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解说(金毛月下绝杀猹)_第474章这等朝廷不反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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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4章这等朝廷不反如何（第2页）

他顿了顿，目光投向航海图“下西洋之举，不仅为扬威海外，亦为通有无，察异域。看来，对西洋诸国近世之变革，需多加留意。传旨，命日后下西洋船队，留心收集欧罗巴诸国之政经、军制、思想舆情，详细记录回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于内于外，皆当如是。”

姚广孝赞道“陛下圣明。以开放之心，察内外之变，方可持盈保泰。”

朱棣又将目光转回光幕关于清朝政策的描述，脸上露出毫不掩饰的鄙夷和冷意。

“圈地为牧，投人为奴，缉逃如猎……此非治国，实乃纵兵为匪，视民为畜！”朱棣的声音冰冷，“将已然出现的雇佣自由之工匠、佃农，重新打为贱籍奴仆，此确系开倒车无疑。满洲僻处一隅，不谙治道，只知劫掠奴役，以此立国，纵能逞凶一时，其国基必不正，民心必不服。所谓‘奴才思维’，正是其统治本质之暴露。以鞭挞驯服代替教化归心，以人身禁锢代替生业安堵，此乃最低等之统治术，与蒙元初入中原时之行径无异，甚至更为酷烈露骨。”

他看向太子朱高炽和户部尚书夏原吉“我大明断不可如此。江南机户、商贾，只要安分纳粮完税，便应保护其生业。至于雇工，自愿受雇，按值取酬，官府不必过多干涉，只需确保无欺行霸市、盘剥过甚即可。对佃农，需保障其永佃之权，严禁地主擅杀、私刑。此乃安定人心、繁荣市面之根本。农固为本，然工、商亦不可废。二者得当，则国用自足。”

夏原吉躬身道“臣谨记陛下教诲。然江南赋重，百姓已有不堪之言。或可于苏松等富庶之地，试行‘一条鞭法’之类，简化税则，减轻杂役，使民得专心生业，或可助长那‘萌芽’亦未可知。”

朱棣不置可否，但显然听进去了。他对经济事务的务实态度，因天幕的对比而更加明确。保护现有经济活力，避免清朝式的倒退，同时警惕可能动摇统治基础的新思想，并加强对外的了解，构成了他此刻的政策思路。他对“资本主义萌芽”本身并无清晰概念，但他本能地认识到，保护一种能带来财富和就业的经济活动形式，比毁灭它更符合朝廷利益。至于那种经济活动未来会导向何方，此刻的永乐皇帝，还无法预见，也无意深究。他关注的，是现实的统治稳固与国力强盛。

深宫，万历皇帝从宿醉中醒来，头痛欲裂。当值太监小心翼翼地禀报了天幕再现及内容概要。万历揉着太阳穴，不耐烦地听着，起初浑不在意，但当听到“苏州吴江施复……几十张织机……雇佣成百工人”、“市上牙行千百余家……商贾蜂攒蚁集”时，他昏沉的脑子稍微清醒了一些。

“这么热闹？”万历嘀咕道，“看来江南确实有钱。矿税……或许可以再想想办法？”他本能地联想到自己的小金库。光幕描述的江南商业繁荣，让他对征收更多商税、矿税的心思又活络起来。至于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他完全不懂，也不关心。

接着听到李贽的思想，什么“小政府”、“君王服务百姓”、“人人平等”、“男女平权”，万历嗤之以鼻，嘟囔道“疯子。该杀。”便不再留意。

然而，当听到清朝“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的描述，尤其是“妻孥丑者携去”、“旗下仆婢往往轻生”、“逃人三次绞，窝藏者斩”时，万历的酒意彻底醒了，一股凉气从脚底升起。

“这……这建奴，如此酷烈？”万历脸色白。他虽然怠政，虽然敛财，但自认对百姓还算“宽仁”，至少没有这样系统性地将百姓土地财产夺走，将人变为可随意处置的奴隶。他加征的“三饷”虽然逼得民不聊生，但那毕竟还打着“朝廷正用”的旗号，是税收（尽管是恶税），而非赤裸裸的抢劫和人身奴役。看到清朝的作为，他竟隐隐觉得，自己好像……还没那么坏？

这个认知让他心情复杂。一方面，有点莫名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则是更深的恐惧如果大明朝真的亡了，接替的就是这样的政权？他朱家的子孙，他治下的百姓，就要过这种日子？被夺走一切，变成奴才，动辄得咎，性命操于人手？

“主子……奴才……雷霆雨露都是天恩……”万历咀嚼着这些词，感到一阵恶心和窒息。他固然喜欢臣子恭顺，但将这种关系极端化、普遍化到如此地步，将所有人变成“奴才”，这皇帝当得，还有什么意思？岂不是也成了某种更大家长的“奴才头子”？而且，这样的江山，能坐得稳吗？百姓被逼到绝路，不会造反吗？

他想起各地频的民变，想起辽东越来越棘手的建州女真。如果……如果大明的百姓，将来也要面临“圈地”、“投充”的命运，那他们现在的反抗，是不是还算温和？

“张鲸！”万历忽然高声叫道。

“奴婢在。”

“去……去把最近关于辽东建州卫，还有陕西民变的奏报，再给朕拿来瞧瞧。”万历的声音有些虚弱，但带着一丝罕见的认真，“还有，江南今年丝绸、棉布的税课，也一并报来。”

他依然不想上朝，不想面对那群聒噪的大臣。但天幕描述的清朝景象，像一剂猛药，刺激了他麻木的神经。他需要重新评估一下，他身下的这个帝国，到底烂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如果真的烂到底，会面临怎样可怕的下场。或许，在彻底醉生梦死之前，他该稍微看一眼真实的危险。虽然，这点清醒能持续多久，无人知晓。

煤山之上，时空似乎再次与崇祯自缢的时刻重叠。朱由检看着光幕，脸上的表情已经近乎麻木，只有眼底深处，偶尔掠过一丝极其复杂、难以言喻的光芒。

“资本主义……萌芽？雇佣……成百工人？牙行千百余家？”崇祯低声重复。他知道江南富庶，知道苏州、松江的丝绸、棉布名扬天下，是朝廷重要的财源。但他一直视其为“未技”，是补充田赋的副业，从未想过，这种经济活动中，可能蕴含着一种新的、强大的力量，一种或许能改变国运的“萌芽”。他更不知道，这种“萌芽”需要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而他治下日益加重的横征暴敛、吏治腐败、战乱频仍，正在无情地摧残这“萌芽”。

“李贽……”崇祯念着这个名字。他知道这个人，被视为“异端”，着作被禁。但此刻，天幕将李贽的思想一条条列出，与他闻所未闻的两方思想家洛克并列，并称之为“思想解放潮流”，是可能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启蒙力量。这些思想，如此大胆，如此叛逆，如此……与他从小接受的圣贤教诲、与他竭力维护的纲常伦理格格不入。君王是服务百姓的？人人平等？男女平权？这简直是对他皇帝身份和整个统治秩序的彻底否定！

若在平时，他会震怒，会下令将传播此思想者凌迟。但此刻，他只是一个即将自缢的亡国之君。这些“异端邪说”，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大明都要亡了。

然而，当看到“1644年大清入关，这一切都随风而逝了”这句话时，崇祯的心脏，还是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下，骤然缩紧，然后是无边的空虚和剧痛。

随风而逝了。

不仅仅是他的大明江山，他的帝王尊严，他的性命。随风而逝的，还有江南市镇里那可能代表“未来”的勃勃生机，还有士人脑海中那可能点燃“启蒙”的星星之火。都被来自关外的铁蹄，无情地踏碎，掩埋。

然后，取而代之的，是“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是将自由民重新打为农奴，是将人格尊严彻底碾碎，是“雷霆雨露都是天恩”的奴才思维。

“哈哈……哈哈哈……”崇祯又笑了起来，笑声比哭还难听，“所以，朕守不住这江山，丢掉的不仅仅是大明，丢掉的……可能是华夏跳出三百年治乱循环的一次机会？朕丢掉的，是一个可能不一样的未来，换来的，是一个确凿无疑的、更黑暗的过去？！”

这认知带来的痛苦，甚至过了亡国本身。亡国，或许只是改朝换代，朱家失去天下。但天幕揭示的，是文明进程的可能转向被野蛮打断，是历史的一次开倒车。而他朱由检，恰好处在这个转折点上，并且，失败了。他不仅是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百姓，他甚至可能……对不起历史？

无边的罪恶感和无力感，几乎要将他吞噬。他想起自己登基时的雄心，想起十几年来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却处处碰壁，步步荆棘。他以为敌人是贪官，是流寇，是建奴。可现在天幕告诉他，敌人可能还有他无法理解的、历史进程的巨轮？而他，连同他试图挽救的大明，都成了这巨轮前进的绊脚石，最终被碾碎，而碾碎他们的人，又将历史车轮向后拖去？

“陛下……”王承恩哭着想扶他。

崇祯推开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望着东方渐白的天色，望着紫禁城巍峨的轮廓，喃喃道“走吧，都走吧。慈烺，慈炯，慈焕……找个地方躲起来，隐姓埋名，别再想什么复国，别再沾什么‘朱三太子’……就做个普通人，或许还能活着。这天下，这文明……太沉重，我们朱家……背不起了。”

“至于这未来是萌芽，还是奴才……都与朕无关了。朕，只要对这大明的列祖列宗，有个交代便是。”

他整理了一下身上破损的龙袍，将散乱的头捋了捋，向着紫禁城的方向，缓缓地，郑重地，最后一次，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然后，转身，向着那棵老槐树，决绝地走去。天幕上关于东西方变革的对比，关于萌芽与倒退的揭示，最终化为他个人悲剧尽头，一抹极度苍凉和讽刺的注脚。他或许至死也不完全理解“资本主义”和“启蒙”的真正含义，但他真切地感受到，他失去的，和他即将带来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沉重如山的命运。

不同的平行时空，不同的反应仍在继续。

大秦，咸阳宫。

秦始皇嬴政看罢，冷哼一声“奇技淫巧，聚众牟利，此商贾之末事，何足道哉？与英吉利之内战相提并论，更是荒谬。国之大者，在农在战。垦草莱，辟土地，蓄粮秣，强甲兵，方是正道。那李贽之言，无君无父，毁弃纲常，实乃乱国祸种，当焚其书，坑其徒，绝其苗裔。至于清之圈地投充，不过弱肉强食，草原旧习。其以严法束奴，使之不得逃，正是控驭之道。然其法过苛，反易激变。朕之法，赏罚分明，使民知所趋避，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则国富兵强，何须效其奴役之术？书同文，车同轨，行郡县，便是绝了地方豪强、富商大贾坐大割据之根。天下为一，法令出一，则无萌芽可生，无倒退可言，唯有大秦万世不移之秩序。”

他完全从强化中央集权、推行耕战政策的法家视角看待一切。工商业是末流，需要抑制；异端思想是毒草，必须铲除；清朝的政策是低级的掠夺，而他的政策是高级的、制度化的统治。他自信他的方法，能从根本上杜绝任何可能导致分裂或变革的因素。至于“资本主义萌芽”，在他眼中，大概与战国时的豪商无异，是需要打击的对象。

大汉，未央宫。

汉武帝刘彻的反应则更为激昂，也更具批判性。

“荒谬！荒谬至极！”刘彻拍案而起，指着光幕，“将江南几户织工、些许商贾之事，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与我大汉盐铁专营、均输平准之国家大政相比，孰轻孰重？与开边拓土、凿空西域之伟业相比，孰巨孰微？那李贽之言，悖逆伦常，固不足取。然清虏之行径，实乃禽兽之道！夺人田产，掠人妻女，逼人为奴，此与匈奴寇边、劫掠生口何异？甚至更为酷毒！匈奴掠人，尚多为驱使，清虏则欲永久奴役我华夏之民，毁我文明之基！”

他眼中燃烧着怒火“可见夷狄之祸，不仅在疆场，更在文明根髓！其不仅欲亡我之国，更欲灭我之种，毁我之文，将我华夏子民尽数化为其牧奴！此仇此恨，甚于匈奴百倍！卫青！霍去病！”

“臣在！”卫青、霍去病凛然应诺。

“给朕狠狠地打！往北打！往一切可能滋生此等蛮夷的地方打！不仅要打服，更要打怕，打得他们世世代代不敢南望！朕要犁庭扫穴，永绝此患！至于国内，盐铁之利，必须牢牢掌控在朝廷手中！商贸可通，然需以我为主，以国为重。富民强国，方是抵御一切外侮之根本！绝不能让那等‘圈地’、‘投充’的惨事，在我汉家土地上生！”

刘彻将清朝的倒退政策，视为比匈奴更严重的文明威胁。他的应对，是更猛烈的外部打击和更牢固的内部经济控制。他并不重视民间自的工商业“萌芽”，他相信强大的国家力量和国家资本，才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保障。这种思路，与后来清朝的“奴役”政策截然不同，但也未必能容得下“资本主义萌芽”的自由生长。

大唐，贞观年间。

李世民与群臣再次展开了深入讨论，这一次，焦点集中在经济政策、社会结构以及华夷统治的对比上。

“魏征，房乔，克明，你等观此天幕，于经济、教化、华夷之辨，可有新得？”李世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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