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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2章 货币与文明（第1页）

对于自己在大宋时代的历史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秦刚曾以“靖康之耻”为重要目标点

一则，算了距离靖康元年还有二十多年！这么长的时间，看看如今已初见成效的流求，还有南洋及北方九州基地，按照当时的“猥琐育”策略，秦刚相信，建立起一支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可以到时抵挡住北方女真的铁骑，甚至包括平定西夏、南收交趾等宋王朝一直未曾恢复的汉唐疆域，理应都不在话下！

再则，这些年来，如赵驷、宫十二这些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的死忠之士，对于赵宋皇朝取而代之的想法一直十分强烈。只是，身处于这个时代，秦刚更是深刻地理解，一个王朝的兴衰更迭，绝非简单的能者居之这么简单。龙椅上的皇帝，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此时所有阶层、势力以及内外各种力量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所以，昏君会有很多，亡国之君仍然需更多条件。

这也是在真实历史轨迹中，即使是昏庸无道的赵佶，伙同无法无天的北宋六贼，将整个大宋天下折腾得山河无色、家破人亡后，却依旧还能稳坐龙椅那么多年。若不是女真铁骑南下，将如锦似画的中原大地生灵涂炭，只怕这个无德无能之君，还真能在这个皇位之上善始善终。

实际上，经受过现代文明教育过的秦刚，并没有太强烈的要满足自己临朝称帝的私欲，而无脑地沿袭弊端横生的君主制。秦刚虽然认为自己足以做个开国明君，可他又如何保证世袭的后代中，不会再出现诸如秦二世胡亥、晋惠帝司马衷以及眼前的这个赵佶这样的不肖子孙呢？

当然，秦刚更清楚，来自现代国家文明中的各种民选政治、民主体制，同样也无法生搬硬套到眼前的大宋社会中。任何时代的政治体制，最终都是与此时的经济展、文化进步、社会阶层以及民智开化程度息息相关。

秦刚在流求能获得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变革成功，有着三个重要的基础条件其一是流求没有历史旧账，未曾受到传统皇权影响；其二流求地理封闭，各项改革都容易在一个全新的单一社会环境中试错并及时调整；其三便是得到了秦观等第一批开拓者的君子品行保障，同样成为难以逾越的宝贵政治资产。

要想把流求模式推向全天下，秦刚先得尝试让它们在东南各路小心推广。因此，眼下既不能与北方的朝廷彻底翻脸，更还得在杭州这里保留并举起尊崇太子赵茂的旗号！

秦刚需要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来慢慢消化并实现这些政治改革的推进成果。

比如，回到杭州之后，纵使有了吕惠卿等人尽心尽力地协助，秦刚仍然可以感觉到地方缙绅力量的制约作用。他们在事实上掌握了民间的舆论和法律，尤其在之前的京东东路，无论是想训练乡兵、征集粮草、购买物资等等，几乎都离不开缙绅阶层的态度与意见。而也是在那里有了他们的支持，才能在不动刀兵的前提下，悄无声息地和平接收了一路之地。

同样，在眼下未能触及的多数中原各路，更多的都是支持正统朝廷的缙绅。只有与流求相邻的东南几路，或者是被蔡京一党鱼肉荼毒得忍无可忍、或者是羡慕于流求那里蒸蒸日上的海贸丰利而动心不已，东南缙绅作出了最正确的选择，最终也支持着这几路的官吏投向了秦刚与太子这边。

从根本而言，地方缙绅力量往往更倾向于执行模糊的政治态度，不管谁掌握政治权力，只要不公开洗劫并消灭他们，他们甘愿为任何人效力。在之前的千百年历史中，强秦盛汉过去了，三国魏晋过去了，南北朝及隋唐也都过去了，不论谁做皇帝，他们永远都是地方资源的直接掌握者，永远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存在而奔走努力，只要是皇权，他们都愿意低头合作。

即使在外族入侵、山河沦丧时，那些中原缙绅，同样愿意低头接受女真人的统治，蒙古人的管理，缙绅永远不会有什么爱国情操！他们也不需要专一忠诚于哪个皇帝！

在大宋，唯一有所改变的，是出现了强大的士人阶层。

虽然因为经济条件，士人多出自于缙绅，又或者缙绅中多出士人。但士人因为深受儒家理念的熏陶，自诩为天下道义的掌握者与拥护者，他们这一群体甚至产生出近似于宗教式的理想追求与信念坚持。尤以关西张载的“横渠三句”为突出代表，士人阶层突破了缙绅阶层短浅的目光，将追求目标由小利转化为大义，更在面对外族入侵的关键时刻，大力宣扬并强调着民族气节与忠君爱国的思想。

秦刚来到大宋之后，他自身的成长，同样也在沿着士人成长路径前进读书、科举、为官、施政、义行天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是赵宋皇家最成功的政治投机，用这样的一句话，就把天下士人的利益与自己捆绑在一起，使得无数士人甘愿成为赵家家臣、皇宋鹰犬。

缙绅阶层可以“有奶便是娘”，士人阶层却能坚持“舍生而取义”！

因此，秦刚需要足够的时间，以经济变革来拉拢缙绅，以文化变革影响士人！

秦刚的经济变革分两大抓手货币行与海贸管控。

一开始，包括吕惠卿在内的多数人都不明白秦刚为何非要争夺大观新钱的铸钱业务。尤其是其中额外贴补铜料的高质量折十钱。在看到江南东路同样将铸钱业务转包给杭州后，更觉得秦刚此事费心不讨好——白白奉送了大笔钱息给了始作俑者的蔡京。

不过，秦刚却信心满满地说了句富有哲理的话“让利箭再飞一会儿！”

很快，嗅觉灵敏的官员现，秦刚之意非在铜钱，而是同为货币的四海钱引。

很简单的道理，面对蓬勃展的经济，折十钱虽然缓解了铜钱使用不方便的问题，但解决效果并不佳以一折十，数量与重量只是减少了有限的一点，真正动辄成千上万贯交易的商人，还是需要铜钱以外的货币。

而立足杭州的四海银行，因为参与南钱的铸造，一下子积累起了足够的金融信誉。如今天下商人都知道四海银行除了拥有充足的铜料，还在各地分行里，继续推行他独特的“金山银海”的担保实力。所以，当南钱逐渐占据市场主流后，四海银行的纸钞钱引，更是同步拥有了巨大的权威性。

纸币的模式就是这样，使用的人越多，它的币值就越坚挺！币值一旦坚挺，就不太会有人非要将它兑成现钱。

而只有吕惠卿等极少数核心的高级官员才能从秦刚这里获知到真正的背后数据大观元年仅仅才到七月，两浙、福建以及麻逸、象林四地的钱监已铸大观新钱六十万贯，几乎顶得上大宋历史上最高一年的铸币量。但是同时四海银行所行的四海钱引却已达到一百五十万贯。所以，若从账面计算，六十万贯新钱里大约有二十万贯是代北方钱监所铸，相当于白白赠送了朝廷约五万贯的铜料贴补，但四海银行行的一百五十万贯钱引，却相当于收回了纯纯一百五十万贯的钱息。

秦刚所言的那支离弦飞行的利箭，在穿越了一片扑朔迷离的迷雾之后，终于如他所言，“呯”地一声击中了最重要的目标。

而失去了铜钱作保证，蔡京在京城挑了几家钱庄推行的所谓大观钱引，竟然连京城钱庄的柜台都走不出去，除了他们自己，几乎没有外面的商人与店铺愿意使用。

此外，海贸看起来只是民间的行为。尤其是在东南各路，百姓只要能够筹足费用，购买或租到海船，再募齐出海的船员，就可来一场充满着财富诱惑的海贸之旅。本钱足够的，可以远下南洋甚至更远的西洋，本钱一般的，也可以跑跑高丽、倭国或流求路线，一样可以获取足够的海贸收益。

但是不要忘了，无论是造船、船员培训还是最终要保障海上安全的水师巡逻，这些海贸的核心资源，尽数掌握在了东南官府手里，这些同样也保证了海税的完税率远高于其他税赋，而其税收总量也毫无争议地排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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