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春来晚(吹尽狂沙)_第663章被同学的父亲惦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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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3章被同学的父亲惦记了（第2页）

刘正茂没有接话。他只是轻轻地、更用力地扶了扶老人家的手臂。

话还没说完，院子外又传来汽车引擎声。这次是辆老式的嘎斯卡车，声音更沉，震得窗户纸嗡嗡响。车停稳，两个身影一前一后跳下车，背上都扛着鼓鼓囊囊的被窝卷。熊启勇走在前头。他颧骨凸起，眼窝微微凹陷。右眼的眼睑永远半阖着，那块蒙眼的纱布已经取了，换成一只深色玻璃镜片的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沉静，没有躲闪，也没有怨艾。

刘捷跟在他身后。他的左腿明显吃不上力，走路时身体微微向左倾，每迈一步，右腿都要用力把整个身子带过去。他把大部分重量压在那根临时找来的木棍上，木棍触地时出笃、笃的闷响。

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办公室，被窝卷从肩上卸下来，搁在门边的地上。熊启勇

直起腰，环顾四周，目光最后落在刘正茂身上。

“刘队长。”

他开口，声音不高，却稳稳的。

刘正茂看着他，又看着他身后的刘捷，看着那根被手掌磨得光滑的木棍，看着那只深色镜片后面沉默的眼。

他没有说“辛苦了”，也没有说“欢迎”。

他只是点了点头。那个点头很轻，幅度很小。熊启勇看见了。他

的眼眶忽然有些红。他把脸别过去，用力眨了眨眼，再转过来时，已经恢复如常。

办公室里忽然安静下来。谷永金、陆文君、陈小颜、谷娭毑、谷永霞，还有靠在窗边一直没出声的谷薇，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这五个从彩云省边境归来的年轻人身上。

他们都带着行李。他们都曾经以为，此生也许再也回不来。刘正茂正要开口说“我们去知青点”，院子里又响起自行车铃铛声。

那铃声清脆，急促，带着赶路人特有的焦急。刘英推着一辆半旧的飞鸽牌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用碎花布包着的小包袱。她满头是汗，脸颊被太阳晒得通红，几缕碎汗湿了贴在额角。她身后跟着一个中年男人。男人穿一件蓝色工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即使赶了远路、汗湿了领口，也没有解开。他面容清瘦，眉头微微锁着，眼里有一种常年在工厂人特有的、习惯性的疲惫和审慎。

他把自行车支好，抬头望向办公室门口那一群站着的人。他的目光掠过谷永金、陆文君、陈小颜，掠过熊启勇和刘捷身上那份明显不属于农家的沉默与克制，掠过谷娭毑花白的头和谷薇搁在窗台上的手。最后，他的目光落在那个站在众人中间、刚刚从办公室里迎出来的年轻人身上。

他没有立刻开口。他只是静静地望着刘正茂，那目光里有许多难以言明的东西。

刘英是昨天下午得到刘正茂那句准话的。

当时她站在刘家院子角落里，夕阳从西边斜斜地落下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根细线，轻轻搭在王兰脚边。王兰握着她的手，刘正茂站在几步开外，说“你先在这里住下来”，“工作的事我帮你安排”，“别想太多”。那九个字像九颗温热的石子，一颗一颗投进她二十年来从不敢奢望的深潭里，涟漪一圈一圈荡开，荡到今夜无眠，荡到今天早晨她坐上那辆开往樟木大队的班车时，胸口还在微微烫。

她回家取生活用品。

继母得知她要走，破天荒露出几分笑意——不是舍不得，是终于可以腾出那间朝北的小屋，给自己的亲生儿子住了。那屋子不足八平米，一张木板床、一个旧衣柜就挤得转不开身，窗户正对着隔壁单元的厨房，常年飘着油腻的炊烟，纱窗上凝着一层擦不掉的黄。刘英在这里住了十二年。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从继母进门到她生下两个弟弟，从父亲偶尔还护着她到后来也不再吭声。十二年的光阴，像墙上那层被油烟熏黄的旧报纸，揭也揭不干净，撕也撕不完整。

继母的动作很快。等刘英父亲傍晚下班回来时，刘英那个用了多年旅行袋已经塞满了，鼓鼓囊囊地立在门边，像一尊沉默的雕像。拉链没有完全拉上，露出一角叠得整整齐齐的蓝布衫，那是她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外衣。继母正站在厨房门口择菜，听见门响，头也没抬，只是淡淡说了句“英英要去乡下了，东西我都帮她收好了。”

刘英父亲站在门口，手里还提着那个从厂里带回来的旧公文包，包带已经被磨得起了毛边。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他其实不想让女儿下放。

他原打算找电厂劳资科的老科长通融通融，让刘英进厂办的家属工厂做临时工。活儿是辛苦些，磨电机转子，整天满手油污，可那毕竟是城市户口，不用背井离乡，不用去那不知深浅的乡下讨生活。他欠这个女儿的太多了，从她出生的那一刻就欠下了。他想还，哪怕还一点点也好。

可继母不愿意。继母想得很远。她知道丈夫在老科长那里的人情簿上还有几分薄面，可这人情是有限的，用一分薄一分，用完了就再也没有了。如果现在把这人情用在刘英身上，让她进家属工厂做临时工，那等几年后她自己的两个儿子长大了，想进电厂时，这张脸还到哪里去刷？这人情还到哪里去借？

她不能开口说“我不让”。她只是沉默，只是叹气，只是在刘英父亲面前反复念叨“家里开销太大”、“两个儿子以后怎么办”、“老科长年纪大了明年可能退”。她不说反对，她只是让刘英父亲自己从那些沉默和叹息里，读出她不说的那句话。

刘英父亲读懂了。他没有争。他争了十二年。从刘英母亲去世时他坚持要把女儿带在身边，到继母进门后他试图在两张床之间维持某种平衡，再到女儿初中毕业那年他偷偷去老科长家送了两瓶酒一条烟，又被继母追回来。十二年，他争了无数次，每一次都输。输给继母的眼泪，输给自己日渐稀薄的勇气，输给那句“你难道要让这个家散了才甘心”。

他累了。今天早晨，他请了半天假。

他穿上那件洗得白的蓝色工装，对着门后那面巴掌大的镜子，把风纪扣扣得严严整整。镜子里的人头已经花白，眼袋浮肿，眉宇间那点年轻时的英气早就被岁月磨平了。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身，拎起女儿那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

他想，这是他能给女儿的最后一点温暖了。把她送到地方，看看那里是穷是苦，看看她要住的房子漏不漏雨，看看她以后每天要走的路是泥巴还是石子。然后他回来，继续上班，继续沉默，继续在那个他已经渐渐陌生的家里，做那个越来越边缘的人。

樟木大队比他想的好。不，不只是好，是好到他有些不敢相信。

刘正茂家的房子是两层的水泥楼房，红砖勾着白缝，青瓦压得整整齐齐，玻璃窗户亮得能照见人影。院子里铺着平整的水泥地坪，几盆他叫不上名字的花草摆在廊下，叶子绿油油的，在六月的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谷娭毑站在那栋楼前，仰着头看了半天，喃喃地说“这是农村？这比城里好多人家都阔气多了。”

刘英父亲没有接话。他只是默默地、反复地打量着这栋房子，和房子里进进出出的人。

他在酒桌上不动声色地套话。先是刘子光，这后生喝了两杯酒话匣子就打开了，把樟木大队社员的年底分红、口粮标准、厂区工分制度倒豆子似的全倒了出来，说得眉飞色舞；他又试探袁洪刚，这个老知青话少，但每句都落在实处，说起刘正茂更是赞不绝口，说他“脑壳灵泛”、“办事稳当”、“从不亏待自己人”；序伢子更直接，指着门廊下那几盆花说

“这都是刘知青从城里带回来的品种，我们这里以前哪见过这个？”

刘英父亲听了一下午，听了一桌的话。

他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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