相继宣布独立。至此，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联成一块，山西、陕西两省联成一块，云南则在西南地区呼应，革命浪潮向华东和华南地区迅速扩展。此后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先后宣布独立，至11月27日四川宣布独立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复，处于清廷统治下仅剩清廷江南提督张勋镇守的南京。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南北对峙的局面就此形成。

在全面得到朝廷实权后，袁世凯以钦差大臣身份代替荫昌指挥清军作战。一面以武力攻占汉口、汉阳，威慑革命军；一面通过唐绍仪与南方谈判，提出君主立宪方案。革命军方面，黄兴于10月28日从上海赶赴武汉，抵达汉口督师，并在11月3日的拜将仪式上，被黎元洪代表军政府委以战时总司令，接手抵御清军的攻击。11月9日，黎元洪都督电起义各省派代表到汉会议，筹组临时政府。同时，黄兴致电袁世凯，呼吁袁世凯拥护共和。11月13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内阁总理。11月27日，汉阳被清军攻陷，革命军退守武昌。持续41日的阳夏保卫战，双方死亡人数超过五千人，其中，革命军阵亡将士四千两百人。由于革命军坚持共和，且南方各省革命势力不容小觑纷纷宣布独立后已经和中央形成南北对峙。孙中山回国后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虽然在袁世凯带领的清军下收复了汉口重镇，但双方在武力试探较量下袁世凯转而选择施压清廷。

武昌起义初期，袁世凯试图以“平叛”换取清廷信任，甚至托人转告亲信：“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望唐绍仪与梁士诒协作，重

;启政治改革。”但随着局势发展，他意识到清廷已无挽救可能，转而利用北洋军的实力与革命军谈判，意图通过“南北议和”实现自身权力最大化。

袁世凯最初主张君主立宪，认为这是维护中国统一、避免列强干涉的唯一路径。他对《泰晤士报》记者称：“若消灭清廷，中国必内乱，列强将瓜分。”但革命军的坚决态度与孙中山的归国打破了平衡。袁世凯权衡利弊后，选择与革命党合作，逼迫清帝退位，换取自己出任总统。他对北洋将领靳云鹏坦言：“不想背上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但现实利益迫使他放弃君主制。袁世凯在确定南北和谈成立君主立宪政体不可行之后，深思熟虑后决定利用和谈扩大自身最大权利。他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央集权。

通过控制军事：北洋军始终听命于他，成为其权力根基。在外交上交好各国，争取列强支持（如英国公使朱尔典）提升自身地位。对待不同派别分化革命党：通过汪精卫等妥协派施压孙中山，迫使其让出总统职位。在舆论操纵上宣称自己是“维持秩序”的唯一人选，塑造不可替代的形象。

袁世凯的崛起是清廷腐朽与革命党不成熟的产物。他的政治野心既源于传统官僚对权力的追逐，也反映了晚清转型期的制度真空。尽管他以和平方式终结帝制，但其后续复辟帝制的行为暴露了权力欲望的膨胀，最终导致军阀混战。这一过程揭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制度转型与个人野心的复杂交织，以及传统政治逻辑对现代民主的阻碍。

夜幕深沉，袁世凯府邸的书房里灯火摇曳。袁世凯坐在太师椅上，眉头紧锁，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一旁的杨度神色凝重，静静地等待着袁世凯开口。

“皙子，”袁世凯打破了沉默，“这大清的局势，如今是愈发艰难了。南方革命军势头正猛，咱们虽手握重兵，可也不能不顾及天下悠悠之口啊。”

杨度微微点头，说道：“大人所言极是。南方孙文领导的革命党，倡导民主共和，顺应了不少民心。不过咱们手中的北洋军，仍是这局势中的关键。只是此刻，进，怕激起全国公愤；退，又心有不甘呐。”

提到孙文，袁世凯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孙文……此人素有大志，四处奔走宣扬革命，蛊惑了不少人。但他太过理想化，以为靠那些民主共和的理论就能治理好偌大一个中国？哼，太天真。可不得不承认，他在海外华人还有国内一些激进青年里，威望颇高。”

杨度沉思片刻，缓缓道：“大人，依我看，如今僵持下去对咱们并无益处。和南方接触谈判，或许是当下最有利的选择。一来可以避免生灵涂炭，落下骂名；二来也能借机试探孙文他们的底线，为大人谋得最大利益。”

袁世凯摸了摸胡须，心中暗暗赞同杨度的话。他站起身，在书房里来回踱步，思索良久后说道：“皙子，你说得在理。只是这谈判，必须得谨慎行事。咱们先放出和谈的风声，看看南方的反应。”

几天后，袁世凯派了心腹秘密前往南方，向革命军传达和谈的意向。南方革命党内部经过一番激烈讨论，最终决定与袁世凯进行谈判。

在南京临时政府那略显简陋却又处处透着新气象的办公室里，孙中山端坐在桌前，手中正审阅着一份文件。这时，秘书前来通报，袁世凯的心腹幕僚杨度约见。孙中山微微一怔，旋即放下手中文件，眼中闪过一丝思索，“他是袁世凯的幕僚吧？”思索片刻后，便和秘书说道:那就告诉他明日上午10点在明孝陵相见。

次日于上午9点杨度踏入明孝陵墓道，目光迅速扫过四周，最终落在孙中山身上，微微拱手，“孙先生，久仰大名。”孙中山转身，微笑着回礼，“杨先生不辞辛劳远道而来，想必是有要事相商。”

两人日常寒暄后，杨度也不兜圈子，直言道：“孙先生，如今南北对峙，清廷摇摇欲坠，战火纷飞，百姓苦不堪言呐。”孙中山神色凝重，微微点头，“我亦深知这局势严峻，所以才一心想要推翻清廷，建立共和，还百姓一个太平盛世。”杨度接着说道：“清廷如今确实气数将尽，袁大人手握重兵，也不愿看到生灵涂炭。只是他对皇室还有几分念旧，不想逼得太急。”孙中山轻轻皱眉，“帝制腐朽，早已不合时宜，清帝退位是大势所趋。但我也并非不通情理之人，若能和平解决，避免流血冲突，自然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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