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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三章崇祯四年新春（第2页）

“朕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朱由检望着热闹的街市，忽然问，“王承恩，你说这些百姓，真觉得日子变好了吗？”

王承恩想了想：“奴才不敢妄言。但看百姓脸上的笑容，比前两年是多了些。”

朱由检点点头，没再说话。

他们在街上逛了一个多时辰，看到米铺门前排着长队——那是朝廷设的“平价米”售卖点，每斗比市价低二十文；看到药铺门口挂着“御赐义诊”的牌子，太医署的医官正在为贫民义诊；看到几个衙役押着一辆粮车，车上插着“赈济孤老”的旗子……

这些都是朱由检年前下旨安排的。虽然杯水车薪，但至少是个姿态。

申时左右，他们来到西城砖塔胡同。这里住的大多是平民，房子低矮，街道狭窄，但家家户户门口都贴了春联、挂了红灯，透着浓浓的年味。

在一个小院门前，朱由检停住脚步。院里传来孩子的读书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王承恩低声道：“皇上，这就是您年前下旨设立的‘贫童义学’，收了三十多个孩子，都是附近穷苦人家的。”

朱由检透过门缝看去，见一个老秀才正摇头晃脑地教孩子们念《千字文》。孩子们虽然衣衫破旧，但坐得笔直，念得认真。

他没有进去打扰，悄悄离开了。

回宫的路上，朱由检忽然问：“王承恩，朕记得你是万历四十五年进的宫？”

“皇上记性好，正是那一年。”

“那一年……朕正好十岁。”朱由检望着远处宫墙的轮廓，“时间过得真快。”

王承恩不知皇帝为何感慨，不敢接话。

正月初三，朱由检在文华殿召见了新任的都察院左都御史**星、吏部尚书李长庚，专题商议“胥吏改革”。

这是李信在江南奏报中重点提出的问题。胥吏虽位卑，却是朝廷政令最终的执行者，他们若**，再好的政策也会变形。

“皇上，臣以为胥吏之弊，根源在三。”**星呈上奏疏，“一曰‘无恒俸’，胥吏薪俸微薄，甚至无俸，只能靠勒索百姓为生；二曰‘无出路’，胥吏世代相袭，不得科举，不得升迁，故无上进之心；三曰‘无监管’，胥吏虽受州县官管辖，但州县官多不谙实务，反受胥吏蒙蔽。”

李长庚补充：“更麻烦的是，胥吏多与地方豪强勾结，形成利益网络。朝廷清丈田亩，他们便少报豪强田数，多报小民田数；朝廷征税，他们便对豪强‘放水’，对小民‘严苛’。如此，新政反成害民之政。”

朱由检早有思考：“朕有三策。第一，定胥吏俸禄。凡州县衙门胥吏，按等差给俸，最低者月银一两，最高者五两，由朝廷专款拨付。”

“第二，开胥吏出路。设‘吏员考’，胥吏任职满五年、无过失者，可参加考试，合格者授‘从九品’吏目，优异者可升至八品、七品。更可入‘新政学堂’进修，学成后派往各地推行新政。”

“第三，严胥吏监管。各州县设‘新政监察所’，由都察院直接派驻御史，专司监察胥吏。凡有贪赃枉法者，严惩不贷；凡有政绩突出者，破格提拔。”

**星、李长庚对视一眼，都看出对方眼中的震撼。这三策若真推行，等于彻底改变了延续千年的胥吏制度。

“皇上，”李长庚谨慎道，“此策虽好，但牵动太大。全国胥吏何止十万，若定俸禄，年需增支数十万两；若开出路，必冲击科举正途；若设监察，恐与地方官员权责冲突……”

“所以要先试点。”朱由检道，“以江南为试点，李信为主持。若成，再推广全国；若不成，及时调整。”他顿了顿，“至于冲击科举……科举取士，本是为国选才。若胥吏中有才者，为何不能为国所用？僵化的制度，才是

;大敌。”

两人不敢再言，领旨告退。

正月初五，俗称“破五”，是商家开市的日子。朱由检特意下旨，命户部在京郊设“新春市集”，凡参与商户，免税三日。一时间，京城周边商贾云集，百姓也纷纷前去采买，热闹非凡。

同日，从江南传来消息：周道登于除夕夜病逝。临终前，他留下遗书，命子孙“顺应时势，配合新政”，并将周家部分田产捐出，用于扩建金陵新民学堂。

李信在奏报中评价：“周老临终醒悟，不失为识时务者。江南士绅见此，多有触动。”

朱由检批阅：“准其遗愿。周家若真心改过，可既往不咎。”

正月初十，年味渐淡。朝廷各衙门陆续开印办公，新的一年政务正式开始。

朱由检在乾清宫批阅堆积如山的奏章时，王承恩呈上一封密信。是郑芝龙从福建发来的，只有短短几句：“荷兰六艘新舰已抵巴达维亚，西班牙态度转硬。臣建议，三月前水师南下，先发制人。”

朱由检盯着这封信，沉思良久。

最终，他提起朱笔，写下八个字：

“备战待机，不可妄动。”

窗外的雪，又开始下了。

崇祯四年的春天，就在这风雪与希望交织中，缓缓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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